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到兩千多年前西漢王朝，看到未央宮文武百官簇擁的豪邁蘇武，高擎漢武帝賜予的符節；看到匈奴穹廬宮殿裡“殺掉”聲中的無助蘇武，奮力護衛符節；看到蜷縮地窖瀕臨死亡的屈辱蘇武，緊緊摟抱符節；看到貝加爾湖畔蒙受“背叛”之冤的絕望蘇武，倚靠旌毛半脫的符節；看到白發銀須回到長安的悲壯蘇武，緊攥已然光禿的符節——你，想到瞭什麼？

　　歌劇《大漢蘇武》的主創人員說，沒有統一的答案，“因為真實的回答不是答案本身”。但顯然，從啟幕到落幕，作為“道具”的符節，儼然是全劇之“靈魂”，始終撩撥著觀眾的情感、思緒。

　　《大漢蘇武》能與今人“對話”，或許緣於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一份對“符節”的渴求。置身這個或爛熟於心或已然忘卻的典故，蘇武手中的符節都會刺激你去冥想，一個人對使命、信念、氣節應當如何堅守，對國傢強盛、民族和睦、人民和樂，應當有怎樣的思考。

　　符節的“對話”

　　繼20年前創作瞭《張騫》，10年前創作瞭《司馬遷》之後，今年8月18日，陜西演藝集團推出的中國原創歌劇“大漢三部曲”的最後一部——《大漢蘇武》正式上演。

　　“蘇武牧羊”這個經典，歷經兩千多年的百般演繹，似乎已經沒有給我們留下對其內涵進行更深刻挖掘、更別樣解讀的空間。然而，歷史與當代之所以總能穿越，古人與今人之所以總能對話，就因為我們一脈相承，中華文明從未斷裂。“以古為鏡”，可以“正衣冠”。古往之人，久遠之事，總會在不經意間引發穿越時空的心靈共振，讓我們又禁不住回頭瞻望，更真切地觀照今日自我，尋找新的出發點。

　　歌劇《大漢蘇武》隻有三幕，選取的是蘇武出使、遇勸降、受囚禁、被牧羊、獲榮歸等若幹片斷，雖不足以鋪陳蘇武留胡19年的忍辱負重、生死掙紮的全過程，但這幾個片斷，集大成地體現瞭蘇武在使命、信念、氣節、忠誠上矛盾沖突最激烈的篇章。不要說蘇武所面臨的生存考驗就足以毀滅一個肉體，誘惑的考驗也足以令人出賣靈魂，即或被羞辱的考驗、傢破人亡的考驗、蒙受“背叛”冤屈的考驗之任何一項，都足以摧毀一個人的信仰、信念、氣節和忠誠、堅守、執著，何況這些考驗疊加襲來。

　　今天我們仍在詰問，換位思考，有多少人茍活的勇氣不會一朝盡散，對使命、信仰的堅守能如此一以貫之？

　　《大漢蘇武》沒有答案。但那根貫穿全劇、蘇武行臥不離的符節，讓現場觀眾無法無動於衷。劇作毫不吝嗇地對符節進行烘托，一根符節直刺觀眾的神經。或者說，每一個觀眾都可以在那根符節的刺激下，去尋找屬於自己的那份答案。

　　符節，是漢代天子派遣使者或調兵時用作憑證的信物，代表的是授權、托付、使命。毫無疑問，主創人員把符節這個符號作瞭“靈魂化”處理。大幕拉開，年富力強、精神煥發的蘇武從漢武帝手中接過旌毛飄逸的符節，讓人感受到大漢的盛氣凜然和蘇武的躊躇滿志；當大幕行將落下，當年的符節之旄已化作蘇武的白發銀須，緊攥著近乎光禿的符節，蘇武高喊著：“母親，兒子我回來瞭！”頃刻，執著而聖潔的形象令全場凝神屏息，“每個人都變成瞭蘇武。”該劇總導演、中國音樂學院表演教研室主任陳蔚說。蘇武手中的符節已完全超越瞭“憑證”，不僅是國傢的象征，更是信仰的寄托、信念的源泉、忠誠的監督、生死的路幡。

