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友來信，以週遭友人的婚姻經驗來論述台灣普遍存在的功能性婚姻，那就是一種不重視夫妻之間的親密關係，卻反而將各自的角色以符合家庭利益來定義與制約，用物化角度的功能性，來要求彼此實踐責任與承擔義務。
無可否認的是，婚姻在台灣普遍地被框架在功能的實踐當中，生育、教養下一代，以及照顧、撫養上一代，尤其在社會福利照顧嚴重失能的狀況之下，夫妻除了拼命地工作與勞動，來滿足他們對社會與家庭的功能之外，其實是少有心力地關照彼此之間的親密關係。
我一位在社福研究所擔任副教授的學長曾經針對台灣女性在家庭之中的勞動付出進行分析，也的確發現功能的超載的確是遠大於其他已開發國家，甚至在中年的生命階段裡，婦女必須面臨自己的工作之外，還得擔任孩子的教養工作，以及父母、公婆的老病看護責任，這一切都是對身心造成極大的負擔。
網友的分析與闡述，點出台灣婚姻的過度重視家庭功能性，卻忽略夫妻之間真正的互動功課與關係進化，這的確也反映了真實的狀況。而我對於她恐懼婚姻的現狀，深表理解與同情，但是對於她因此就做了我嫁給外國人是正確的結論，我個人則是採取保留的態度，並且希望在覺察裡，嘗試延展這樣的推論過程。
首先，我必須重申有許多台灣男性的確能夠經營良好的婚姻關係，並且對於親密互動有著極敏銳的覺察，在我週遭的一些家庭朋友個案裡，這些台灣先生的努力付出與認真絕覺察，是我們去正視與鼓勵的。
就我個人的婚姻經驗來看，德國先生最大的優勢在於其身處的環境，擁有相當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舉凡托嬰與病、老等安養照顧，全部都是由政府進行統籌規劃，所以，婚姻之中的夫妻就能免除每個生命階段中的額外負擔，以及過度的被角色功能化。
另外，德國社會是比較重視個人成長與自主，相較於台灣的家族連結與長幼倫理的關係，就比較不那麼緊密與強烈，這不意味他們不重視所謂的親情與孝道，而是以相對程度來比較，德國比較沒有所謂過度的主流社會價值的期望，以及刻板僵化的道德概念。
他們成長歷程所關注的重點不在於是否能符合社會主流價值的期望，以及避面輿論的攻擊，反而更能尊重自己的生命意願，按照自己的所想、所願與所能，發展自己的生命進程與成長。
舉一個網友在信中所提到的婚姻之中的婆媳關係為實例，台灣男性可能絕大部份會期待甚至要求自己的妻子可以做到順從，其中絕大部分的原因也是由於我們的倫理觀念與道德輿論壓力所致，面對婆媳之間的問題，絕大部分的閒雜人等都會不明就理，發表不負責言論地將錯誤全歸咎在媳婦身上。
在我親身的經驗裡，其實我的婆婆與長媳的關係並不好，幾次當面直呼對方姓名爭吵，甚至有長時間都不相來往，我大伯的處理態度很人性，那就是相處的問題無法勉強，更無須在其上加諸家族倫理與道德的觀念，誰看誰不對眼是個人的私事與喜好，他從來也不會要求妻子一起回家探望母親，因為那是她的自由，至於我婆婆也不至於在大伯前面嚼舌根，因為她自己也很清楚，這是她自己私領域的問題，與兒子完全不相干。
至於聖誕節回德國時，被婆婆以各種理由數落，在旁的先生只是淡淡地跟婆婆說：「你這樣的待客之道不友善，我下次很難請我太太回德國度假」，之後，先生對於我是否要回德國一事，都抱持開放的態度，並告訴我一切尊重我的意願與決定，甚至自己到其他國家度假都可以。
另外，我在德國的許多友人，都曾某種程度上與婆婆產生爭吵與不和，先生們的態度都是尊重太太的想法與意願，也認為夫妻關係才是他下半生經營的重點，所以對於自己母親與太太的不和，通常類比人際網絡的不對眼，採取不沾鍋卻也給予尊重的方式。
或許，許多飽受婆媳之苦的台灣女性朋友可能會有種「德國男人超優」的錯覺，事實上，我想陳述的是婆媳問題的處理態度，跟大環境的條件與社會氛圍有重要的正相關，德國男人之所以能輕鬆面對婆媳問題，其實是因為先天環境的因素，讓他們可以沒有包袱地自清。
我猜，若是將他們放到台灣缺乏社會福利，又盤根錯節的家族關係與社會價值之中，難保他們真能全身而退，而不被自己的妻子臭罵！
所以，當有台灣女性與這位網友的意見一致，認為我嫁給外國人的決定是正確時，我必須要澄清的是並非台灣男人不好，而是台灣整體的大環境條件，的確還有可以改善的空間，而社會福利制度與主流價值的單面向暴力，也都是我們可以一起努力改進的。
至於我也不必假撇清地得了便宜還賣乖，我只能承認自己的婚姻關係落在德國的體制之內，是相對有自主空間的，於是，我們更能將心力投注在親密關係的經營與自我成長當中，而不是疲於奔命地符合社會絕大多數人的期望與泛道德的制約與框架。
但是，我還是必須說明，即便在台灣大環境的諸多限制之下，許多台灣男人依舊能以覺察的智慧，折衝在各種衝突之中，學習經營婚姻的親密關係，並給予妻子最大的呵護與照顧。
曾經，我所暗戀的男性友人，一再地提醒我迷失在功能角色扮演裡，卻忘了自己的所在與需求，並在我面對人際關係衝突的當下，睿智地提供我一份出路與方向，也讓我體會身為女性不只是被動地抱怨社會氛圍的不友善，與伴侶的無法支持，卻更能發現自己能量的所在，並善意地引動正面的共振。
記得與交往了七年的男友分手，他的母親打電話給我的種種情緒性用詞，以及訴諸泛道德的指責，我的這位男性友人知道我承受了壓力，只是淡然地告訴我：「你根本無須反駁她的任何控訴與指責，你只要很清楚自己的意願，以尊重的語氣告訴她：你所說的一切就只是一種說法而已。你該最清楚的是你有沒有跟自己站在同一陣線，並允許自己有不同的聲音」。
當下，我有了一份開闊，都是因為這位男性友人的智慧疏導，所以我認為台灣不乏這樣的男人，因為我就曾經遇到。
後來，我面對家裡硬要我跟醫生相親結婚，以及不願參加我與德國先生的婚禮，這位男性友人再度發揮他看穿真相的幽默說：「回去告訴你爸，你發請帖給他是一種尊重，不要等自己女兒結婚人人都喝過喜酒之後，自己才自取其辱地從別人耳中聽到見聞，這就太給臉不要臉了！」
當時飽受家庭壓力而苦惱的我，噗嗤地大笑出來，就一身自在地歡喜結婚，當然也把父母的壓力視為無物，完全尊重他們自己的各自表述。
我有一份相信，這位男性友人若是經營婚姻，必然也不會受大環境的壓力阻擾，自然有一番有趣的創想。
台灣的婚姻關係現狀，不應該只是在一時一地的狀況裡，指責任何一人的不是，所以台灣男人也不該背負不懂得愛女人的原罪，若從更積極的層面來期待，台灣的男人與女人都能夠積極承擔改善大環境的限制，進而發展更符合人性與人本的關係，進而擺脫功能性角色的框架，以及用創意想像揮灑屬於自己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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