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自馬來西亞-新山
離開新山的那一年，我十九歲，臉頰清秀還不太長鬍子。那時，我向往藝術和文學。高三那年，學校來了一個外國教育考察團，在圖書館擺出了世界各國的大學資料，我拿了一份法國的申請書，想像負笈浪漫國度，操一口流利法語，在花神咖啡館輕酌咖啡，托腮沉思的樣子。而這個想像竟慢慢變成了夢想，最後選擇飛往另外一個島國──台灣。
生活在南馬，地理位置是赤道以北幾度，接受著太陽無情的鞭笞，每每連夜裡作夢都是汗流浹背的。這裡又不僅炎熱，也有甘霖突如其來的作弄，通常徹夜未停的傾瀉，好似天公降下一輩子的淚水，讓河面漲高，魚兒游到陸地上，讓每一個毫無准備的行人變成落湯雞。通常快到考試的時候，南馬的及時雨、新山麗都海邊的風和沙洲上的飛鳥就會在夢中出現，取代煩人的課本和作業。
在新山，每一道晨光總是穿過木屋的窗口，微風掀起窗簾，把窩在薄被裡的我輕輕喚醒。每一天，照常被母親叫醒賴床的我，然後喝下遞來的一杯熱牛奶，蠻不情願地起來刷牙洗臉，然後幾乎是閉著眼睛穿好校服。那時我在靠海的學校上課，學校距離我家又遠，我必須乘坐半個小時的校車去上學，早晨的海風吹進教室，很快就喚醒我的精神，專心上課做筆記，一寫便是六年。
光陰卻在這等又濕又熱的空氣中，挾持我的十九歲，連同我的家人一起來到新加坡樟宜飛機場，在落地玻璃的映照下，全家人淚流不捨地等候那班飛往台北的航班，一趟一去便是九年的飛行。
是啊！一去便是九年，一眨眼驚見鏡子內的自己，總是刮不乾淨下巴那撮茂密的灌木叢林。站在台灣大學宿舍廁所，我刷牙洗臉，台北現在是冬季，溫度在攝氏十度，水是冰的，空氣是冷的，只有呼出來的氣帶點溫熱，像老式蒸氣火車的煙囪圈，但很快被冷凝成水珠。
鬧鐘吵醒了我，灰濛濛的台北天空，沒有展現出一絲早晨應該有的暖意。我強迫自己走進盥洗間，漱了一口冰冷的自來水，顫抖著身體刷起牙齒，一天就這麼開始，等一下要去上班。
搭公車。我穿得厚厚的保暖冬裝，和一樣穿得厚厚的乘客一起，擠在不開冷氣的公車車廂內。興許是太早了，沒有一個人在說話聊天，大家好像說好了，皆皆環抱雙手交叉在胸前，閉目養神，其實是在會周公。公車司機可萬萬不得會周公啊，他得要專心地引領大家的夢去到他們不想夢到的工作地點，好讓他們准時打卡，安全地坐到各自的辦公桌，處理繁雜做不完的公文。
公車左彎右拐，乘客也左彎右擺，沒有一個人睜開眼來。當車子抵達目的地時，他們自然彈開惺忪的眼睛，並且排隊付錢下車，動作清楚俐落，不忘跟司機先生說聲謝謝。他們的一天──上班──此時此地才開始。
我呢。我開始的那一天，已經是恍恍惚惚離開家園九年，來到異鄉深造並且做了五年科學研究工作的今天。今天以前的任何一天，我都是在實驗室裡面對偌大的冰冷的機器工作，小心地按下鈕，讓機器跑動，等待著一種材料轉換成另外一種，教授才會高興，因為這將可能是重大發現，了不起的成就。我不了解，為什麼由人類想出來的概念，要用機器來檢證，難道我們就不能相信自己嗎，而機器卻是足以采信的？
今天發生在冬季台北的某一處角落，我突然意識到自己，明瞭九年來我為甚麼會在異鄉。這一天是我在台北工作的最後一天，今天以後，我得面對我自己，不再是機器，不再是與我無關的人們，我得剝開自己，一個意識到了自由與自主的青年，他的未來會是怎麼樣的光景？他還依然熱愛藝術與文學嗎？
在台北,緩步於熱鬧的街衢，與人摩肩接踵，經過一道道商家的玻璃感應門，一開一關之間，他的眼神不經意對住店內的顧客，交錯會意，多麼希望可以和裡面任何一個人聊聊天，或者喝杯咖啡甚麼都不說。他渴望聽眾，卻又喜歡一個人靜默坐在咖啡館，聽著店內悠揚的藍調，他傾愛比較輕快的爵士音樂，或許旋律能夠掩飾他的孤獨與脆弱畢竟他還年輕，過多的憂慮會帶來不必要的滄桑。
