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逢對手☆═─ 我　是個好對手　你不會太輕鬆　愛　引誘了我們陷入僵持中 我　讓你很自由　你好像不管我　誰　暗地裡掌握彼此的行蹤 完美要求　愛絕不能普通　眼看這兩頭　做的是同個夢　越是在乎 就越想佔上風　愛棋逢對手　沒有人有把握　是誰先挑起　這把熊熊烈火 至少一開始　我對你並沒有太過主動　愛棋逢對手　越困難越執著 你手裡握有我愛情的脆弱　而我的溫柔　藏起來放在偽裝的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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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蓋洛普民調1996年第一次調查美國人對法律承認同性婚姻的看法時，只有27％的美國人說他們支持同志結婚。今年5月，這個數字增加到55％。事情為什麼會像這樣演變？有關報導一般認為，這不是政治人物與政治運動推波助瀾的結果，而是輿論自然演變造成的——美國人發現自己越來越了解男、女同性戀者，與他們相處越來越自在，也開始接受他們有關人權的政治要求。

　　大量社會學研究成果也證實此一看法。這些研究顯示，人際互動可以匡正偏執的觀點。心理學家奧爾波特(Gordon Allport)在20世紀50年代提出的一項名為“接觸理論”(contact theory)的假設，如今越來越紅，因為許多轉而支持同性婚姻的人，改變觀點都與這項假定有關。

　　奧巴馬總統2012年說，他的孩子有一些朋友是同性伴侶帶大的孩子，他之所以改變對同性婚姻的看法，就是因為與孩子的這些朋友有所接觸。翌年，原本堅決反對同性婚姻的俄亥俄州共和黨參議員波特曼 (Rob Portman)也宣布改變立場，因為他的兒子是同性戀者，影響了他。

　　加州地區近來還進行了一連串罕見的實地實驗，測試與陌生人的接觸是否也能在有爭議的議題上加速改變個人看法。發起這項實驗的弗萊舍(Dave Fleischer)是政治活躍分子，在8號提案 (Proposition 8)於2008年通過後移居加州。

　　加州8號提案是一項州憲法修正案，內容否定了加州同性婚姻的合法地位。弗萊舍的這項實驗，在同志過去認為對同性戀很友善的加州進行得很好，還在民主黨人聚居的洛衫磯縣贏得多數支持。

　　弗萊捨與他的“投票爭平等”(Vote for Equality)團隊派出志願者，針對當年支持8號提案的洛杉磯市郊幾個選區進行挨家挨戶拜訪，問選民為什麼反對同性婚姻。弗萊舍說：“我做了40年的遊說、拉票工作之後，才想到這個點子。”他於2009年1月展開這項實驗之初，設計的第一份問卷基本上只有兩個簡單的問題：“你對男、女同性戀者結婚有什麼感想？”以及接下來的：“能請教你為什麼這麼想嗎？”在問這第二個問題的時候，他指示志願者們“可以視情況，向受訪人淺述個人看法”。他派出的許多志願者是男同性戀者。這項指示鼓勵志願者們向剛謀面的陌生人傾訴心聲。

　　經過1.1萬次登門造訪後，很顯然，僅僅與一名同性戀者交談這件事，已經能使原本反對同性婚姻的人不再像過去那麼抗拒同性婚姻。這些訪談的時間往往能持續20分鐘，甚至更久。弗萊舍說：“就受訪選民的觀點而言，我們進行的是非常低調、絲毫沒有壓力的談話。我們與他們進行一對一私下交談，談話內容也只有你知我知。選民聆聽志願者的心聲，不加任何判斷。讓他們，事實上還鼓勵他們，討論對他們而言非常重要的事。像這樣的交心，人生能有幾回？幾乎絕無僅有。”

　　弗萊舍於2013年會晤格林(Donald Green)。格林是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選民行為的教授。格林說：“我的原本看法是，長期固有的態度轉變過程會很緩慢，而且就算你改變了它們，接觸結束後不久，舊看法仍會故態復萌。”格林同意協助弗萊舍測試這項“接觸理論”假設，還為他引薦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研究生拉克爾(Michael LaCour)。

