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審問的過程中，果然發現敵人還沒有發現黨的組織系統，因此就以【我是
負責宣傳部並不是負責組織部，並且大會後就碰到你們的破壞，沒有時間加以整頓和發展組織為理由，回絕了敵人的審問，敵人也以為是真的，沒有再追問下去。又發現了羅東支部沒有被敵人發覺，這個支部是第二次大會後才去建立的。沒有人知道，因此就設法通知盧新發注意這個問題，並且叫他把羅東兩個鬥爭責任歸在我身上，結果羅東支部只犧牲盧新發一人，其他人沒有被捕，被捕的也無是被釋放出來。
十二月底結束了警察的審問，1932年1月轉移到【南警察署】，開始接受檢察官的審問，但都是警察的審問的翻版，沒有發現新問題。
四月初被送入台北監獄，七，八月開始轉入【預審】，主要由預審判官審問。在預審中，除了複查事實以外，提出一大堆問題和我爭論，歪曲，誹謗馬克思主義。
總的來說，當時欲審判官對我的政策和態度，不是著重爭執計較一點一滴的事實問題，主要是如何來駁倒我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使我承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這就是敵人所謂的【思想善導】(思想教育)。
由於我對馬克思主義的惡意誹謗很氣憤，經不起敵人的侮辱，刺激，挑戰，又沒有警惕這是敵人的詭計，就興奮地與他們爭論，結果上了敵人的當，患了嚴重的神經衰弱和痔瘡，時達一年半以上。從這個時候起，思想開始起了變化，對自己的前途悲觀失望，自暴自棄，曾經想以【自殺】來解脫痛苦。}。(蘇新自傳，未歸的台共魂，蘇新自傳與文集，時報1993年出版)。
1932年．那一年蘇新先生二十五歲。
{到1933年底才結束了預審，公佈了【預審終結書】。1934年3月進入了最後【公判】的階段。這個【公判】除了判官穿上法衣，正是在法庭審問之外，都是以前審問的翻版，沒有新的問題，一切審問完畢後就是【求刑】和【判決】。
但是【判決】的兩天前，裁判長(宮原)認為我還沒有完全表示態度，通過典獄長交來一張條子，要我說明兩個問題。他所提的兩個問題是:
第一，你現在對馬克思主義的看法如何?
第二，你們今後的運動方針如何?我很明白他們的目的:
第一，他們要我們每一個人都【承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
第二，要我們每一個人【承認自己過去的行為的錯誤，而今後不再作任何
活動】。承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和聲明今後不再活動的就算【轉向】。敵人在判決前，需要判斷每一個人對這兩個問題的明確態度，以便作為【判決】和【今後如何對待】的標準。
我對這兩個問題的答覆很簡單:
第一:我現在還是相信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因為自己還沒有看到比馬克思主義更正確的理論:
第二:將來不想再做任何實際活動，所以沒有甚麼運動方針。這樣，我的第二個答覆就成為我的【轉向聲明】。這對敵人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收穫。
答覆這個問題時我的思想情況是充滿著矛盾的。一方面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另方面是對自己的前途悲觀失望，沒有勇氣向敵人鬥爭到底。}(蘇新自傳，未歸的台共魂，蘇新自傳與文集，時報1993年出版)。
蘇新先生在自傳裡並沒有提起太多的獄中生活。他特別說，因為是【思想犯】一般看守對他們比較客客氣些，而這些看守常來向他學習台灣話，他發現他們學習台灣話的課本有許多文法上的錯誤。於是，他就開始研究【台灣話文法】。首先寫了一本【英文新舊約聖經】和一本【羅馬字台灣話新舊約聖經】，【台灣話文法】和【台灣話研究】共一百多萬字。
因為專心於研究台灣話，其他的事情就不管了，對監獄教誨師的說教更加不理睬。教誨師【七七事變】後的第三天就為了試探他的思想情況而約談。