　　人類經過數千年的繁衍生息，物質生活已現天壤之別，精神生活不可同日而語。但，對每一代人，心靈的哲學命題卻一直需要在歸零中考問：信仰是什麼？信念在哪裡？堅守為什麼？

　　不管是生活在原始社會還是生活在當下的信息社會，也不管是生活在單一宗教信仰下還是多元思潮中，歷史留給我們一個通識：沒有信仰，就沒有精神支柱，就難以經受嚴酷考驗；沒有信念，就沒有力量源泉，就會在物質誘惑前敗下陣來。

　　走過血雨腥風的革命歲月、如火如荼的建設時期、攻堅克難的改革年代，印刷公司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前赴後繼、無悔奮鬥，直至拋頭顱灑熱血，靠的是堅定信仰、堅強信念的激勵。如今，一些黨員、幹部信仰迷失、精神懈怠。堅定理想信念依然是中國共產黨人需要直面的時代考卷。

　　今天的普通個人，該不該心裝“符節”？盡管我們更富理性、更具智慧、更善思辨，罕有面對極端環境、極端遭遇、極端打擊的生死考驗，但我們似乎更容易“受傷”、更容易妥協、更容易彷徨、更容易怨憤。坐在《大漢蘇武》的演出現場，經歷140分鐘的穿越體驗，不禁自問：面對蘇武的“符節”，我們是不是少瞭些對信仰的虔誠，少瞭些對使命的義無反顧，少瞭些傢國情懷的純粹？

　　不能不說，身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年代，每個人心中都需要一根這樣的“符節”，更需要如蘇武般對“符節”的執著與堅守，以助我們在低落時堅強、在彷徨時倚靠、在絕望時堅持。

　　傢國情懷天之大

　　西漢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強盛王朝，尤以包括漢武帝在位時的西漢中期最為強大。透過《大漢蘇武》不難體悟，一個國傢、一個民族的強盛，離不開每一個體於信仰、信念、氣節上的執著與堅守。大漢之“大”，就在於以蘇武為代表的個體傢國情懷之大。

　　對蘇武，匈奴王單於“折磨你是對你的仰慕”，用盡各種手段，包括使用離間計，使蘇武傢破人亡，成為“叛臣”而被遺棄，即便這樣也未能讓蘇武歸順匈奴，單於不得不承認“這是一顆無法征服的心”。

　　這一意味，尤以突出瞭李陵這個角色的襯托色彩而彰顯。

　　劇情在萬眾高呼李陵是“大漢忠臣”、“大漢英雄”聲中展開，隨著劇情演繹，李陵因戰敗被擒而天子不問緣由殺他全傢，於是他歸順瞭單於，還現身說法幫助匈奴勸降蘇武。此時的蘇武有瞭與李陵相同的境遇：因聽信單於制造的謠言，漢武帝認定蘇武是叛臣，導致蘇武的兒子含冤自盡、妻子被迫改嫁、母親悲憤交加而亡。但“已經把生死置之度外”的蘇武，天崩地裂也“不容忍把氣節操守出賣”。

　　這種反襯在最後一幕噴湧。當蘇武終於可以回歸故鄉，“背叛恥辱讓我瘋狂”的李陵，在蘇武面前自刎訣別，並懇請蘇武“割下我的罪發，帶回長安我的故鄉”。此時，一曲“胡屍漢傢心，孤魂何處容”的合唱聲起，李陵的命運詠嘆籠罩全場，瞬時凝固瞭一個悲劇的李陵、一個悲壯的蘇武。

　　相同際遇，為何結局不一？可歸因心靈強大與否。而蘇武的心靈強大，蓋因信仰、信念、氣節，這是沒有任何世間力量可以摧毀的。李陵則因一時動搖而前功盡棄。

　　追求自身強大是人類的天性。或許，時下我們太過在意物質擁有上的強大，而淡漠瞭心靈強大之源。沒有對信仰、信念、氣節的堅守與執著，心靈強大就是無源之水，隨時可能幹涸、可能改變流向。一個人的強大如此，一個國傢、民族的強盛不也是如此嗎？

