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自己的耳語 「就算只有一個也好，心裡只要能喜歡誰，人生就有救了。就算不能跟那個人在一起。」村上春樹(1Q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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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大學教授在《四代人》一書中，把香港人分成四代：第一代是經歷戰爭的一代；第二代是「戰後嬰兒」在1946-1965出生的一代；第三代是1966-1975年出生的一代；最後的一代是1976-1990年出生的一群。呂大樂在書裡分別描述了四代人成長的社會環境和他們的性格特質。

第一代人背負戰爭的傷痕，養成他們節儉、刻苦，不浪費、腳踏實地等傳統中國人優良的特質。然而，他們也有很多傳統中國人的醜陋：重男輕女、怕事、固執等。呂教授認為第一代人給予下一代自由的空間和包容，為第二代人創造了一個很優良的環境。

第二代人生於戰後，活於「嬰兒潮」的環境，註定要面對沉重的競爭。在書中提及第二代人幾經考試的磨鍊，縱使知道考試不過是一個過程，但卻是十分重要的一個過程，所以力爭在考試中脫穎而出。精英主義，令這代人自我中心，形成一種捨我其誰的心態。他們現在掌握著香港社會最高的權力，縱使是退下來的時候，他們仍然不願意放手，也不像第一代人般對年輕的一代給予廣大的空間和包容，令第三代人落空了。

第三代人在第二代人壓迫下，難以「出人頭地」，再加上香港經濟轉型，令他們的出頭日更加遙遙無期。在「無期」的陰影下，第三代人少講遠境；主張活在當下；追求風格化的生活。舊有的家庭觀念，在這一代不再受到重視，婚姻與家庭並不是必須的。在欺壓的環境下，第三代人要尋找出路，而進修就是他們的出路。進修既可以加強自己的保護網，也可以是一個休息的機會，更重要的是讓第三代人有機會脫離第二代的欺壓。

第四代人是第二代人的後裔，呂大樂教授批評他們最缺乏個性。第四代人處處受到父母的照顧，由起居飲食、參加興趣班、選校讀書等等，都受到監管。由於第一代人信奉「競爭主義」，所以他們也強迫第四代人去競爭，要他們參加興趣班，從而增加入讀名校的機會，進而有好的前途。由年幼開始，第四代人就要為未來的工作打算。

在書中，除了第一代以外，作者對於各代的人鞭撻多，稱許少，尤其是第二代的人，作者認為他們影響之深，造成香港社會的問題。

我出生於1976年，根據作者的分類，我是第四代人。然而，我並不如作者所言是第二代的後裔，我的父母是第一代人，他們晚婚，共生了四個兒女，而我是排名第三的。我的父母出生於內地，他們在年青的時候來到香港，我的父親在小時候經歷日本侵華，母親經歷過文化大革命，所以他們很明白「苦難」是甚麼。在他們身上，我體會到作者說的刻苦耐勞精神，以家為重的性格。由於生活艱苦，家中人口眾多，我的父母學歷不高，所以只能做一些低下的工作，來填飽六個肚皮。

如書中所言我的父母給予我很大的空間，讓我自由成長嗎？答案是肯定的。但我不同意呂教授所說，是因為他們經歷苦難，所以願意給予兒女包容。觀乎我的父母雖然給我很多包容，但原因是他們早出晚歸，所以他們無暇監管我，對我有很高的要求。在我家，「重男輕女」的觀念尤重，我的父母一直對我哥哥寄予厚望，所以事事遷就；對於女兒則無甚寄望。

我沒有經歷過呂教授書中描述的第四代的情況，我沒有參加各式各樣的興趣班，以入讀較佳的學校；我自小就沒有選讀學校的煩惱，選校以就近居住地點為準則。在我的年代，我、我的兄弟姊妹、我的同學、我的朋友，除非家庭經濟環境較好的，大多沒有特別參加甚麼興趣班，即使參加課外活動也多是學校提供給我們的，所以那些活動並不「富貴」，當年最「富貴」的課外活動是學鋼琴，但也是少數人才可以得到學習的機會。

我想作者所描述的第四代人，較接近我現在教授的學生，尤其是家境較富裕的學生。因為家庭人口較少，父母多願意在兒女身上花費大量金錢，不難在學校裡發現學生要參加多種多樣興趣班。這種情況，在小學生和幼稚園生更加常見。至於那些家庭經濟環境較差的一群，父母終日為口奔馳，根本沒有餘錢讓子女參加興趣班，特別是由內地來港的青少年，他們不過是重複我當年所走的路。因此，我認為作者所言的，並不完全吻合現實的情況，至少在香港,低下階層家庭中，難以找到。而作者所描述的第四代，更適合用來描述香港的第五代人(1990年以後出生的「後生仔」)。


