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六木
去美國教書之前，同性戀的彩虹離我的生活還十分遙遠。我身邊的同性戀朋友們大多沒有出櫃，很多還掙扎在身份認同的困惑之中，社會對同性戀的接納度雖有提高卻遠不夠開放。那些與同性伴侶生活在一起很久的人，隨著年齡的增長以及父母的催婚，不得不做出一個艱難的選擇。由於中國的法律並不允許同性婚姻，他們的選擇注定會使一些人受到傷害。
2013年10月的一則婚訊使我第一次感受到同性婚姻離我的生活也可以很近。當月，威廉瑪麗學院(The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前訪問董事會董事杰弗瑞·特拉梅爾(Jeffrey Trammell)與其36年的同性伴侶在美國最高法院舉行了結婚儀式，最高法院前大法官、威廉瑪麗學院前名譽校長桑德拉·戴·奧康納(Sandra Day O'Connor)為他們主持了婚禮，這是在最高法院至今舉辦過僅有的兩場同性婚禮之一。我美國的一些同性戀朋友在社交網站上歡喜地分享這一喜訊，於他們來說這無疑是一個振奮人心的消息。
但是，像特拉梅爾先生這樣的同性婚姻來得併沒有那麼容易。直到2004年，馬薩諸塞州才成為美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第一個州。在2014年10月6日最高法院以強硬的姿態駁回各巡迴法院的上訴之前，美國祇有19個州實現了同性婚姻合法化(此外，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從2010年起也允許同性婚姻)。得益於最高法院的開道，截至2014年12月初，共35個州實現了同性婚姻合法化，但目前仍有15個州在不同程度上禁止了同性婚姻或其他形式的同性伴侶組合。
威廉瑪麗學院所在的弗吉尼亞州一直較為保守，當特拉梅爾先生結婚時還完全禁止同性婚姻以及任何形式的同性家庭。儘管州政府自1969年以來就打出了“情人之州”的宣傳語，這裡的“情人”卻排除了同性伴侶。因此，2012年我初到該校任教時，對校園中處處透露著“同性戀友好”的信息感到十分詫異。
我在學校的多個場合遇見過特拉梅爾先生，知道他曾在國會山為民主黨效力數十載，但並不知曉他的同性戀者身份。特拉梅爾先生於1973年畢業於威廉瑪麗學院歷史系，在校期間曾任學校籃球隊隊長。在上世紀70年代，同性之間的交往還十分危險。他的學生戴維·麥基希克在一篇文章中回憶，當異性戀同學來往甚密的時候，年輕高大帥氣的籃球隊隊長不得不“把自己埋在書海中”，因為他深知“任何的交往和誘惑對自己的名聲都是致命的”。
然而三四十年過後，一切都不一樣了。2005年，威廉瑪麗提名特拉梅爾進入了該校的訪問董事會，這是全美著名高校中第一位公開性向的訪問董事會成員。戴維感嘆道：“這件事沒有發生在劍橋、伯克利或者麥迪遜，而竟然是在弗吉尼亞的威廉斯堡。”
同樣令人驚訝的是眾多學生口中流傳的威廉瑪麗的別號。1693年，威廉瑪麗學院由當時的英格蘭威廉國王三世和瑪麗王后二世建立，應此得名。後來我得知學校還有一個別稱——“威廉＆拉里”(William & Larry)，校名被戲謔地改成了兩個男性名字，暗指該校同性戀文化濃厚。
2013年9月該校正式成立了一個由同性戀學生及其支持者組成的聯盟組織，命名為“威廉＆拉里”，旨在從州政府和學校兩個層面來提高人們關注現存歧視同性戀的法規和政策的意識，遊說州議會支持同性戀權利並廢除現存歧視性法規。該組織約有兩百名註冊成員，涵蓋本科、碩士和博士生，過半成員為非同性戀者。
“從學校的政策層面來看，威廉瑪麗還處在20世紀，而不是21世紀。”克里斯蒂安·貝爾(Christian Bale)說。貝爾是“威廉＆拉里”的創始人及現任主席，也是該校公共政策專業的一名研究生。在過去的一年中，“威廉＆拉里”組織了多項文化活動和講座，演講嘉賓包括州議員候選人及相關領域的教授，以在全校範圍內提高人們對同性戀權利的關注。
貝爾並不是同性戀者，他稱自己所做的一切是為了使同性戀常態化，為同性戀者爭取平等的權利。“LGBT(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群體應當享有平等的權利，州政府和學校的政策需要首先反映這一平等性。如此，人們的觀念才能更快地得到改變。 ”貝爾說。
