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不是天安門母親？──獻給丁子霖 ◎龍應台
十五年前，我是一個懷孕的女人，在不可預知的機緣裡，走了三個廣場：北京的天安門廣場、東柏林的亞歷山大廣場、莫斯科的紅廣場。那是動盪的一九八九年。
為了紀念「五四」運動七十週年，我來到北京。清晨時刻，霧，還鎖著昏昏的建築，覆著疲憊的人群，廣場在朦朧中卻顯得深不可測，像秘密無聲的山谷。 但是你知道山谷不是空的，一波一波的回聲湧動，推著歷史的隆重自轉。一八九五年甲午戰敗後的呼喊，在一九一九年一戰之後得到呼應；一九一九年的呼喊，「要民主，要科學，要國家富強」，在一九四九年得到莊嚴的呼應：「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對著一九四九年的莊嚴誓詞，一九八九年發出呼喊── 沒有人想到，回應誓詞的是屠殺的槍聲、坦克的震動，和長達十五年的滅音。 可是亞歷山大廣場上人潮洶湧，上百萬的東德人每天上街，高舉著拳頭，要求開放邊境，要求民主自由。突然之間天安門的槍響傳來，德國人走在街上，臉上有血色的憤怒，但是心裡有白色的恐懼：天安門的屠殺，是否也會在東柏林發生？
我到了柏林城外，想感覺一下鄉村的情緒。中午的太陽辣辣地照著，小村廣場上只有一隻老狗趴著打盹，看起來安詳靜謐。但是在廣場地面上，有人用粉筆畫了什麼，白白的一片。我走近去看，畫的是一個中槍倒地的人形，四肢呈「大」字打開，中間用德文清楚寫著：「天安門，六月四日」。又過了幾個月，我在莫斯科的街頭。成千上萬的人，孩子騎在父親的肩上，母親推著嬰兒車，白髮蒼蒼的老年人手挽著手，大聲呼喊：「自由！自由！自由！」白色的布條橫過整條馬路，用各種文字寫著：「我們不要天安門！」每一條橫巷內都藏著軍用卡車，卡車裡塞滿了全副武裝的士兵，緊抱著槍，全神戒備。
我懷孕的那一年，柏林圍牆被人民推倒；蘇聯帝國轟然解體。事後，我們知道，當呼嘯的人民像洪水一樣自街頭流過，這些黨的領導人躲在高樓的辦公室裡激烈地辯論是否也採用「天安門模式」來保住政權。但是天安門的屠殺太過殘酷，給世界的震撼太過劇烈，被過於巨大的罪行所震懾，兩個城市的領導人，在最緊迫的時刻，按住了槍口。
柏林圍牆崩潰前夕，東德領導階層亂了手腳，譬如說，對試圖越牆逃跑的人民，是否還是一律「格殺」？一個高階領導後來回憶說，「當時，我就給自己立了一個分清是非的標準：天安門發生屠殺時，你是站在哪一邊？站在人民這一邊的，就是對的。這麼一想，我就知道該怎麼辦了。」
北京的天安門，成為動盪中的東歐用來判別是非的準則、分辨真假的測謊器。
是的，你可以說，中國的血染大地成就了東歐不流血的革命。
十五年之後，在香港一個高貴的晚宴上，我遇見了這麼一個姿態優雅的上海女性，從美國留學歸來，在香港公司任經理，用英語說，「六四？不過是中國進步過程裡打了一個飽嗝罷了！」
中國的「進步」，在她身上那麼清楚地呈現：經濟的起飛已經培養出一整代欣然自得於個人成就而對「六四」一無所知的人。或者並非一無所知，但在物質追逐的遊戲中早已接受了一種邏輯，就是說，沒有鎮壓，就沒有今天的進步，鎮壓是進步的必然條件。對更年輕的一代而言，「六四」屠殺則根本不存在。歷史的殺人滅跡，由國家執行起來特別專業、特別有效。