{教誨師問我:【你認為馬克思主義和佛教比起來怎麼樣?】因為他的話太露骨，就氣憤地對他說；【還是你們佛教差一些。馬克斯曾經說過: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可能是這樣。】他很不高興，轉移了題目:【支那人在蘆溝橋襲擊了日本軍隊，現在戰爭已經開始了，你對這次戰爭的看法如何?】由於感覺他這種問法有惡意的目的，就不管後果如何，氣憤地對他說:【你們佛教不是禁止殺生嗎?戰爭是不是殺生?那麼你們佛教徒應該首先起來反對戰爭。】他氣死了，【好，如果你遠永遠都是這樣，我們也有打算】。
過了兩天我就被關了起來。這叫做【監禁】，日本監獄中的所謂【監禁】是對違反【獄則】的犯人的一種處罰。一星期只許可你出來監房外五分鐘，吸收外面空氣，又不准你看書，呆著坐在六尺四方的房間。這樣足足被監禁了三年，又把身體搞垮了。}(蘇新自傳，未歸的台共魂，蘇新自傳與文集，時報1993年出版)。
1943年9月23日滿期出獄。他十七歲去日本，二十三歲回到台灣，但沒有回過家。二十五歲被捕，三十七歲出獄，足足二十年頭，才頭一次回到自己的家裡。回家時，母親與祖母，都已經過世了，四個叔父也死了兩個，【他們家裡生活很窮。我回憶了二十年來的事情，像從一場長夢醒來一樣。】。}(請參閱，蘇新自傳，未歸的台共魂，蘇新自傳與文集，時報1993年出版)。
葉芸芸女士在【二二八前後的蘇新】一文中說:
{關於蘇新的獄中生活，如今我們只能由第三者口中得知一，二。一位文化界的前輩這麼回憶他在1945年見到的蘇新:
當時蘇新就顯得消瘦，臉色不甚好，後來我才知道這是長期坐監獄造成的。蘇新告訴我，台灣共產黨裡面，他坐監的時間最長，前後達十二年之久。其間他受盡了折磨。他把手背伸出來給我看，我一看他的十個手指甲都沒有了。他說那是敵人最狠的一手，用竹籤釘進指甲，多次受了這種刑之後，指甲也就沒有了。台灣俗語說【指甲痛穿心】。他忍受了多大的痛苦才熬過了這十二年的鐵窗歲月啊?看著他的手，我不禁流下眼淚。但是他本人卻若無其事，說起了獄中的兩個收獲。第一個收獲是研究台灣話的語音，語法及其淵源，第二個收獲是學到了裱糊字畫的一套本領。他說他在被罰苦役當中學到的。其水平並不亞於市井的能工巧匠。平時從不誇耀自己的蘇新，很有自信地說過這件事，因此我印象很深刻。(未歸的台共魂，蘇新自傳與文集，時報1993年出版)。
而【老人】小說中說:
{自己的黨致力於人的思想改造，半個世紀了，始終沒有改掉掃廁所是低賤的觀念。文化大革命前，劉少奇煞費苦心地樹立了一個北京挑大糞的英雄時傳祥，一時帶動了中小學生搶挑糞桶的局面，那時工廠忙著製造小號糞桶，業務著實興旺了一陣子。然而隨著劉少奇變為【內奸】，【工賊】，這位英雄耿直過頭，不會隨風轉舵，結果被打成【糞霸】，推上車去遊街去。遊經燈市口時，老人正好撞見，見他怒目圓睜，一臉的怨氣，似乎不甘心挑糞的黃金時代這麼草草結束掉。
說起老人這個入茅廁而不聞其臭的功夫，也非一朝一夕斷練出來的。早在四十年代，他在台灣被日本人抓進監獄時，便開始體驗掃廁所與呼吸自由空氣的辯證
關係了。頭一年是幽閉，除了食物，最渴望的是陽光，而陽光是只有在早上端尿桶出去時才有幸見到的。那時，想到廁所就想到陽光，成了條件反射了。以後他被轉到大牢房，每天早上挑糞桶的工作也一直搶著幹，還自告奮勇代別的的囚犯掃廁所。屈指算算，他跟廁所所結下的緣分也說得上日久天長。}(老人，聯經出版，民國六十七年版，陳若曦)
出獄後，{在台灣的日本軍政府為了防止台灣人民的反抗公佈了准戒嚴令，不許五人以上的集會，對過去參加過革命的人和平素不大服從日本帝國主義的人，實行嚴格的監視。日本政府又在全國範圍內發佈了【預防監禁法】，對於嫌疑份子可隨時逮捕監禁。在這種情況下，想與過去的一些同志往來也很困難。當時在我所知到的範圍內，台灣共產黨已經完全不存在。日本共產黨也被破壞殆盡，從1931年台灣共產黨被破壞以後，日本共產黨也沒有再在台灣做過建黨工作。舊台共的同志之間，據說也很少往來，一則各人都想盡量避免猜疑；二則互不信任，特別是對過去的反對派那些人，互相間仍然繼續著宗派情節。因此，在這些人之間，也沒有聽過有再建黨的企圖。(蘇新自傳，未歸的台共魂，蘇新自傳與文集，時報1993年出版)。
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蘇新於5月23日逃往上海，7月13日抵達香港。並於1948年1月由謝雪紅女士，楊克煌先生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49年3月底入住北京中南海，與毛澤東成了鄰居。1950年周恩來擔任外交部長，任命蘇新先生擔任亞洲司日本科科長，但是因為謝雪紅反對而不成。 (請參閱，蘇新自傳，未歸的台共魂，蘇新自傳與文集，時報1993年出版)。