“威廉＆拉里”在短時間內取得了顯著的成果。通過與校長辦公室的不斷溝通，學校已正式修正了該校的反歧視政策，增加了關於性向和身份認同的相關條例。2014年初，“威廉＆拉里”說服了威廉斯堡市長公開反對彼時弗吉尼亞州禁止同性婚姻的法案，並籌劃出台該市支持同性婚姻的條例以反對州內的禁令。
2014年10月，在最高法院的開道下，弗吉尼亞州實現了同性婚姻合法化。在法案生效的第一天晚上，“威廉＆拉里”在校園裡舉行了慶祝晚會。“感謝每一個堅持不懈的你，是你們成就了今天，”特拉梅爾在賀信中寫道，“250年前，我校斯莫、威思教授為杰斐遜開啟了關於啟蒙和天賦人權的大門，讓他在33歲那年寫下'人人生而平等'，他的遠見在今日得以完善，維護了所有LGBT公民的權利。”
然而，我並不想把美國的校園天真地描繪成一個同性戀學生的天堂。由於每個州對同性戀的接納程度不同，各州的校園同性戀文化自然呈現出不同的模樣。一項基於問卷調查、社交網絡信息和使用Google搜索數據的研究發現(見2013年12月7日《紐約時報》的報導)，美國至少有5%的男性是同性戀者(在以往各類研究中，這一比例通常在2%至10%之間)，其中數百萬的男同性戀者在某種程度上還沒有出櫃。
數據分析顯示(見2013年12月8日《紐約時報》的報導)，州內對同性戀的接納程度對同性戀實際比例影響較小。例如，在同性戀接納度非常高的一些州(其中，羅德島州最高)，私下搜索過男同性戀圖片的男性比例是5.4%，而在接納度最低的那些州(其中密西西比州最低)，這一比例也能達到5.2%。也就是說，在那些同性戀接納度較低的州內，同性戀者並沒有因此而減少，但他們面臨的來自社會和家庭的壓力則要大得多。
2005年，李思諦(Stephen Leonelli)還是弗吉尼亞大學的大一新生，那年他向父母坦白了自己是同性戀者，這對於天主教家庭來說簡直難以置信。父母當時的驚詫、沮喪和抵抗仍歷歷在目。“他們沒有辦法理解這種事，因為同性戀不在《聖經》的教條之內，他們也害怕我會感染艾滋病。”思諦說。
之後思諦的大姑的出櫃令這個傳統的天主教家庭意識到同性戀其實離他們並不遙遠。“在大三那年父親向我道了歉，還約我一起去同性戀酒吧。”時隔多年，思諦仍不禁感慨，“這是最令我感動的一刻。”在校期間，思諦加入了學校的“酷兒與聯盟行動組”，積極爭取同性戀權益。2010年至2013年，他來到北京同誌中心，組織同性戀權益講座和分享會，開發同性戀社群活動及心理健康項目，以幫助中國的同性戀群體。
中國的同性戀人群是被邊緣化的弱勢群體，當美國和其他一些國家逐漸迎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同時，中國的同性戀群體還在爭取最基本的權利，比如得到尊重。1949年以來，同性戀群體受到了官方和社會的雙重壓制。社會學家李銀河在《新中國性話語研究》一書中概括了官方對待同性戀的態度：“65年來經歷了從基本上全是負面否定態度到中性客觀態度的轉變。”1997年，同性戀得以非罪化。2001年，同性戀從精神病名單中得以去除。但同性家庭在法律層面得到保護這一憧憬，還遙遙無期。
廣燕心(Kayleigh Madjar)也一直關注中國的LGBT群體，2014年她畢業於美國西北大學亞洲研究專業，大四時開展了一項關於中國同性戀歷史趨勢的研究。燕心說：“當我們把中國的同性戀概念與美國/西方的概念進行比較的時候，這個研究課題就變得非常有趣。”
在中國古代，同性戀現像一直都存在，社會一般也持開放態度。相比之下，儘管當今中國社會對同性戀的接納度在不斷提高，特別是在大城市，但是普遍來說同性戀還是敏感的話題。中國大多數同性戀者迫於家庭和社會壓力不願公開性取向，因此也催生了充滿問題的“形式婚姻”和“同妻”。李銀河在接受《紐約書評》的採訪中提到，調查發現美國90%的受訪者持反對或支持同性婚姻的明確態度，而中國的受訪者絕大部分並沒有明確的態度。在中國，只要同性戀不發生在自己的家庭成員中，人們一般不會在意這個話題。近幾年，隨著艾滋病問題受到人們的關注，中國同性戀群體的生活得到了更多的曝光，然而不幸的是，同性戀議題也因此被艾滋病綁架。
在西北大學LGBT資源中心實習時，燕心積極參與了資源中心的各項活動，在全校範圍內為LGBT群體創造了諸多“安全空間”。資源中心為支持同性戀師生提供相關的知識教育，並鼓勵大家在宿舍或辦公室的門上張貼“安全空間”標誌的貼紙，歡迎LGBT成員與他們交流。據燕心介紹，西北大學2010年的調查顯示，該校10%的師生承認自己是LGBT成員。