後來，他嘗試在宿舍播放爵士樂，四面結滿蛛網的空牆沒有給他和一個老舊的ＣＤ播放機任何迴響。他失望透了，旋即鎖了房門，騎著鐵馬喀拉喀拉又墜入台北夜晚的咖啡雅座內。這時候店裡已經高朋滿座，他被安排在靠近玻璃門的一個凹進去的角落，與人群隔開，卻不斷地被充滿室內的煙味侵擾著敏感的呼吸系統。但他已經習以為常，他明白抽煙的人也同他一樣孤獨與脆弱，卻沒有勇氣向他人述說。
他偷聽到鄰座情侶打情罵俏，另外一桌的年輕人正在談論詩，波特萊爾的《巴黎的憂鬱》。店員偶爾會過來與熟客攀談，一些八卦瑣事，比如某某影星分手，誰誰減肥成功了。他兀自享受一杯純濃奶泡的卡布奇諾，邊聽著鍾愛的Jazz，向老板微微點一下頭，贊許他放對了音樂，使今晚變得多麼美好，令人難忘，讓他暫時忘卻寂寞、孤獨和身在異鄉。
生活在台北的漫長日子中，醒來的時間隨著季節的嬗遞而忽長忽短。夏季日長夜短，總覺得時間過得好慢，好無聊；冬季日短夜長，天空特別早就暗，卻覺得時間不夠用而渾身不自在。我總是矛盾，無力，得依賴天空的明亮做事休憩，有時是急要之事，有時則是無聊想打發時間的事。當天暗下來後，回家不回家困擾著我，我的家在南洋的新山，不在台北。
而當我決定回家了，卻是九年後的今天。九年前和九年後的我，對收拾行李仍舊外行，該帶甚麼不該帶甚麼，沒有一點頭緒。
九年前，盡量帶去一些日常用品，牙膏、牙刷、內褲、肥皂等等，當然不能忘了帶美琪咖哩泡麵和美祿啦。整整一個大行李箱，拖著進入機場，過秤，剛好二十公斤，再多就要罰錢。
九年後，面對異鄉的財產，這次挑戰我的不是要帶幾條牙膏和幾塊肥皂。而是在一堆冬裝、秋裝、夏天衣物當中，仔細挑選即便回到新山也能夠穿用的幾件衣服。冬裝是肯定不要了，秋裝的披風外套還可以帶回一兩件，其他夏天的短袖襯衫便全部跟隨我回到熱帶的赤道國家馬來西亞吧。
然後，我必須非常睿智地決定，哪幾本書是要帶走的。我凝視書櫃許久，一二三四五六七，一個書櫃有四個格子，四七二十八，共有二十八個塞爆書冊的格子；從左邊的聶魯達詩選掃瞄至右邊的馬克思《共產主義宣言》，由上方的畢卡索畫冊到下方高行健的《一個人的聖經》。不必猜測，我的確不夠聰明，我的大學白讀了。我無法決定出哪幾本書是要跟我走的。那些書籍曾經是治療苦悶時日的良藥處方，每一本都有我做下的筆記與思考痕跡。我無法丟下任何一本和我有過關係的書，一本都不行，哪怕只是一本文藝快訊。
最後，我通通打包裝進紙箱，花了大錢郵寄回家，又擔心會寄丟，還精心挑了幾本揣在隨身行李上飛機。就在我飛抵新山之後沒幾日，我的寶貝書本也安然無恙抵達第一次見到的我的家鄉。現在它們整齊地排列在新買的書櫃裡頭，同樣的排列次序，左邊聶魯達右邊馬克思，上為畢卡索下為高行健。從今以後，它們不必再忍受台灣的潮濕氣候破壞它們的扉頁，不必為蛛網纏繞，它們還找到除了我之外的讀者──我的父母、兄弟姊妹和我的學生。
我回到自己的家鄉，赤道上北緯一點幾度的土地。我回到中學母校執起教鞭，和那些正邁向十九歲的孩子們一起學習、成長。我想對我的學生述說我的故事，說我如今怎麼樣開始屬於自己的一天，九年的孤獨算甚麼，不過是刮了又刮的鬍子，漸長皺紋的臉龐。九年後，我擁有了甚麼？
一天， 永遠的一天。我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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