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是一位革命家和政治家，也是一位傳奇的人物。清末發生中日間島問題，他以高麗古跡遺史寫出《間島問題》，使清政府在談判中獲勝。宋教仁投身革命事業，與孫中山組織成立同盟會，革命成功後，為臨時政府起草《中華民國鄂州約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義的憲法草案。在1913年3月宋教仁赴京途中，被袁世凱刺殺身亡。歷年來對於宋教仁的評價毀譽參半，有學者批評他是「議會迷」，也有人認為他是「革命黨的第一罪人」，章太炎則稱許宋教仁有總理之才，孫中山表揚宋教仁：「作公民保障，誰非後死者，為憲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究竟宋教仁所作是功是過？本文從宋教仁政府思想入手，從客觀的角度，評價宋教仁的得失。
宋教仁提倡建立完善的憲法制度，他認為憲法是維持共和制度的重要根據，他提出：
憲法者，共和政體之保障也。中國為共和政體與否，當視諸將來之憲法而定。使制定憲法時為外力所干涉，或為叵測者將他說變更共和精義，以造成不良憲法，則共和政體不能成立。使得良憲法矣，然其初亦不過一紙條文，而要在施法之效力，使亦受外力牽制，於憲法施行上生種種障礙，則共和政體亦不能成立。
此外，他又認為憲法建立國家的基本，也是保障民權的重要依據，「憲法者，人民之保障，而國所以賴以立也」 ，「國會初開第一件事，則為憲法」 ，由此可見他對於憲法的重視。宋教仁早年曾到日本留學，並且翻譯了不少有關各國政治制度的書籍，如《日本憲法》、《英國制度要覽》等，可見他深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影響，形成了他的憲法主張。宋教仁親歷君主專制的害處，再加上面對當時紛亂的政治局面，他明白必須有一套完善的法制，來杜絕專權的情況再次出現，並且重新整頓社會，樹立以法治國的新制度。宋教仁的憲法思想，肯定了人民的重要性，確定了人民的權利，也為他們的權利提供了保障，《中華民國鄂州約法》：
第二章，人民。規定：人民一律平等，享有言論，著作刊行、集會結社、通訊、信教、居住遷徙，保有財產、營業等自由。…… 對於行政官署所為違法損害權利之行為，則訴訟於行政審判院。可向議會陳請，向行政官署陳訴，有任官考試、選舉投票選舉之權，有納稅、當兵的義務。
無疑宋教仁的憲法思想，對於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有重大的意義，他破天荒地承認了人民的民主、自由的權利，敲醒了人民政治的自覺，成為日後憲政發展的先河。然而在一個混亂的政治環境，憲法的威力有多大？宏觀當時的情況，人民對於民主政治的認知不高，憲法是何物？憲法有甚麼重要？他們全都不知曉。憲法根本無法限制統治者的專權，看看袁世凱竊取了臨時大總統的職務，不理會憲法的約束，任意妄為，就可以知道在缺乏民主思想教育下的中國社會，憲法是無法發揮其功能的，是他政治思想未有觸及之處。
其次宋教仁提倡議會政治。宋教仁認為實行議會政治，必須要推行責任內閣制，他提出：
關於總統和國務院制度，有主張總統制者，有主張內閣制者，而吾人則主張內閣制，以期造成議院政治者也。蓋內閣不善可以更迭之，總統不善則無術變易之，如欲變易之，必致搖動國本，此吾人所以不取總統制，而取內閣制也。
宋教仁認為內閣制比總統制好，因為實行總統制，總統擁有過高的權力，一旦要廢除，對國家有嚴重的影響。反之，實行責任內閣制度，總統的命令必須經內閣副署，而且須由內閣起草，可以避免集權的情況出現，責任內閣制對於總統的權力有很大的約束性。宋教仁提出推行內閣制，必須以政黨政治支持，他建議由民眾投票，獲得半數以上議席的政黨，可以組織一黨的責任內閣，而在野的政黨，則可以負責監督政府。宋教仁說服了同盟會的成員，與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統一共和黨合併，成立國民黨，成為當時的第一大黨，並且在1913年2月4日舉行的參眾兩院選舉中，獲得空前的勝利。