{此時，謝雪紅向中共檢舉蘇新是舊台共的【叛徒】。他雖然沒有因此被下獄，但從此他的任用問題受到限制，只能在廣播電台工作。而他是不是叛徒的問題，竟拖到1978年才得到解決。
蘇新的命運並不特殊，到大陸的台籍人士中，還有三十多位跟他有同樣的命運，潘欽信，蕭來福，石煥長，郭水煙，蔣時欽，王萬得，宋非我，林樑材，林殿烈，詹以昌，陳文彬.....等等，幾乎人人都有一個【叛徒】，【美帝特務】或【國民黨特務】的罪名，人人都有一段令人不忍的遭遇。(二二八前後的蘇新，葉芸芸，1992年重新校訂，未歸的台共魂，蘇新自傳與文集，時報1993年出版)。
而謝雪紅女士同樣也不好過。在【謝雪紅重要生平記事】裡說；
1949年6月15日參加新政協籌備會
1952年【台委會】整風運動中被批鬥。
1954年任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
1956年參加毛澤東主持的會議。
1957年10月考察廣東，福建。
1957年12月29日被打為右派。
1962年至1965年參加台盟的學習會。
1966年9月3日共有四次在永安里被抄家和批鬥。
1966年9月21日被掃地出門。搬去建國門外【頭道街】
1967年2月7日被迫搬去台盟遭軟禁。
........之後是一連串的被毆打，於1970年11月5日因肺腫瘤病逝於北京首創路的【隆福醫院】享年六十九。
1986年9月15日由【習仲勛】簽發平反，骨灰移至八寶山公寓。
(請參閱，我的半生記，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1997年出版，發行人；楊翠華)。
是甚麼原因呢?葉芸芸女士認為是:
{台共的組織關係雖然早就不復存在了。但是三十年前的紛爭卻一直延續著，並不曾隨著外在政治情勢環境的改變而平復，或改善絲毫舊日的人際關係，這無異是一場令人痛惜的人性悲劇。}(二二八前後的蘇新，葉芸芸，1992年重新校訂，未歸的台共魂，蘇新自傳與文集，時報1993年出版)。
喜安幸夫則直接了當說:
{中共所支援的台灣共產黨，其最終目的，乃是要建立台灣人民共和國，奉共產主義以爭取台灣的獨立，此點實為台共下場的最重要關鍵。抗戰勝利後，台灣成為中華民國台灣省，於是中共派遣了許多祕密工作人員前往台灣，以支援謝雪紅顛覆中華民國的工作，其目的為解放台灣。.....毛匪澤東就在1957年突然整肅謝雪紅，毛匪澤東所安上的罪名是【地方民族主義者】，由於謝雪紅在上海組織台共時所打出的口號為【台灣獨立】，因而有罪。}(喜安幸夫，日本統治台灣密史，武陵出版社，中華民國七十八年)
是這樣嗎?這不是今天探討蘇新先生在九份的過往的主題，改天再說吧。
不過關於【台灣獨立】這項綱領，蘇新先生有強烈的專文駁斥。
關於前三項，史明先生認為是:
{共產國際與共產主義並不把【台灣社會與台灣人】當成中國民族的一部分，而是單一，整體的【台灣民族】來看待。}。(台灣人四百年史，史明，蓬島文化公司1980年出版)
許世楷先生也說:
{其中引人注目的，是明確打出【建設台灣共和國】的口號。在過去的政治運動中，同化，自治，回歸中國等主張，大多隱藏台灣獨立的意向，明確地公開以台灣獨立為目標的團體，只有上海的台灣自治協會與台韓同志會，但都屬於左翼組織。其他團體即使揭示台灣獨立的目標，觀其言行，也只是將台灣獨立當作回歸中國的踏腳石。}(日本統治下的台灣，許世楷，玉山社2005年出版)。
陳佳宏先生的論述讚成說:
{這是日治時期唯一敢公然在島內明確提出台獨主張的政治組織。而且台共亦主張台灣的獨立運動不能只是單純的民族解放運動而已，還要是民主主義的革命。(引述字盧修一，[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台北前衛，1992年版，陳佳宏著，台灣獨立運動史，玉山社，2006年版)並且認為共產黨支持台獨的主張首次明載於1932年秋天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提案中。該提案內容在四年後或得毛澤東確認。}
1936年毛澤東與埃得加，斯諾(Edgar Snow)的對談如下:
問:【中國的當務之急是收復淪陷給日本帝國主義的全部領土，還是僅僅將日本驅逐出華北或長城以外的中國領土?