我經歷了八十年代中英談判、六四民運、香港回歸、香港金融風暴，對於中國的印象不甚了了，對於自我的身分也是一樣。第一代人由於多來自來地，所以他們對於中國有強烈的歸屬感，我的父親就是這樣，他總認為中國是美好的；不相信六四民運死了很多學生；為香港回歸中國感到雀躍。第一代人不會因為自己的身分而感到迷惑。第二代人，作者以「國粹派」、「激進派」和「保守派」來形容他們，但無論如何他們都是有「國家」的一群。然而第三代和第四代呢？

我們這一代(70年代中期至80代初出生的人)，經歷了很多「大事」，我們年幼的時候接受殖民地的統治，接受殖民地的教育，沒有多大的人會留意中國與我們的關係。中英談判，當時我們還年幼，對此一知半解，只覺得是成年人的事，與我們無關。到了六四民運，我們已是高小和中學生，看到種種震撼的情感，心中難過，也開始聯想九七年以後的香港會是怎樣的？到了97年，有部份已經完成了學業出來工作，有部份則繼續升學，在大學裡讀書。回歸祖國，本應該開心高興的，但我們沒有忘記六四民運的血腥的景象，再加上沒有國民教育的情況下，九七回歸跟我們好像距離又遠了一點。大學畢業後，我們踏足社會，就要面對金融風暴的考驗，有些找不到工作，找到的也多不如理想，薪金下滑了，大學學位已經不是一種保證。回歸祖國並未給我們帶來機會。在書中，作者談到「三十世代」的人沒有包袱，敢於直言，表達自己的所思所感。我們敢於直言，是因為我無權無勢(社會的權勢被第二代人掌握)，所以不怕得罪權力的核心，而且我們的愛國意識，不及於第一代人，所以不平則鳴的表現較多，敢於向中國表示不滿。

香港人跌入「進修」的迷宮中，第三代及第四代的人，無不跌入「進修」中迷失了！九七以後經濟衰落，在事業上沒有出路的時候，唯有積存更多的「沙紙」，給自己多一點安全感，給自己一點安慰，更希望多「一把刀」，未來可以乘時而起。經濟環境改善了，政府鼓吹終身學習，香港與中國接軌後，香港人的競爭對手再不止於自己人，還有內地無盡的專長，所以我們又要繼續進修。

教育工作看似與香港經濟拉不上很大的關係，然而在經濟衰退的時候，教書是一個很好的避難所。我大學畢業的時候，正值金融風暴，很多沒有想過教書的同學，為了高薪，於是投身教育界。結果，學校選擇多了，我被摒棄於教育界。於是我選擇了進修之路，多拿一個碩士學位以增加自己的競爭資本。成為老師以後，我還要繼續進修，因為我欠了一張教育文憑。完成教育文憑課程以後，政府推行新的教育政策，主張母語教學，而所謂的母語是指普通話，中文老師要用普通話教中文，於是我不得不進修普通話。然後又是另一個教育改革浪潮──「三三四」，我又不得不繼續進修有關新高中的課程。大學畢業後，我在工餘的時候共花了十一的時候進修，最後仍然追不上教育改革的步伐。我想進修已經不再是自願性質，不再是精神上的安慰、自我的滿足，而是社會強逼我們不斷向前走，不進修將會被社會淘汰。

作者說第二代人掌管了香港大多數的權力，我是很認同的。看看香港的管治者，看看香港有影響力的人物，看看我們的上司，有不少是第二代的人。但第一代的人就沒有影響力了嗎？我並不認同。在香港政壇上，第一代人的人大多已經退休，然而在經濟層面上，掌握香港經濟命脈的，仍然是第一代人。雖然第一代人已越退休年齡，不過他們未完全把經濟的權力轉移到下一代人的手上，所以不單止是第二代人對於香港有大的影響力，第一代人也有相同的影響力。

書中提及第三代人被第二代壓得喘不過氣來。我認為這不是香港獨有的現象，其實在很多國家也有相同的情況，因為戀棧權位是人之常情，一旦握有權力，人們就不願意放手，等到有天不得不放手的時候，接班者可能已經是相隔了一代的人。這種情況，在中國歷代王朝可以找到不少的例子，皇帝久久不退，太子難以登上皇位，即使有機會大權在握，年紀已經不輕。又如英國的情況，英女皇縱使年時已高，只要沒有退下來，查理斯王子仍然是「王子」。第三代的人已經不能依據默默耕耘，來戰勝第二代人。近年香港新興很多創意的工業，是第三代和第四代人努力的成果，第三及第四代較第一、第二代注意創意，他們多懂得靈活變通，這是他們優秀的地方。

不同的社會環境，成就了不同的香港人。《四代人》描繪了不同年代香港人的特質，雖然十分清晰，但涉及的層面不算廣泛，作者主要是圍繞香港的上層社會的情況(曾經接受高等教育、家庭環境較佳)，至於較低下階層的，大多未有論及，這是本書的局限。本書能指出香港社會問題的根源之一，就是第二代香港人沒有為後來者提供廣闊的空間，讓他們自由發揮，也把「競爭主義」帶給新一代，形成香港不良的歪風，是真知灼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