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因為檢視「總統候選人蔡英文」（不是女子蔡英文）而碰觸到極為敏感的「性傾向」議題，引發喧然大波，飽受攻擊，我開始思考什麼是出櫃，並開始認真去了解同性戀的語彙和歷史。

  1869年，也就是紐約石牆事件的整整100年前，德國同性戀者屋立西律師（Karl Heinrich Ulrichs）就指出同性戀的隱形化現象是改變輿論最主要的障礙，他主張同性戀應該表露自己的同性性向。這樣的自我揭露就是一種解放，他因此被後世奉為同性戀運動的先驅。1969年石牆事件之後美國開啟了「出櫃」風潮，這個詞源自於不可告人的家醜（skeleton in the closet），櫃子成了同性戀者掩飾身份的隱喻，出櫃就是揭露身份做自己的意思。

  我於是恍然大悟，在這個意義上，我其實一生出櫃過很多次，每次都很慘烈。第一次在我16歲那一年，一個風聲鶴唳年代，我鼓起勇氣揭露自己的意向讓媽媽知道，我告訴她：「我要去念陸軍官校，要推翻蔣家獨裁政權。」她哭了。我在那之後6年被判處無期徒刑。

  1977年我坐了整整15年牢出獄後，台灣依舊是白色恐怖的時代，我每碰到一個台灣女孩子，總是掙扎著要不要出櫃，要不要告訴她我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政治犯，而且我還繼續從事著危險的事，這樣的掙扎很煎熬，身心俱疲，我於是走上了另一條路，我與外國女孩在一起。

  1979年美麗島事件終於爆發，當局終於逮捕了我，我想是因為我們在獨裁的政權裡出櫃太超過，我們明白主張廢除民主五大害「黨禁、報禁、戒嚴令、萬年國會和司法不獨立」。終於我以叛亂犯的身份再度站上了死刑的審判台，出櫃不出櫃的問題依然考驗著我。1980年3月我向台灣社會大大地出櫃，我表明我意圖以合法之方法顛覆政府，我表露我追求台灣獨立的決心，我是如此地不屑世俗獨裁者的審判，因為我只相信在天主面前的審判。我寧願真實地死去，也不要虛偽活一生。

  不知為什麼，我卻真實地活下來了，只是必須永久蹲在監獄裡。雖然以前做過政治犯，但這次不一樣，因為這次我高調出櫃了。

  1995年我擔任民進黨黨主席，我領導著一個越來越民族主義化的黨，出櫃不出櫃再度困惑著我，我反對激化族群作為政治動員，我主張「社會大和解、政治大聯合」，我終究還是出櫃了，也終究必須忍受「叛徒」、「台奸」、「花心」等種種的污名。

  2006年我眼看著陳水扁政權的貪腐，出不出櫃，成了義務，許許多多的公民也如同我一樣盡了對貪腐出櫃的義務。

  出櫃，其實是一種人生哲學，只是這個挑戰對同性戀者來說更為嚴峻，因為凡牽扯的「性」方面的污名，是人類社會最邪惡也最廉價的手段，無奈它如此盛行。

  但偏偏作為受壓迫者我們確實沒有別的出路。

施明德認為，他一生其實出櫃過很多次。資料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