答:【中國的當務之急是收復我們全部的失地，而不只是保衛長城以南的主權。也就是說滿洲也必須收復。但不包括中國以前所屬的藩屬國朝鮮。不過一旦我門收復了中國的失地，重新建立起國家以後，如果朝鮮希望打碎日本帝國主義的鎖鏈，我們會向他們伸出熱情的手，幫助他們進行爭取獨立的鬥爭的。台灣亦如此。】(紅星照耀中國，美，埃德加，斯諾著，李方準，梁民譯，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而蘇新先生怎麼看待呢?
他說:
{關於舊台共(1928年-1931年)有兩個政治綱領。兩個政治綱領都規定台灣革命的性質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目的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台灣獨立】。
第一個綱領(即台共成立時的綱領)的提法是;
第一條;打倒總督專制政治，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第二條;台灣民族獨立萬歲.
第三條；建立台灣共和國。
第二個綱領(即1931年的新綱領)的提法是:
第一條；顛覆帝國主義統治，台灣獨立；
第七條；建立工農民主獨裁的蘇維埃政權；
第八條；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
.....現在作為當事人之一，我可以做些說明。......
這個綱領是第三國際，日共中央，中共中央都同意通過的而且實踐證明:【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台灣獨立】是最符合當年台灣各階層人民的要求，是當年台灣革命運動最廣泛的統一戰線的最集中的政治口號。這個口號，除了大地主，大資本家，漢奸以外，台灣的民族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工人，農民以及一般勞動者，都可以接受。
當時，所謂的獨立，當然是指【脫離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自己成為【獨立的國家】。當年第三國際領導下的任何殖民地的革命鬥爭都是採取這種方針的。
至於【獨立】以後，怎麼辦?
第一個綱領是提出【建立台灣共和國】。第二個綱領是提出【建立工農民主獨裁的蘇維埃政權】(此時大陸瑞金已經有中央蘇區)。其他，我們就很少去考慮了。因為我們是現實的革命者，而不是脫離實際的【幻想家】。當年，我們只能考慮到這一點，至於以後怎麼辦?那就要看全世界尤其是中國革命的發展來決定了。
後來，果然有人從另外的角度來分析當年舊台共的【獨立綱領】。認為，當時提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脫離日本的統治，是對的。但主張【台灣獨立】是不對的。意思是說，打倒帝國主義以後，台灣應該歸還中國。因此台灣本來就是中國的領土，只是由於打仗，敗給日本，台灣被日本奪去了，應該把日本打倒，再把台灣奪回來。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以後，台灣應不應該歸還中國，舊台共人並不是沒考慮過。問題是:台灣要歸還甚麼樣的中國?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這是革命，但革命以後，要建立什麼樣的政權，這才是重要的，是建立地主資產階級，還是建立工農政權?
當時，整個中國正由地主買辦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代理人蔣介石統治，中國人民正在進行【打倒國民黨】的人民革命戰爭。在那樣情況下，在台灣的共產黨人能提出【台灣歸還地主階級統治的舊中國】嗎?當時，舊台共只能提出【支持中國共產黨】(即擁護打倒蔣介石)，【擁護中國革命】。
至於台灣能不能歸還中國，甚麼時候歸還中國，那是中國革命成功以後的事情。但是思想上是有【台灣歸還中國的準備】。因此，建立政權時就考慮到採取和【中國蘇維埃政府】同樣的建制(第二個綱領)，這一點非常重要。
至於【台獨】人士利用舊台共的鋼領作為他的【台灣民族論】和【台獨】運動辯護，這是對歷史的歪曲。
...........
