還記得你曾經解剖過洋娃娃嗎？
西方人通常喜歡說他們的哲學是身體和心靈分離的；而東方人則喜歡談身體和心靈合一。西方讚頌心靈但貶抑身體：心靈是崇高的、純潔的；身體是低賤的、骯髒的。至於兩者合一的東方，其實是以心當身，談心靈合一，直接將身體拭去。這些雖然都是老生常談的千古議題，是粗淺、武斷的通俗哲學，但卻長久困擾著所有的藝術家。
剛出生的嬰兒最先思考的，應該都是身體的問題，餓了、太冷、太熱、褲子溼了、身體哪個部位癢，全都可以用哭來解決，那是用身體表達和溝通的時期。然後，就像我們經常聽到父母對嬰兒所說的：叫爸爸！叫媽媽！這是耳朵！這是鼻子！眼睛！眼睛在哪裡…？頓時，學會了語言，身體也成了語言的一部份，語言取代了身體。我們開始遺忘身體，被教導不能在大庭廣眾前公開觸碰自己的身體，不能這樣…不能那樣…，直到我們把禁忌內化，我們稱之為禮儀，稱之為文化。
其實，電影差不多也是這麼誕生的。1896年，也就是《火車進站》的隔年，盧米埃兄弟在一部名為《洗澡》的短片中，就已出現裸露的畫面（可惜影片已遺失）。美國則在1908年出現第一部色情影片，只是第一個電影檢查委員會就在同一年成立。從此，關於身體的呈現只能拐彎抹角地以影射的方式被觸及，或偷偷摸摸的在地下電影裡進行。之後「電影語言」建立，絕大部份電影工作者挑戰的反而是電影文法，而不再是身體的禁忌了。事實上，一開始電影本來就是為了觀察人或動物的身體而誕生的，具有科學或經濟上的目的。所以裸露一方面在創作上是被禁止的，但是為了票房，它卻無所不在。身體幻化為誘人的造型與線條，與西方傳統繪畫裡的裸露並沒有太大的不同。那是亮麗、完美、自足的身體，沒有疾病、痛苦與死亡。Tod Browning的《怪胎》被禁演，只有Jean Rouch以民族誌名義拍攝的《癲狂仙師》才能被道德社會所容許。就像我們的國家，乩童血淋淋且狂亂的身體儀式，只能成為宗教節慶裡，不是表演的表演。
二次戰後，行動藝術與身體藝術的驚人發展，Otto Muehl、Gunter Brus、Valie Export以及隨後的Orlan與Marina Abramovic等人挑戰視覺與心理感官的表演，終於以痛苦扭曲的身體喚醒人類萎靡不振的靈魂。68學運之後的女性主義與性解放，則將人們對身體的認知與思想結合，互探雙向可能的極限。Diane Arbus、Nan Godin與Donigan Cumming…等人的攝影，直探身體的隱私與皮囊背後的靈魂。身體不再是絕對的禁忌，衣物遮蔽下的真實軀體（每個人都有權力決定，自己願意讓他人看到自己身體的部位），與身體的私密性（關於身體的特徵、功能、疾病與老化狀態）全都成了藝術家探險的禁區。
這就是為什麼早年從事行動藝術的陳界仁，會注意到視覺傳遞其實是跟身體有關，知道要讓一個僵化的靈魂重新思考，必須先喚醒他的身體，「招魂術」因此是一種以身體為餌的感知活動。Julien Samani的《遍體鱗傷》亦是如此，他的攝影機有著一股懾人的催眠力量，彷彿他的不安與神經質，透過血液傳導到雙手，再由雙手到攝影機。然後，巧妙地，我們的肉體感應到那股焦躁不安，頓悟了生命的脆弱與無奈。身體會感覺、會思考，還會記憶。沒錯！我們的身體就像電影影像鬼魂般的特質，需要你不時地去觸碰它、攪動它，它才有重新找回生命力的可能。
另一方面，電影語言的創新並不一定得是對文法的違逆。當Carmelo Bene以自己的身體去召喚民族的記憶，他的《土耳其人的聖母》成為語無倫次的影像饗宴。Stephen Dwoskin的《親親我的月亮》與Fernando Arrabal的《死亡萬歲》不也是因為身體對世界的記憶，讓他改變自己對世界的看法。Ulrike Ottinger的《怪誕佳人歐蘭朵》與松本俊夫的《薔薇的葬禮》對性別與身體辯證，更讓他們輕而易舉地擺脫傳統敘事的窠臼。
我們的世界逃避疾病與死亡，拒絕暴力與色情，每天關注的是減肥、生物科技、不老秘方、代理孕母、DNA與複製羊…。也許我們真能把身體的負面性忘得乾乾淨淨。但，你還記得小時候玩過一種遊戲嗎？把洋娃娃開腸剖肚，看看裡面是什麼？讓它斷頭斷腳？完美就有人照料、有人愛。但，如果它不夠完美呢？如果它就像我一樣不夠完美呢？於是，愛他就要破壞它，破壞它之後，再去愛它…。《小紅帽》、《小王子》、《愛莉絲夢遊仙境》…，這些我們心愛的童話，又有哪一個不是這麼寫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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