　　人類從組成部族社會起，就開始面臨對信仰、信念、忠誠的堅守與背棄，難免面臨個體與整體、傢庭與國傢的兩難。個人的生存考驗與氣節堅守，以及個人與時代、個人與國傢的關系，是一個超越時空的永恒命題。

　　蘇武的悲壯，抑或李陵的悲劇，都把撕裂人性的抉擇、痛楚、煎熬推向極致。用撕裂的慘痛，祭祀至高無上的傢國情懷。這大概是該劇編劇、陜西省戲曲研究院藝研中心藝術指導黨小黃所特別在意的“中國人骨子裡有一種非常頑強的東西”。

　　當下時代，“中國夢”的目標激勵，正把我們每個人、每個傢庭、整個國傢乃至世界緊密連接在一起。雖欣逢國興民振，可蘇武那種不令“傢人無顏”、不讓“符節難堪”、不能“愧對國尊”的氣節和傢國情懷，不會也不該過時。

　　文化不能“山寨”

　　“蘇武牧羊”是一個太過熟稔的經典故事，千年不衰、傢喻戶曉，入史冊、作成語、吟古曲，代代習讀、人人誦唱。

　　《大漢蘇武》的主創人員之所以選擇用歌劇形式演繹這部經典，是因為歌劇面對的是“走向成熟的觀眾”。針對當今文化行為中存在的諸多“不思考”現象，他們希望“拿自己的思考和成熟的觀眾交流”。該劇作曲、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教授郝維亞一再強調，創作者要努力提問，讓觀眾靜下心來思考。

　　有人說，中國目前是一個“大拷貝時代”。話雖有些偏激，但警示我們，文化萬不能讓“山寨”泛濫。如果“山寨”文化盛行，必會導致一個民族的心靈貧乏。

　　文化供給我們精神食糧，供養我們精神脊梁的“鈣”，要用我們的基因傳承來培育、文明血液來滋養。不同文明能夠相互交流、交融，科學、技術更可以相互借鑒，唯獨一個民族的精神脊梁不容置換。

　　數千年雪雨冰霜、鬥轉星移，之所以未能消融蘇武這個“堅守的傳奇”，歷朝歷代政息人亡、褒貶由心，之所以未曾異化蘇武這個“忠貞的使者”，或許就因為，信仰、信念、忠誠、氣節、堅守和傢國情懷，不是一朝一代所專屬的“政治符號”，也不是某個時期所特有的“價值元素”，而是中華文明綿延數千年的血脈基因，是中華民族能夠百折不撓的精神脊梁所在。恐怕，這正是一個民族贏得世界理解、尊重、敬仰的一個要件。

　　作為為數不多的省級歌劇院團，印刷陜西省演藝集團歌舞劇院，歷經30年，以原創歌劇形式把“大漢三部曲”搬上舞臺，寄托著他們“文化詮釋中國夢”的使命感：張騫不辱使命，打開絲綢之路；司馬遷忍辱著述、還原歷史，彰顯實事求是精神；蘇武寧死不屈、執節守忠，愛國精神、民族大義感天動地。

　　財力並不雄厚的陜西演藝集團，硬是投資千萬元創排這部歌劇，其歌舞劇院的數百位藝術工作者傾心竭力，劇本六易其稿，召開十數次研討會，還邀請國內歌劇界知名導演、作曲、演員、舞美、燈光等參與創作。演職員們是“以蘇武執著的使命感創排《大漢蘇武》”。對此，陜西演藝集團董事長劉兵說，這一切就是為瞭做“正確的事”。他們的執著，不也是一種對中華文化信仰的堅守、對中華精神脊梁的忠誠、對中華文明血脈的守望麼？(記者 葉俊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