【台獨】各派有一個共同的，最大的錯誤，就是把國民黨人當作外的異民族侵略者，把大陸的人稱為【中國人】，【中國民族】，【中華民族】，把原來的台灣人稱為【台灣民族】，故意製造一種民族矛盾，把台灣的革命鬥爭說成是【反對外來侵略的民族獨立運動】。
如果，【台獨】僅僅是為了反對國民黨統治，即【反蔣】，那麼，為什麼不把國民黨人作為同一民族中的反動階級來加以打倒呢?
可見，當代各派【台獨】，雖然表面上都是標榜【反蔣】，其實都是為了【反中國】。}(關於台獨問題，1980年5月5日寫，未歸的台共魂，蘇新自傳與文集，時報1993年出版)。
就如同【老人】短篇小說裡的老台灣人，腦子裡全是如何【光復台灣，解放中國】的念頭，他不只反對台獨，雖然討厭國民黨的初期統治，但是還是認為【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省】。
1947蘇新先生以甦甡的筆名原載於【新新月刊】新年號的{【內地】與【內地人】}文章說；
{....日本人因為要使台灣人認為【台灣人】也是日本人(日本國民)，所以行政，警察，教育，言論界等各方面，都不使台灣人稱台灣為【台灣】稱自己為【台灣人】，須要稱為【本島】或【本島人】。且亦不使台灣人稱日本為【日本】，稱日本人為【日本人】，須要稱為【內地】或【內地人】。日本人這個政策，不消說要同化【台灣人】，企圖剷除凡會培養民族意識的各種存在的。這個政策起初不甚奏效，因為台灣人大部分，都不願受異族的統治，不但不稱呼日本人為【內地人】，反稱呼他們為【臭狗】侮辱之。後來久之又久之，【本島】與【內地】，【本島人】與【本島】等名詞，在名詞上，遂成慣習，而慣習成自然。事實上這些名稱是對的，因為台灣是日本國的殖民地。.....。
光復後，這種事情，又重演出了。.....【本省】和【本省人】這兩名詞，豪無不可，至於【內地】，【內地人】，【國內】，【國內人】這些用語，亦和日本統治時代一樣，給台灣人一種不愉快的感情。因為【內地】之反是【外地】，【外地】就是【殖民地】的意思；【國內】之反就是【國外】而【國外】是【自己國家之外】的意思。因此來自外省的同胞稱自己為【內地人】或【國內人】來與【台灣人】區別的時候，其潛在意識有一種把台灣當作【中國的殖民地】，把台灣人當作【殖民地的土人】，正如日本統治時代住在台灣的日本人一樣。一方面，有些不明道理的台灣人，亦正如日本統治時代稱日本人為【臭狗】，現在都稱外省人為【豬】或【阿山】。【本省人】與【外省人】的隔膜，在這微妙的地方存在著。這是很不幸的事。我們要知道: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省份。斷不是殖民地，所以來自外省的同胞稱台灣省以外的省份是【內地】或【國內】是很錯誤的，因為台灣不是【外地】也不是【國外】，至於稱【內地人】以自高，是可笑的，....}( 甦甡筆名原載於【新新月刊】年新年號的{【內地】與【內地人】，未歸的台共魂，蘇新自傳與文集，時報1993年出版)。
這位熱愛祖國中國的台灣共產黨員，於二二八發生前，盡管對台灣的當時現狀感到失望，但是因為對局勢的樂觀，他認為的新中國即將誕生，當時正是黎民的前夕，所以給了鍾愛的女兒，取名為【蘇慶黎】。(請參閱，回憶與父親在一起的日子，蘇慶黎，未歸的台共魂，蘇新自傳與文集，時報1993年出版)。
蘇新去世不久之前，曾經以台灣話口述，寄了九卷錄音帶的回憶錄給葉芸芸女士。整理好的回憶錄裡，蘇新先生說:
{文化大革命那時就給我定了一個【叛徒】，只定了這個罪名，別的也沒辦法。但是【叛徒】也沒證據啊。所以就提了那種解釋不了的，沒有辦法理解的問題。比如說【我怎麼能出來(出獄)?】【能出來的一定有妥協】【為什麼承認呢?共產黨員是不可以承認的，你做的事情怎麼可以跟敵人說呢?】.....這樣我就是【叛徒】，實在是無法度解釋，承認的就是叛變。所以後來就讓我在機關中受專政，叫【群眾專政】，監督勞動兩年，去農場兩年，去幹校三年，一共七年。}(葉芸芸整理，蘇新口述，蘇新回憶錄，未歸的台共魂，蘇新自傳與文集，時報1993年出版)。
