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位年輕的嗜詩者，聚集在城市的單身宿舍，專注討論他們夢想中的詩刊。他們是戰爭結束前後的世代，正好到達恰當年齡，足以窺見詩的神祕與奧祕。他們也碰巧迎接一個詭譎的時代，見證台灣就要進入一個動盪迴轉的階段。年齡與時代的交會，使他們更加相信詩的實用功能，至少相信詩可以干涉現實，也可以介入社會。在激動的情緒中，他們決定把他們想像中的詩刊命名為《龍族》。室內是暖和的心靈在躍動，窗外是1970年12月的寒流正侵襲著城市，那單身宿舍則是屬於當年的青年詩人辛牧。
遇見辛牧時，他已寫了不少詩作；我甫入詩壇，是一個猶停留在閱讀的初學者。三十年前的冷與暖，至今仍點點滴滴刺激著脆弱的記憶。那年冬天走出辛牧的住處時，彷彿每個人都手捧一團熾熱的火。在寒冷的季節相互取暖，那種罕有的感覺是屬於詩。辛牧一向極為寡言沉默，我仍記得聚會時發生的一些爭論，他總會出面調解。他很少表達詩的意見，卻總會在恰當時刻提出他的詩觀。龍族的夢，僅維持四年；但是藉火燒起的友誼，卻容許我與辛牧維持到今天。
從未參加過新詩論戰的辛牧，對我極為寬容。他看到我發表不少文字抨擊詩的晦澀，總會在私下支持我。《龍族詩刊》開始在1971年正式出版後，就不斷提倡明朗的詩風。會有那樣的主張，完全是來自大環境的危機意識。自1970年之後，政治事件再三衝擊脆弱的台灣。從釣魚台事件、退出聯合國、〈上海公報〉，一直到台日斷交，都未嘗稍懈地挑戰知識分子的心靈。辛牧的語言與我的詩觀當有互通之處，只是我在從事批評時，心情比他焦慮。
辛牧出道比我早，對於分行的藝術頗具信心。我在大學時代才開始嘗試寫詩，偶有詩作，也僅發表於校內刊物。參加龍族詩社，精神上受到鼓勵。那時我正在台大歷史所專攻宋史，與現代詩的思考頗有距離。詩社的成員林煥彰、林佛兒、辛牧、施善繼常常到我住處相聚。過從頻繁，使我能夠在歷史與詩之間出入自如。每當詩刊編輯出版之際，我仍記得煥彰負責版面編排，辛牧則勇於校對。沒有他們兩人的扶持，詩刊絕對不可能定期發行。
龍族的詩觀，較近於實用性，當是時代風氣使然。林煥彰年紀稍長，是詩社無形的領導者。辛牧的角色穩重，使詩社的內部對話保持順暢。他們鼓勵我寫詩與詩評，無非是希望能夠在詩壇造成風氣。現在回首再看，龍族的詩觀其實並不是禁得起挑戰。面對現代主義的風潮，我們總覺得詩把人的心靈引導到偏離現實的方向。如果詩刊仍然延續1960年代的詩風，則龍族的存在便失去意義。主張使用明朗的語言，甚至提出大眾化的見解，只不過是希望藉詩來喚醒社會的關懷。
明朗化與大眾化的提倡，現在已證明是神話。當年過於輕狂，迷信詩的影響力。或者擴大來說，過於相信文學改造社會的效應。詩的讀者向來就極缺乏，市場相當有限，根本不可能產生波瀾。把關心社會的責任傾注在詩人身上，正好暴露自己既不了解詩，也不了解社會。我在《龍族》與其他詩刊發表文字，堅持大眾化的立場，當然也不脫虛矯身段。明朗與晦澀，其實是兩種風格的表現，不能簡單、輕率地將之銜接到社會現實。我從前讀詩，其實也是專注於文字藝術的成敗高下。脫離藝術，詩的語言形同瓦解，無關乎明朗或晦澀。自己的年少氣盛，反而失去機會去探索詩藝的高度。對我來說，辛牧詩風趨向於明朗，但是，在明朗背後卻暗藏著一個繁複的思考。