中國在「進步」，像一個突然醒過來的巨人邁開大步在趕路，地面因他的腳步而震動。民間社會的自主空間逐漸拓寬，民權觀念悄悄萌芽，經濟的發展更是舉世側目。二○○八年的北京奧運、二○一○年的上海世博，還沒有發生，但是僅僅是預期就已經使得許多中國人覺得光彩萬分，心中滿溢著強國盛世即將來臨的自豪感。
然而有多少人看見，巨人是帶著一個極深的傷口在趕路的？
「六四」的鎮壓，使得無數的中國精英流亡海外。詩人、作家、思想家、科學家、經濟學者、未來的政治領袖人才……，這些中國最優秀的頭腦、最細緻的心靈，被迫留在異鄉的土地上，幸運者成為別國的文化養分，不幸者提早凋零殞滅。
沒有一個真正富強的國家不把人才當做國寶的，或者應該倒過來說，不把人才當做國寶的國家，不可能真正富強。回首五十年，一整代菁英被「反右」所吞噬，又一整代被「文革」所折斷；「六四」，又清除掉一代。五十年共產黨的歷史簡直就像一只巨大的篩子，一次一次把國家最珍貴的寶藏篩掉。一路拋棄寶藏，巨人你奔往哪裡？
或者說，「六四」被放逐的是少數，而且中國大，人才無數，反正篩掉了又有新的一代冒起。再多的麥子若是掉在石礫裡，也是要乾枯的，所以麥子多寡不是問題，土地的豐潤與否才是。只有當國家以制度來保護「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時，人才才可能像麥子落土悠然茁長，然而只要鎮壓「六四」的道德邏輯還在──這個邏輯將對於黨的忠誠凌駕一切，將粗暴的權力視為當然──那個制度就不存在，人才也無從煥發；集權的邏輯是一把鎖，鎖住整個社會結構，讓自由的心靈、爆發的創造力、無邊的想像力處於不能動彈的地位。
高樓越來越多，道路塞滿了汽車，商場人頭鑽動，飛彈戰機精良耀眼，奧運世博國威赫赫，這些或許都是值得自豪的成就，但是有兩個問題不能迴避：第一、它是以什麼代價換來的？那個代價可以不償還嗎？第二、它是可長可久的嗎？沒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保障，就不會有真正對弱勢的照顧、對異議的容忍、對強權的反省、對法治的尊重、對人道的堅持、對正義的當仁不讓，也不可能在文化藝術的創作上登峰造極……，缺少公平正義、缺少溫柔力量、缺少自由精神的國威赫赫，難道是中國人真正的追求嗎？
「六四」屠殺，不是中國這個巨人打了一個飽嗝，而是巨人身上一個敞開潰爛的傷口。傷口一天不痊癒，巨人的健康就是虛假的，他所趕往的遠大前程，不會真的遠大。
國際看得見。
一九九四年，我還在海德堡大學漢學系任教。突然發現那一年的研究生數目驟減，幾乎開不成課。我們很納悶，幾經推敲，找出了原因：九四年進研究所的，大致是一九八九、九○年間進大學的人。天安門發生屠殺後，那一年漢學系幾乎收不到學生。對中國的失望和厭棄，使得歐洲學生拒絕漢學。
十五年來，歐洲人忘了「六四」嗎？中國的市場，以及藉由市場所展現的國力「崛起」，贏得了國際的尊敬嗎？中國的電視鏡頭跟著領導人出訪，讓人民看見，譬如說，法國總統鋪排的紅地毯禮遇，但是鏡頭刪掉的，是法國文化界、知識界、民間團體對中國人權的抨擊。各國政府紛紛來到中國競爭市場，但是尊敬？對不起，沒有人會尊敬市場的；這個世界再怎麼現實再怎麼野蠻，最終贏得國際尊敬的，不是市場或武力，而仍是一個國家文明和道德的力量。今天美國失去好大一部分世人的尊敬，不是由於它的國力減弱，而是由於虐囚事件暴露之後它所喪失的道德立場。中國要得到泱泱大國應得的尊敬，不在於市場之大，國土之廣，人口之多，而在於它道德擔當的有無。