【老人】小說中說:
{由於他堅不承認出賣同志的指控，組織上幾次發動群眾批判，他也不低頭認罪，於是，在一大串的罪名上又加上了【頑抗到底】，【死不悔改】，對黨有【抵觸情節】罪名，成為茅坑裡的石頭----又臭又映了。}
朱汝諧先生回憶著:
{由於種種原因，在蘇新閃閃發亮的個人歷史上，本來已經被蒙上了塵灰還沒有撢去，這個【文革】一來，在【反革命】【叛徒】帽子到處飛的年代，蘇新自然也就在劫難逃了。
台共的創始人之一，在台灣日本侵略者坐滿十二年勞的蘇新，不愧是錚錚鐵骨的老革命家。他對於襲來的風暴處之泰然。他與人談話或回答問題，音調之舒緩，邏輯之嚴密，一如平時談論問題或討論工作。他神態自若，步履平穩，襟懷坦蕩。所不同的是接近花甲之年曾使用過手杖，而此時反而不藉它來幫助了。似乎他以有預感，一個【勞動鍛鍊的機會】要降臨了，因此體力上必須有所準備。
【文革】期間，老蘇靠邊站了，解除日常的工作，除了寫【交代】，【證明材料】之類外，他又悉心研究起了【閩南語】來。歷史似乎給老蘇開了個令人心酸的玩笑，從1931年9月到1943年9月，在日寇監獄十二年的漫長歲月中，他曾經研究過閩南語，三，四十年後，他又集中精力重操舊業了。
........
【文革】期間，老蘇大約上過三年【五七幹校】，......老蘇在幹校時是負責種菜的，全連一百多號人的蔬菜都是由他老人家供應，多次受到同學們的稱讚。十一月份還能吃到老人種植的黃瓜和西紅柿，這以【五七幹校】的科技水平來衡量，可以說是罕見的了。}(回憶蘇新，朱汝諧，未歸的台共魂，蘇新自傳與文集，時報1993年出版)。
老人種植的蔬菜?
陳若曦女士在【老人】小說裡敘述:
{將近七十年的歲月裡，許多往事在記憶裡逐漸淡去，這掃廁所的記憶卻是鮮明無比。從台灣直掃到黑龍江畔，場合盡管千變萬化，心情則泰半相同，總感到【萬般皆頭痛，掃廁最輕鬆】。前幾年在邊疆勞動，為了超額完成生產任務，莫不搶著掃茅廁，好多撈些肥料下田。在隔離審查那一年，每天受逼供，真是絞盡腦汁，逢到【監督勞動】的通知，很有遇赦的喜悅。而他們為了打擊他的自尊，往往叫他掃廁所。監督的人怕他尋短見，亦步亦趨地跟著，只能猛抽香菸避臭，他卻怡然自得，毫不在乎。記得六七年時，黃鎮將軍從巴黎被叫回來，受紅衛兵批鬥，罰掃外交部的廁所，老人見他泰然自若，心裡曾一度引為知己。(老人，聯經出版，民國六十七年版，陳若曦)
朱汝諧先生說:兩次坐牢，老人都鑽研【台灣話】是一款歷史開的心酸的玩笑。而更大的玩笑恐怕讓蘇新先生更是啼與笑俱不是。
1974年回北京的老人，不休止地寫平反信。一共寫了四年。就是沒有辦法。老人說:
{比我更嚴重的那些中央的還有很多都不敢平反了，像劉少奇......都不敢了，像我這種更別說了。......。那時，我又已經得到東京朋友寄來的日本警察檔案。
這份檔案我若是能早一點拿到手，我也不必這樣......，我就把這些資料全部搬到組織部，到組織部去登記，等了快一個星期才叫我去。是一個處長見我的，看了我的資料以後，對我說【唉呀，像你這個問題真是典型的。我一定給你處理。......】}
日本警察檔案，{指的是當是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東京，龍溪書舍1973年複印本，原來為1939年7月28日發行的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總督府警察治(?)革志第二編領台以後之治安狀況中卷-台灣社會運動史}極密本】。[編按:1989年六月，台北創造出版社刊行中譯本]。(請參閱，未歸的台共魂，蘇新自傳與文集，時報1993年出版)。
老人因為【敵人】根據所破獲的案件而建立刊行的資料檔案而重見陽光了。有生之年，掃廁所時，抬頭看著天空，應該會有不同的感受吧?
【老人】這一本書，所描述的時間點，應該是落在1974年與1978年之間吧?
【未歸的台共魂】一書中的蘇新年表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