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戰役而立,因貧者而存
孟加拉人民醫院
撰文/童貴珊(經典雜誌撰述)
攝影/安培淂(經典雜誌資深攝影)
這是個異常炎熱的午後。走遍戰火蔓延的故鄉邊界,我再次確信,自己的靈魂已牢牢扎根於此……目睹無數年輕無畏的勇士為保衛國土而戰,心中深以這群弟兄為榮。他們有些仍奮戰不懈,但也不乏重傷或染上瘧疾等其他棘手的病。這段時間,我們在物資極其匱乏的情境下,在邊界成立了臨時的『孟加拉田野醫院』(Bangladesh Field Hospital)。醫院內的繃帶和紗布早已用完,眼看連取代繃帶的破布也快不夠了,坦白說,面對一批批亟待救治的傷患與難民,我有時真的軟弱得無以為繼……。」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八日,當查富拉(Zafrullah Chowdhury)醫生在漫天烽火的前線寫下這封真情流露的信時,孟加拉正歷經近代史上最可驚可怖、卻又可歌可泣的獨立戰爭。兩隻腳彷彿各繫著大石磨的孟加拉,在求取獨立自主的漫漫長路中,舉步維艱。好不容易掙脫將近兩世紀的英殖民統治,與印度分開後,隨即又成為隸屬巴基斯坦的東巴基斯坦,長期飽受不公平的經濟、政治和語言等各方制裁與欺壓下,孟加拉與巴基斯坦積怨日深,獨立運動一觸即發。
一九七一年三月,雙方談判破裂,孟加拉全民罷工,巴基斯坦派兵鎮壓,大肆屠殺無辜百姓,一場犧牲至少三百萬人民的獨立戰事爆發。當時,二十九歲的查富拉剛結束在英國的醫學研究所的外科訓練課程,一聽故鄉獨立戰役已弓在弦上,便迫不及待與幾位醫學院的同鄉整裝回國。
為照料無數身受重傷的獨立戰士與難民,信中提及的「孟加拉田野醫院」,就在戰事最猛烈的七月時,在駐倫敦的「孟加拉醫療協會」(Bangladesh Medical Association)的支助下成立。查富拉與其他四位年輕醫生就地取代,用竹子作成桌子、椅子、病床甚至手術台,再以乾草鋪成床墊,這家由帳篷與竹子搭建的田野醫院,勉強湊足四百八十張床位,頓時成了方圓 一千七百公里 內唯一的醫療中心。
在醫療荒漠上救人濟世
同年十二月獨立戰役結束後,成千上萬的難民和亟待醫療照護的戰士,流離失所於滿目瘡痍的家園。查富拉醫生與幾位在田野醫院共事的朋友,心中懸掛的關懷焦點是:這個終於取得獨立政權但已柔腸寸斷的國家,未來的醫療系統要從何建設?
就在這群充滿理想與熱情的青年醫生們在為百廢待舉的家園籌畫出路之際,怎麼也料想不到,眼下亟待解決的,根本不是醫療體系的重建,也不是如何改善「平均每三萬人分配到一名醫生」的困窘現況,而是攸關醫院存亡的「正名運動」。憶起這段往事,年過半百的查富拉雙手一攤,無奈地笑嘆:「荒謬吧?」
付出百萬人民的鮮血與軀體的代價,新政府終於在民眾的熱烈期待與擁戴下,欣喜而倉促地建立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新上任的官員一心急著要「除舊布新」,隨即要求在戰事中貢獻良多的「孟加拉田野醫院」得徹底改名換姓,理由是:私人機構不能冠上「孟加拉」的國家名號。
雖然查富拉與幾位同仁極力爭取保有這歷史性的名字,並把關懷對象設定為偏遠地區的弱勢民眾;但官僚主義的腐敗與劣跡彷彿已在孟加拉生了根、長了腳,怎麼也拔除不掉;即便終於擺脫外權、自己當家掌舵之後,貪腐情形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可從每年名列「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最貪汙國家」的紀錄中得知。最終在當時的首相拉曼(Sheikh Mujibur Rahman)直接查辦與強力介入下,查富拉只得退而求其次,取關懷對象的人民(Gono)之意,正式改名為「人民醫院」(Gonoshasthaya Kendra)。
一九七二年正式成立的「人民醫院」,設立於「烈士紀念碑」附近的薩瓦(Savar),距離首都達卡(Dhaka) 四十公里 的北部城市納蘭(Nalam)。二十二位全職醫生與志工,住在醫院旁臨時搭建的帳篷內,由此開始,三十五年來,拮据而艱難地在醫療的荒漠上,以他們的專業與智慧、理想與熱情,為孟加拉後戰爭時代的醫療紀事,刻下重要的里程碑。
這群醫生所面對的,是一個剛剛歷經戰亂、貧窮落後、文盲比例高、且人口密度世界榜上有名的國家。需要醫療救助的民眾難以估計,合格的醫療人員寥寥無幾,極其有限的資源根本無法顧及過多的需求。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統計,百分之六十的孟加拉兒童長期營養不良,百分之二十五的人民一輩子都沒能力、亦無機會「看醫生」。
「人民醫院」意識到,要在最短時間內解決這種醫療的嚴重匱乏與斷層等結構問題,必須捨棄高門檻的正規醫療課程,改採「訓練衛生人員、落實實務教學」的醫療策略。查富拉選擇培育更多「注重技術與臨床經驗豐富」的衛生人員下鄉服務,並認為這是當前最切合孟加拉處境下的醫療方針。顯然,這是一場比獨立戰爭更長遠的醫療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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