「六四」使中國的道德破產。
沒有忘記這個傷口的，還有台灣人，還有香港人。
中共的領導人一定問過自己：為什麼用「血濃於水」的「民族大義」跟台灣人講不通？為什麼對香港釋出了大量的利益，香港人仍舊若即若離？領導人願不願意面對這樣的答案：台灣人抗拒，香港人掙扎，和「六四」的道德破產是緊密相關的。
對於香港人而言，今天可以釋出的利益，是明天可以收回的威脅。
二十三條帶來恐慌，難道和「六四」的血腥記憶無關？對於台灣人而言，聽一個對自己人民開槍的政權大談「民族大義」、「血濃於水」，除了恐懼和不信任之外，還可能有其他的感覺嗎？
「六四」屠殺代表權力的野蠻，理性的喪失，人性的沉淪，只要一天不平反，它就一天刻在北京政府的額頭上。帶著這樣的「黥面」，你如何以文明的姿態去和台灣人或香港人談「統一」、談「愛國」？簡單地說，你，如何讓人相信？這個沉重包袱，對於力求改革的新領導人或許不公平，但是政治責任本來就是「概括承受」的，不是嗎？
如果有人以為「六四」僅只是那一小撮流亡海外「不成氣候」的民運分子的事，關係不大，那就真看錯了。「六四」平反不平反是一個良心的測謊器、道德的試金石，更是兩岸政治和解路上一塊怵目的絆腳石。北京政府如何對待「六四」，意味著它是走向民主自由還是繼續極權統治，也關鍵地影響台灣人對中國的態度。馬英九在兩年前紀念「六四」的文章中有一句話：「『六四事件』必須平反，這必將是大陸民主化與兩岸政治統合成敗的重要指標。」對於許多台灣人來說，兩岸的對峙，民進黨不是問題所在，台獨不是問題所在，真正核心的癥結──北京領導人不可能不清楚──是中國本身的民主化進程，而「六四」，是一個人們每天看著、無時暫忘的指標啊。
遮掩傷口所引起的最後的全身敗壞，我們是目睹過的。二二八的流血事件被國民黨遮蓋了四十年。四十年中，家破人亡的痛苦無處申訴，流亡海外的委屈無法紓解，仇恨因為掩藏而更加深化；四十年後，國民黨固然因而失去了政權，人民也被一種積累的苦大仇深所撕裂、所折磨。
「六四」敞開的傷口已經被掩蓋了十五年；是搶時間盡快把蓋子打開，讓它在溫柔中癒合？還是繼續掩蓋，讓它在緘默中潰爛？
今天，二○○四年六月四日，晚上八點，我會去維多利亞花園點亮一盞蠟燭，追思「六四」的亡魂，帶著我十五歲的孩子。在我胎中時，他曾經陪我走過三個廣場，看人們用肺腑的力量在呼喊，不同的語言──德語、俄語、漢語，卻發出一樣的聲音：「民主自由！」而如果孩子說，「母親，我有自由啊，『六四』和我沒什麼關係」，我想我會這樣告訴他：
孩子，你是否想過，你今天有自由和幸福，是因為在你之前，有人抗議過、奮鬥過、爭取過、犧牲過。如果你覺得別人的不幸與你無關，那麼有一天不幸發生在你身上時，也沒有人會在意。我相信，唯一安全的社會，是一個人人都願意承擔的社會，否則，我們都會在危險中、恐懼中苟活。對於那些死難的人，我們已經慚愧地苟活；對於那些在各個角落裡用各自的方法在抵抗權力粗暴、創造心靈自由的人，孩子，我更覺得徹底地謙卑。
為了你，孩子，不會有一天上了街就被逮捕或失蹤，我不得不盡一切的努力，防止國家變成殺人機器，不管我們在哪一個國家。
在這個意義上，告訴我，誰，不是「天安門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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