三十年後，重新閱讀他的詩作，才後悔自己沒有好好觀察他對藝術的追求。龍族的夢於今已煙消雲散，如果要尋找蛛絲馬跡，大約可以在辛牧作品依稀發現。在危機的時代，龍族寫詩都帶有一份沉重的心情。如果詩的語言是屬於明朗，還不足以概括每位詩人心情的險境。猶記得高信疆在一次龍族聚會表示：「如果這個詩刊不能有所作為，乾脆就解散算了。」說這句話時，龍族正在釀造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新詩論戰。那是1973年的前夜，在南京西路的保齡球館樓上。高信疆的發言，道出龍族的壓抑與難忍。那並不只是為了發動論戰，而且也是為了在詩裡注入自己的信仰。
辛牧在那段時期寫的詩便是使用明朗的語言，但是並不是因為某位成員的主張所致，他自來就是那樣表達。雖然我為他的第一冊詩集《散落的樹羽》寫過詩評，卻並沒有直探他的內心思維，完全只是停留在語言與技巧。在龍族時期，他的詩有所為而為，絕對不是耽溺於語言的營造。我輕易錯過了對他的細讀，當然也錯過了隱喻與象徵。在龍族成員中，辛牧可能是最悲傷的詩人。那種悲傷，來自生命的體悟，也來自歷史環境的覺悟，有一種遏止不住的憤懣與苦悶流竄在詩行之間。
停筆近二十年之後，辛牧又在1990年代重新提筆。星散的龍族，已很少有人回到詩的道路。意識形態的歧路，現實世界的際遇，使詩的思考稀釋淡化。唯辛牧對詩的信仰，仍然不輸他的年少。當他重新提起詩筆，竟然沒有沖淡他對詩的信賴。
《辛牧詩選》橫跨他文學生涯長達四十年。看到他早期的作品，龍族的記憶毫無預警地浮現。時光滑向1970年代，保持高度沉默的辛牧影像又回到我眼前。我寫詩的脾性仍然還在，卻已怯於發表。對照之下，辛牧的熱情較之過去還要高漲，縱然他是以冷眼觀察這個世界。這十年來，他不僅回到詩壇，還加入《創世紀》的編輯陣容。對於早期所堅持的詩觀，顯然已因為社會條件的改變而得到突破。
早年加入龍族陣營時，對《創世紀》自然是視為假想敵。我始終認為晦澀現代詩的據點當是《創世紀》無疑。我寫下了無數文字批判張默、洛夫、碧果，只因為我相信詩必須走明朗化的路線，遂集中火力抨擊他們使用的語言。我現在越來越能理解，詩藝的構築必須經過長年累月的經營，對詩的洞察力也必須依賴無止無盡的閱讀。審美原則的取得，也不只是來自閱讀，還需要豐富的生命歷練來支撐。進入中年以後，我重新檢視自己對詩的品味，實用性的強調開始退潮，藝術性的尊崇則逐漸上升。這種審美觀的轉變，對我極為重要；一方面使我揚棄早年膚淺的讀詩方式，一方面也讓我回到刻意錯過的詩集。辛牧的覺悟當然比我還早，他加入《創世紀》的行動，就是最好明證。
辛牧的詩風，語言簡潔，情感深沉。由於詩行精鍊，很容易被讀者誤為易懂，從而輕率略過。我第一次讀辛牧的詩是在大學時代，被一首短詩狠狠咬住。詩題是〈塚〉，僅有三行，卻燃起我長長的冥想：
在月光下發亮的
啊，母親的乳房
我是待哺的嬰兒
