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郭冠英和曾國藩放在一起，不管在任何方面都不相襯，可是曾國藩所面對的時代和我們目前的若干社會現象其實有相似之處。
大家比較熟悉的天津教案，曾國藩的角色相當尷尬。
在清庭統治下的漢人，大約分成兩種態度，一種是像曾國藩般務實的人，一種是反清復明的死忠分子。
就像目前的台灣，大體分成本土和統派。
問題是每一個時代，也都分成兩種人：一種是對自己的理念固執不放的人，一種是投機分子。
就好像鹿鼎記中的韋小寶和陳近南，妙的是金庸把這種人放在一起，變成師徒關係。還好，韋小寶重朋友師徒情義，通常這種情境之下，陳近南非被韋小寶謀害不可。
現實之中，投機分子把堅持理念的人認為是傻子，可是他在你面前會認同你的理念。
就好像目前的台灣，堅持理念的人常被投機分子利用。
在清庭，曾國藩大約是漢人之中最有權力的人了。
當初重用曾國藩，慈禧大費躊躇，最後慈禧選擇相信曾國藩不會叛變，交給他兵權，實在也是因為朝庭無人。
那麼要是你處在曾國藩的處境，你當如何自處？
一方面，漢人逼著曾國藩叛變。
一方面，外交兵禍相繼而來。
還有，以一個漢人在清朝為官，而且是兵權在握的總督，曾國藩深知清庭的顧忌甚多。
曾國藩儘管位高權重，卻是戰戰兢兢。
勸曾國藩反清的人愈來愈忍耐不住，起先相信曾是「身在曹營心在漢」，可是看來看去，曾反清大約是無望了，有人講話就難聽了。
還好，好像沒人罵他漢奸，那是因為他的道德文章還能服人，別人不敢罵得太難聽。
可是在天津教案中，好像真的有人罵他是漢奸。
在清庭為官，除了漢滿之爭外，還有中外接觸所帶來的衝突。
天津教案就是和洋人相處不來的典型例子，人民殺了傳教士，愈鬧愈大，已經變成國際事件。
朝庭無人能處此大尷尬局面，當此之時，朝中又分成兩派，一派大呼愛國，極力排外。
理智人士卻深知，國力不如人，排外的結果非有大禍不可。可是在愛國的大帽子
之下，卻不敢多口。
殺洋教士不見得多理直氣壯，可是在愛國的大纛之下，群眾又如何分辨是非曲直。
曾國藩不在其位，其實大可不淌渾水，可是他看情勢，若不善後，實有亡國之虞，
於是他挺身和洋人周旋，一讓再讓，終於和平落幕。
可是當時是有很多人對他不諒解的，一句話，媚洋，沒骨頭。
那些殺洋人的人最有骨頭了。
曾國藩的態度其實很簡單:排除爭議，解決問題。
可是，國內的漢人要他反清，朝中的滿人要他反洋，當時有一個很好聽的名詞，叫做「清議」，說穿了，就是一群 說風涼話的人。
曾國藩有夠累的。
聽說當時曾國藩連遺書都寫好了，要是和議不成，他是準備以身殉國的，他看得清楚：當時的國力不能打，只能以時間換取空間。
曾國藩死後，慈禧慢慢聽信「清議」，用義和團，終於引來八國聯軍。
富國強兵的若干措施，如江南製造局等，也停止運作。滿清於是成為歷史。
郭冠英是一個尷尬人，處在尷尬的時代，變成愛台灣與否的一個痰盂。
以「排除爭議，解決問題」的方式來看，其實不成問題，懲罰都懲罰了，解職了，還待如何?難道要像天津人殺傳教士一樣殺掉郭冠英嗎?
曾國藩要是生在台灣，他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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