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班後，大概六點五十分左右，在人潮洶湧的台北車站地下月台，我遇到曾經刺殺蔣經國的殺手Peter，黃文雄。
因為曾擔任還未播出的公視《尋找蔣經國》紀錄片的企劃，我們曾經訪問過他。一九七○年四月二十四日，當時三十三歲，在美國康乃爾大學讀博士班的黃文雄，於蔣經國第五次訪美時，在紐約中央公園旁的廣場飯店，開槍刺蔣。子彈打中旋轉門，蔣經國在保鑣簇擁下毫髮未傷，黃文雄則當場被警察壓制在地。
黃文雄在接受訪問時說：「前一天我和我妹就到Plaza hotel偵察地形，那天蔣經國要在那演講，槍放在我妹妹的手提包，靠近旅館時她把槍交給我。那時蔣經國車子進來，走向入口旋轉門，我就拿起槍先往那邊衝。這裡我要解釋，對我們來說刺蔣會用到武器，但整個事件我們最關心的是他的政治意義。所以既然要注重政治意義，所以第一不能打到不相關人，不然對運動會有傷害，這樣一來就要盡量接近，不能遠遠地打。所以那天我其實已經衝到離他很近之處，我舉起手槍時有個美國警衛很機警，他在空中跳過來雙手把我拿槍的手托起，就打高了，蔣經國就進入旋轉門了。至少在政治考慮下不能傷害無辜必須很接近，但如此困難度就高，另一方面越接近槍法高低就不是很重要因素。」
黃文雄與參與密謀的鄭自才被起訴，保釋金高達二十萬美元，但在極短的時間內即被湊足。
他曾說：「槍擊事件後台灣在美國的人就組織起來成立救援基金會，目的是籌律師費保釋金。那時出去的學生都靠獎學金，有些人還要省下獎學金寄錢回家，所以大多留美學生都蠻窮的。那時我和鄭自才的保釋金共十九萬美金，那是1970年的。美國有家報紙說創了紐約市法庭紀錄。因為我請到三位很好的律師，都是替政治犯辯護高手，保釋金訂得很高，他們以為說湊不出來，結果還是湊出來了。因為我讀的康乃爾是長春藤聯盟的，很多校友在華盛頓工作，有好多人來跟我說美國人認為大家湊那麼多保釋金很意外，等於是一場民調，雖然對象是台灣出去的比較優秀的學生，有人叫做布衣菁英。我們都知道那時沒民調，不知道雙十國慶下有多少人是真正忠實國民黨的。有關捐出保釋金的事，等於是民調。我個人看法也是一樣，雖然我開槍很戲劇性，但其實我認為那場非正式民調對國民黨衝擊比什麼都大。
我從頭就沒有想要坐牢，所以我放了不少煙霧彈。比如說很多本國外國人幫我寫信給法官，其實那只是煙霧彈。那時FBI跟我跟得很緊，所以我早就對那事情有防範。美國那裡地方大，很多人在鄉下土地就是七百英畝，所以我會到朋友農場去滑獨木舟釣魚，最後還是出去了。我用這樣鬆懈他們，尤其他們看我有那麼多人替我寫信。這都是為了將來走入地下。
走入地下的原因很清楚，那時美國雖然一方面主張民主自由，甚至把此強加給其他文化，卻在各地扶植獨裁政權。我們知道那時國民黨政權的大老闆是華盛頓，對我來說這有道德一致性問題，既然我反越戰同時也覺得國民黨的正當性，和對台灣的高壓統治，讓我有理由向小夥計開槍，那我為何要去做大老闆的牢？這有原則上的大矛盾。所以從交保一開始我就一直籌畫怎麼消失。」
之後兩人棄保潛逃，黃文雄在海外流亡二十六年，直到一九九六年才回台。當時刺蔣的Peter，差不多就我現在這個年紀，三十六年過去，在台北車站的地下轉運通道，我遇見當時的殺手，看來極為平常的一般人，儒雅溫文。
為什麼要刺蔣？他的解釋是：「對刺蔣事情很多人問我說後不後悔？我想我會說我不後悔但很遺憾。重點在遺憾，因為世界人權宣言有段話說為了不使人民鋌而走險進行反叛，有必要在制度上保障人民基本權利，這樣人民才能以民主方式抗爭鬥爭來改革社會。從這觀點來講，我從事人權運動就是使台灣人權更好，不需有人被迫做我當年要做的工作。」
小夥計蔣經國走了，殺手也老了。當年如果他一槍斃了小蔣，不知道現在的台灣會是什麼樣的光景。
假設性問題，永遠無法被回答。
「我和朋友七點約在誠品，要先走啦！」頭髮稀疏，戴著眼鏡，已經69歲的Peter對我微笑。他轉身，曾經中過風殺手背著小背包，緩緩走向湧動的人潮，消失了蹤影。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