墳墓與乳房的意象並置時，死生之間立即拉近距離。每個人吮吸乳房與吮吸死亡並無二致。在永恆之神面前，待死與待哺看似雙軌，其實是互相銜接。年輕時期就有這樣的思考，可以反映辛牧深刻的聯想。他擅長雙軌式的思考，那也是一種辯證的思維。正反對比，加深詩的意義空間。
這種雙軌辯證的技巧，在他重新出發之後仍屢見不鮮。然而，他的關懷卻有了轉移。年輕時，他酷嗜觀察自己的生命；向晚時，他對於黑暗的人性反而有了澈悟。辛牧對於意象的形塑，仍不脫正反對照的模式。他對人性的窺探，顯然是在反襯生命的無奈。他選擇的語言相當乾淨，絲毫不留贅詞，更能彰顯反諷的意味。僅有八行的〈放生〉，是恰當的印證：
在廟口
買一隻鳥
口中唸唸有詞
然後把牠放了
在郊外
牽一張網
在廟口大聲吆喝
來買鳥放生吧
詩中的行善與行惡，其實是一種人性的兩面，也是一種戲碼的兩種演出。詩中的意義是自足的，但詩外的人性真貌卻可以由短詩幻化成萬千。辛牧並不抨擊，也不批判，只是以迅速的意象勾勒人性的虛偽。細讀他的短詩，有一種睿智的靈光閃現，近乎俳句，又帶有禪趣。詩人把自己放置在較高的觀點，停留在涉事與超越之間；不落入庸俗的嘲弄，也不陷入刻薄的譏刺，恰到好處地把人間百態呈現出來。讀過一次，會心一笑；再次細讀，卻又無比惆悵。詩題〈情人節〉的短詩，是別出心裁的鑑照：
送你
一朵花
然後
把花瓣
剝光
這首詩刻意以最短的句子，表達最普遍的現象。花與花瓣看似同義，實則歧義。前者隱喻愛情，後者意味著情人。這是辛牧最乾淨俐落的手法，在情人節這天，是屬於護花或摧花的日子？花是真與美的意象，詩中呈現的卻是肉體與情慾的象徵。沒有一個文字涉及情色，但是經過意象的簡潔跳接，顯得特別生動傳神。
〈蓮霧〉只有兩行，竟饒富有多種意涵。
掛滿枝頭的風鈴
風呢
這首詩使人偏愛，就在於蓮霧與風鈴的銜接。南台灣的蓮霧成熟時，是在燠熱的盛夏。僅僅使用兩行，便完整掌握了夏日季節的靜止、安詳、悶熱的狀態。如果把辛牧定位為意象主義者，並不為過。他無需訴諸繁瑣的語言，也不依賴濃縮的技巧，讓透明的文字不證自明地釋放飽滿的意義。
對於辛牧，我自然有更多的期待。長年以來，他與詩壇保持罕有的疏離，專心致力於詩的追求。對於時代風氣與現實政治，他有滿腔的苦悶。龍族時期，我就可以體會他內心的悲哀。而那樣的悲哀，似乎沒有得到稀釋的出口。鬱抑的情緒不斷沉澱在生命底層，化為他詩藝的基調與色澤。如果他能營造更長的詩，當可寫出更為冷峻的作品。
龍族的記憶已經淡出，所有的舊夢不復存在。在辛牧的詩行，我看到龍族的背影。背對不是離去，而是為了繼續前行。在辛牧詩行裡，投射他孤獨的長影。他忍住悲傷，以透明的語言抵住苦悶，生命的頑強與傲慢自然流露出來。三十年後看到他的詩選出版，我的喜悅毫不遜於見證《龍族詩刊》創刊號的付梓問世。在全球化與後現代風潮不斷侵襲這小小土地時，辛牧仍守著一枝孤筆，讓世界見證還有一位詩人仍相信詩藝的提升與精進。他的詩，也使我的遠航不致落單。
人間的美在何處呢？或許在我們的四周中。風吹起了，雨落了，楓被吹落，何處是歸處呢？葉落地，沒有任何一處是葉的家，葉和風一樣在流浪，所以葉和風的悲傷憂愁存在不同的地方和空間中，無人會去理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