宋教仁大力提倡政黨責任內閣制，是因為他想藉此加強對袁世凱權力的限制。宋教仁對袁世凱素來沒有好感，認為他是反覆無常的小人，得知孫中山要讓位予袁世凱，使宋教仁推行責任內閣制的意志更加堅定。孫中山在辭去臨時大總統的職位時，為約制袁世凱的權力，於是在《咨參議院臨時大總統職文》中附加三項辦法條件：(1)臨時政府地點設於南京，為各省代表所議定，不能更改；(2)辭職後，俟參議院舉定新總統親到南京受任之時，大總統及國務員乃行辭職；(3)臨時政府約法為參議院所制定，新總統必須遵守頒布之一切法制章程。 袁世凱根本無意遵守甚麼條文，他一開始便藉詞不肯到南京就任，結果臨時參議院允許袁世凱在北京受職，臨時政府也隨之而北遷，由此可見袁世凱視條約如無物的表現。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後，他先後解散了唐紹儀、陸征祥，趙秉鈞的內閣，足證袁氏的狼子野心，單以憲法和孫中山的「辦法條件」，根本無法限制袁世凱擴充他的權力。而當時袁世凱唯一恐懼的是宋教仁奮力推行的政黨責任內閣制，得知國民黨大勝，而他又拉攏不了宋教仁，所以只有刺殺宋教仁，以鞏固自己的「帝位」。在箝制袁世凱方面，不能否認宋教仁的政黨責任內閣制，是有一定作用，否則袁世剴不會那麼急於要置他於死地。宋教仁的責任內閣制度，對於防止一人獨大專權的情況，有一定的作用。然而這並不代表宋教仁的政治主張是十全十美的。宋教仁推行的政制改革過於急進，由辛亥革命成功至臨時政府成立，不過是短短兩三年的時間，成功的政治改革，需要一段漫長的時間，絕不能在倉促的時間完成，否則只會弄巧成拙。再加上，當時中國人民民智未開，雖然憲法賦予了他們投票選舉的權力，而且國民黨在選舉中勝出，但這並不代表中國已具有民主的基礎，更不代表宋教仁的政治思想推行成功。
我們還要考慮經濟的問題，沒有龐大的經濟支持，中國的民主政治還是實行不了！《劍橋中國晚清史》提到，在清朝覆亡的時候，中國有關現代商業的投資大約是一億六千萬元，只是農業投資的百分之六、七。 根據西方政治改革的經驗，要改革得以順利推行，必須有強力的經濟作為後循，所以宋教仁的政治思想不過是缺乏經濟支撐的空中樓閣。
宋教仁把同盟會由革命黨改組成為政黨，被批評「自改組國民黨，本黨完全要變為政黨，革命精神遂以消失」， 其實革命黨的改組是勢在必行的，要在政治上取得一定的影響力，必須迎合社會和政治的發展的情況。當時政壇上已經出現不少的政黨，如果同盟會仍然堅持革命黨的原則，就當時的情況而言，未必能夠得到人民的支持，進入臨時政府擔當要職。宋教仁提出政黨政治，創立國民黨，的確推動了中國民初政治的發展。但宋教仁在匆促間，與其他政黨結盟，不理會這些政黨與同盟會的政見是否相合，只是盲目地擴張自己的勢力，日後很容易產生爭執，反而削弱了國民黨的力量。
至於宋教仁倡議舉行的國會選舉，也有不少毛病。在選舉之前，由於戶口不清，加上調查經費和人力不足，所以編造選民名冊的工作，不能徹底做好。梁啟超批評是次選舉：「今者建國第一次選舉，而未聞有一黨發表政綱、建旗幟以卜人民之祈向，又未聞有一選舉區焉開政黨演說之會，以實著天下立憲國所無之現象，而天下政黨所未睹之前例也。」 選舉之時，貪污舞弊的情況時有所見，選民中有不少不明白投票規則，有重復投票者，甚至有人以武力威嚇投票等，造成不公平的現象。民初社會不穩，根本不宜舉行選舉活動，1913年的國會選舉，不過是宋教仁急切地要把自己的理想實現罷了。不過，我們不能否認這次選舉，為中國政治發展開始了新的一章。
在地方管治的問題上，宋教仁主張放權地方，注重發展地方自治。
吾人謂今日之中國，中央集權固不宜，偏重地方官治之地方分權制亦不宜，謂宜折衷，以對外的消極的政務之中央，以對內的積極政務歸之地方。其地方制中，則尤注重於地方自治一途，使人民直接參與施政，以重民權，如是庶合輕重適當之道也。
宋教仁主張中央除負責外交、軍事、國家財政等要務外，其餘則有地方負責，而且地方的政務，須由官員和地方自治團體分擔。他還提出省行政長官由地方人民選出。宋教仁的政治主張，給予地方很大的權力，他是想藉著地方力量以制約袁世凱。然而他上述建議是十分危險的，因為這樣做很容易弄成地方割據的情況，而且即使地方擁有強大的力量，也不足以在軍事力量上勝過袁世凱，難以達到監察和制約之效。學者薛恒指出：「當時(宋教仁時)波士蘭、奧地利等國因地方統而不一或亡或弱；日本、德國、意大利因統一而強大，經驗教訓足以警醒國人，時論對此頗多評說。」 指控宋教仁並沒有吸取其他國家的經驗，沒有深思熟慮，便提出分權地方的建議，結果可能是不堪設想的。
綜觀宋教仁的政治思想，對於中國政治的發展是具有開創性的，他倡導政黨政治，鼓吹責任內閣制，大力推行議會政治，舉辦國會選舉，推動了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宋教仁的想法，比孫中山等人的政治主張來得急進，但他能見到別人所未見，敢於提出自己想法，並努力實行之。但由於宋教仁過於急進，沒有詳細考慮當前的中國社會環境，以致在推行新的政策上，遇上重重的困難，形成種種的問題。我們肯定宋教仁的政治思想，是中國近代政治改革的先驅，但他不善於實行政治改革，這是他的最大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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