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滿日本政權,
前往中國投入康有為門下
據說父親在屏東林邊教書,因為不滿日本政權,一日脫下衣物假裝投海自盡,而後輾轉到了日本與中國,開始他的人生,只是那個時代的中國,已是千瘡百孔,在貪腐與戰亂中遊走,在歷史上演出了無數的悲劇,父親縱有一生理想與報國大志,卻是生錯了年代,走錯了時空。
例如他經恩師康有為介紹,去投靠吳佩孚的時候,希望有機會到德國求學,哪知吳佩孚眼中的康有為,志不同、道不合,後來在野史書上,讀到康有為在吳佩孚五十大壽時相見一幕,康有為暗示:可否一同起戈復辟。這位直系大將卻難耐不同思維的人,畢竟是前朝人物,吳佩孚無法體會,還認為康有為有求於他,父親即使有康有為推薦,也不得吳佩孚賞識,不同的年代,不同時空,只能各自留下空白!
父親出生後,一路從殖民社會脫逃,懷抱熱情、理想,一心想為祖國做些什麼,但是他的熱情,卻目睹了衰敗的中國,即使在中壯年曾經周遊日本、新加坡等外交單位,擔任外交工作,八年抗戰卻又讓他隨著國民政府遷徙,四處流竄。戰後回到台灣,目睹二二八,父親選擇回故鄉終老一生,與他的老師一樣,空留無盡悲傷與失落。
長大後,母親才告訴我父親回到台灣,因為不是國民黨黨員,無法再回公務體系,而且他不願同流合汙,不齒政府的腐敗,像父親這樣有著自由思想,在大陸有如此豐富的閱歷,在二二八當口又曾救出不少菁英(詳見吳濁流著《台灣連翹》),之後他就在白色恐怖名單之列,失去所有公職機會,也不容於當權政府。無法在公務體系報效國家,連帶著時任台灣省糧食局副局長的四弟張子斌,一起告老返鄉,之後他隱居山林,過著平淡生活,其實是無奈的選擇,也是生命中嚴重的挫敗。
印象中,老是有一些穿黑西裝的男人到家中小坐,我也不知道他們是誰,直到台灣政治氛圍稍微開放,母親才告訴我,那些黑衣人是來查家中的收音機,是不是偷聽大陸匪區廣播,有沒有當發報機使用,或是來看看父親、母親又與誰通信了,看看家裡是不是有大陸版的讀物,翻翻家中的書報,告訴我們「保密防諜,人人有責」。記得他們來了,父親就在果園裡忙農事,不願進門,只有母親依然給他們倒茶水,一面踩著縫衣機為我做制服,直到天黑。
不過父親每隔一些時日,會帶母親與我全家北上,拜訪他的師母,即康有為第二任妻子康梁隨覺。這位廣東老太太,纏足梳包頭,是康家唯一帶著子孫在台灣的後人,父親對她極為恭敬,晚年多由孫子康保延照顧她。
父親跟隨康有為的晚年,康歷經變法失敗,民國成立,軍閥四起,父親與垂垂老矣的恩師,遊歷上海、杭州、青島,最後在青島為康有為送終,「康有為是被人毒死的!」父親曾告訴母親。後來父親也把早年他與康有為生活的經過,寫在〈游存盧哀思行狀三紀〉一文中。
與吳濁流、林海音、
沈櫻等文友往來
童年記憶中,有些朋友來找父親,一坐就是大半天,談著國事、政治、文學……來訪客人中,印象最深的是吳濁流先生,他是父親台北師範的同學,也有豐富的大陸經驗。他每回來都是拉開嗓門,用客語、日語及濃濃的客家國語與父親交談,那時他已經創辦了《台灣文藝》,父親偶爾也在雜誌上寫些四言絕句等漢詩。吳濁流先生常會送些他的新書,如《亞細亞的孤兒》、《瘡疤集》……也讓我早早觸動了台灣文學的根苗。早年父親文章多應邀發表在《醒獅雜誌》、《台灣文藝》等刊物,內容多圍繞在時事、《論語》、孔孟的學說,及心愛的古詩。
沈櫻女士與林海音女士,應該是父母親最熟悉的文友了,她們不僅在文學路上支持著父親與母親,也間接啟蒙了我對文學的興趣,我也在她們身上感受到文人的溫厚和煦。
林海音女士,是父親恩師林煥文先生的長女。林煥文先生年輕時曾在新埔與頭份公學校教書,在高壓日本統治下,是少數還偷偷用客語教漢詩的老師,在新埔公學校任教時教過吳濁流,在頭份公學校,父親深受林煥文先生的思想啟迪,因此離開被殖民的故鄉。
沈櫻女士早年在大成中學任教國文老師,在1950年代與父親、母親結為好友。在她任教北一女退休後,將斗煥坪當成第二故鄉,在我們家鄰地蓋了所小屋,成為早年文人中,最早有別墅的女作家,常常在假日帶著女作家、文友們到頭份來小住度假。也經由她們的往來,我有機會認識琦君、羅蘭、張秀亞、艾雯、劉枋、林海音等五十年代的前輩作家,至今我還是覺得自己很幸運,可以在她們身邊看見文人丰采。
從鎮上的中學完成學業,到台北念書,父親已經年紀大了,記憶與體力越來越差,全靠母親照料,果園無法耕種,果樹日漸荒廢,農業經營越來越困難,勞動力外流,台灣進入工業社會,頭份鎮上有了第一個工業區,同學們畢業都去工廠當作業員,家裡來幫忙做田事的長工,多半到工廠去輪班了,父親的手足相繼離開人世,在我念世新四年級暑假,一個酷暑午後,父親嚥下最後一口氣,安靜地到了天堂。同年十二月美麗島事件爆發。
【2007/11/14 聯合報】@ http://ud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