　　拉克爾在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就讀期間設計過一項實驗，讓受試者在Facebook上閱讀友人有關“I'm Coming Out”(編按：這是Diana Ross的暢銷歌曲，之後成為同性戀者的代表歌)的帖子，然後觀察受試者對同性戀看法的轉變(Facebook當時拒絕與拉克爾合作進行這項實驗，因為該實驗推動某種政治議程)。拉克爾與格林共同設計了一項實驗，評估弗萊舍的志願者，在真實世界中對選民觀念造成的影響。

　　拉克爾派出“投票爭平等”志願者，在8號提案獲得多數選民支持的幾個選區造訪約1000戶住戶。通過隨機抽樣，志願者對有些受訪住戶講述弗萊舍的同性婚姻觀，對另一些住戶則只談一些不痛不癢的環保回收議題。拉克爾還登記成冊，記錄哪些選民曾接受同性戀志願者造訪、討論弗萊舍的同性婚姻觀。之後，對住戶進行的後續調查顯示，在100分滿分的“感覺溫度計”上，曾與同性戀志願者討論同性婚姻的選民，轉而贊成同性婚姻的人，比例增加了兩位數，比那些接受非同性戀志願者造訪的選民，態度轉變比例多了將近一倍。

　　這是接觸理論的實踐。討論同性婚姻的經驗，似乎能讓人像受到震撼一樣，立即重新考慮他們在聽到門鈴響、出來應門以前，自以為深信的觀念。拉克爾問道：“你或許有同性戀同事，但他們會與你直接討論這個議題嗎？一個完全陌生的人找上門來(談這個議題)，不僅令人不安，而且非常怪異。”針對那些與(曾經接受志願者訪問的)選民住在一起的人，拉克爾也做了後續調查，結果令人稱奇——他們的意見也改變了。在志願者離去以後才出現的有關對話，使人改變主意的效果之強，幾乎不下於選民與志願者的原始對話。而且在事隔一整年以後，這些效果仍然顯著。

　　對那些想在爭議性社會議題上改變選民意見的人，這些發現提供了令人振奮的前景。格林已經在德州展開一項實驗，由拉丁裔志願者以民主黨人身份向拉丁裔選民拉票。他還在為另一項實驗進行籌款，準備招募志願者以槍械暴力受害人的身份遊說選民，推動槍械管制(這樣的設計可以輕鬆反其道而行，只要讓志願者表示他們是槍械擁有人就行了)。格林說：“對於想將這理論付諸於行的人來說，問題在於，用多少水加以稀釋以後，它仍能保持一些衝擊？如果對話時間不到22分鐘，是否仍能改變人的主意？”

　　弗萊舍目前正在協助計劃生育組織(Planned Parenthood)洛杉磯分會整頓它的遊說拉票做法。計劃生育組織洛杉磯分會行政總裁(CEO)唐萊普(Sue Dunlap)說，由於洛杉磯分會未能阻止加州通過幾個全州性公民投票案，以決定未成年人墮胎是否必須先照會父母，分會領導層認為它過去運用的傳統倡導策略已經失敗。現在分會開始嘗試弗萊舍的做法。唐萊普說：“我們希望為選民製造空間，讓他們有錯綜複雜的感覺，而且仍能邁步向前。”

　　不久前一個週六上午，幾十名志願者聚在加州惠蒂爾受訓。訓練師告訴他們，在訪問選民時，首先要請選民以從1到10為準，說明自己對墮胎權益的支持度。接下來，真正重頭戲上場：志願者要與選民討論他們本身的墮胎經驗。一位名叫米拉齊(Virginia Millacci)的訓練師建議志願者們：“要用自我表白的方式，營造與選民的相互信任與了解。能把我們自己在選民面前毫無保留地攤開，回報會十分可觀。”

　　(作者：Sasha Issenberg 譯者：譚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