除了組織活動外，該資源中心也力圖改變學校的政策。近年來，這一組織不斷向學校教務處遊說允許更改已頒發學位證上的姓名(性別差異)，並向學校施壓建立性別開放的宿舍和衛生間。“要讓管理層改變政策和觀念是一件非常難的事。”燕心說。經過遊說，儘管學校考慮在新建或新裝修的建築內為LGBT群體修建必要的設施，但仍然不願在舊教學樓或宿舍增設中性衛生間。
燕心本人並非同性戀者，但她的哥哥與高中好友是LGBT成員。“除去這一個人原因，我一直堅信性取向是一種基本權利，我無法理解為什麼要反對同性戀，”她說，“人們正在逐漸接受同性戀，但是他們不會站出來代表LGBT群體公開對此表示支持。”據2013年6月皮尤研究中心發布的一份報告，全美72%的受訪者認為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趨勢已不可避免。
抗爭以改變，大抵可以概括美國校園中同性戀群體的整體狀況。而在某些特殊的環境下，要想迎來改變，這種抗爭就必須更為持久和激烈。在天主教學校，同性戀問題顯得尤為突出。
2013年夏，當喬治城大學的學生在這所全美最古老的天主教大學的校園裡接龍穿過一扇象徵性的櫃門號召同性戀學生出櫃的時候，他們一定沒有忘記直到1987年該校的同性戀學生組織通過上訴才獲得了與其他學生組織同等的權利，而法庭同時表示喬治城大學無需給該學生組織“校級認可”，因為“這樣做會暗示學校支持同性戀而違犯天主教的教條”。
在美國，共有兩百多所天主教大學和學院，天主教中學則超過一千所。2013年底，兩所天主教高中的一致舉措讓我們清晰地看到，彩虹的光輝並未照耀到整個美國大陸。在賓夕法尼亞州，一位在一所高中任教長達12年的教師因與其同性伴侶申請結婚證而被解僱。無獨有偶，西雅圖東郊一所天主教高中的副校長也因與其同性伴侶結婚被學校請退。眾多學生罷課在校園內游行抗議，高喊“改變教會”。
教會的確到了改變的時候。教皇方濟各在一次採訪中直言教會過分“沉迷於”同性戀和墮胎等問題，而忽略了其更大的使命——“天下一家”。
“這個世界、這些大學需要教會，現在如此，一百年後也是，”喬治城大學首位公開同性戀者身份的學生會主席內特·蒂薩該校校報上寫道，“但是社會在改變，上帝也在這種改變之中——請不要拒絕它。”
傳統固然重要，但我們不能拒絕改變。短短十年，在支持同性婚姻人士的不斷抗爭之下，儘管路途曲折，美國社會和校園都取得了一些實質性的成果。特拉梅爾先生在讀本科期間還需要深藏櫃中，而如今他卻可以在最高法院牽起愛人之手，他的母校也可以在官方網站上驕傲地獻上祝福；儘管目前還有15個州禁止同性婚姻，但我們看到最高法院在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這一問題上的決心；天主教家庭出身的思諦在出櫃後照樣被父母接受，如今他已是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一名碩士生，正在積極地為LGBT群體爭取更多的權利；儘管部分天主教人士在同性婚姻和生育問題上態度堅決，但是也有很大一部分天主教徒支持同性之愛。因此，在同性戀問題上，我們應當更為寬容，更加積極地參與對話，也有理由更為樂觀地期待彩虹旗可以自由地飄揚在世界的每個角落。
我在很多地方見過絕美的彩虹，但最美的那道在一首歌裡。2012年夏，我與一位美國歌手開車行駛在弗吉尼亞的公路上，與他一起製作專輯的歌手打來電話祝賀，說道：“為了世界的和平與平等！”我大笑，表示他們過於雄心壯志。他從車裡找出一張以前的專輯，這張專輯的所有收入都捐給了一個24小時熱線電話項目，為有自殺傾向和其他危機的同性戀青少年提供諮詢與乾預。專輯中有一首他寫的同名歌曲“Indigo”，青(靛藍)，代表的正是這些青少年。
“如果那些受人歡迎的孩子是紅色、綠色和黃色這些主要顏色，我們選擇的是彩虹中不怎麼受歡迎的青色，但他們一樣重要！在這個世界上我們都是不一樣的，所以我要倡導平等、力量和接受。”朋友看著前方堅定地說。他按下播放鍵，音樂在車內迴響：
“需要所有這些顏色，才能建造一座彩虹。”
(作者六木曾在美國威廉瑪麗學院任教，現居北京，是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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