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文憑造假事件屢屢發生，不僅在中國早已形成氣候，而且還有不斷向國外發展的趨勢。比如去年11月間，曾有50名中國學生因為涉嫌造假，被英國紐卡斯爾大學開除；今年4月，又有數百名中國學生在法國涉嫌買賣文憑受到警方調查，極大地損害了中國學生的群體形象。這種現象，固然與涉案人員的品質有關，但是從整個社會的導向來看，也有值得反思之處。
改革開放伊始，我們剛剛提出“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等主張，就聽說西方發達國家已經進入“學歷社會”。記得當時有一位著名科學家說過：到本世紀末，縣處級幹部要有本科學歷，廳局級幹部要有碩士學歷，省部級幹部要有博士學歷。再加上“知識改變命運”的口號響徹雲霄，致使大家都認為只有上大學才是唯一齣路。於是每年高考來臨，都會出現“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景象。
然而曾幾何時，不要說本科生了，就連碩士和博士也成了“待業青年”。與此同時，許多企業又哀嘆找不到合適的人才。這說明，一方面是學歷過剩，一方面是能力太差，此乃中國教育和中國社會面臨的一個大問題。
這讓我想起五四先賢對類似問題的思考與實踐。
傅斯年在出國前是學文科的，但是進了倫敦大學以後，他卻對自然科學產生濃厚興趣。為此，他除了主修實驗心理學之外，還選修物理學、化學、數學等課程。他在寫給胡適的信中表示，當年在北大耽誤了不少時間，現在應該補上。對於傅斯年的這種不大符合常規的做法，老同學羅家倫分析得很透徹。他說：這看上去像是一件好奇怪的事，但實際上他是想從自然科學中得到有效的方法和訓練。
1923年，傅斯年轉入柏林大學，選修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和新興的比較語言學。在那裏，他遇上陳寅恪、趙元任、徐志摩、俞大維、金岳霖、何思源、毛子水等人，與他們相互砥礪，切磋學問。趙元任的夫人楊步偉回憶說：“那時在德國的學生們大多數玩得亂得不得了，他們說只有孟真(傅斯年)和(陳)寅恪兩個是‘寧國府門前的一對石獅子’”。意思是說，他們對學問頗有定力。
儘管如此，無論傅斯年還是陳寅恪，都沒有獲得任何學位。陳寅恪的侄兒陳封雄說：“寅恪叔被人們尊為‘教授之教授’，而他本人終其生連個‘學士’學位都沒有。他在國內的學歷是‘吳淞復旦公學畢業’，那時(1909年)復旦公學還不能算正式大學，也不授予學位。”他還說，抗日戰爭後期，他曾經問自己的叔叔陳寅恪：“您在國外留學十幾年，為什麼沒有得個博士學位？”陳先生回答說：“考博士並不難，但兩三年內被一個專題束縛住，就沒有時間學其他知識了。”陳寅恪還說，他自己20歲到了德國後，就立志要儘量多學幾種語言文字。為此，他把所有時間都用在學知識找資料方面。對於能不能獲得學位，並沒有放在心上。據說這種情況在德國大學裏面非常普遍，大家認為，“只要能得到知識，有無學位並不重要。”後來，陳封雄把這件事向自己的姑父俞大維提起，俞大維認為陳寅恪的想法是對的，所以他能成為一個大學問家。俞大維還說：“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學位，但我的學問不如他。”
1926年冬，沒有學位的傅斯年回國擔任了廣州中山大學教授，並兼任文學院院長和國文係、歷史系主任。上任後，他除了聘請一大批具有新思想和學有所長的教授之外，還對自己的學生說：要成為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就必須有系統的專門知識和能夠與他人合作的精神，而大學就是為此而設立的。與此同時，他還批評把上大學當作敲門磚的思想，認為上大學混文憑是沒有出息的表現。
縱觀傅斯年的一生，始終沒有把學位太當回事。這種觀念在那個時代比較流行。例如中華民國成立後，尚在美國留學的顧維鈞被聘為總統秘書。當時他還沒有拿到學位，如果立刻回國，就會受到影響。他嚮導師請教，導師說：你都可以當總統秘書了，還要什麼學位？又如胡適在美國留學時，也是還沒有畢業，就被北京大學聘為教授。於是他的博士學位遲拿了10年左右。
前不久，我去台灣參加“中央研究院”召開的紀念五四學術研討會。在一個小型聚會上，幾位台灣同行為胡適的學位問題爭論起來。爭論的焦點是：為什麼胡適的博士學位會遲拿10年左右。為此，我以傅斯年、顧維鈞、陳寅恪為例，說明那個時代的人看重的是學問和能力，而不是學位與學歷。我知道，台灣同行大多是世界一流大學的博士，而我自己連中國三流大學的門也沒進過，因此很難說服他們。於是我想，倘若“中央研究院”的老前輩傅斯年在世，也許會扭轉這種不利局面。2009年06月01日來源：中國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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