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的時候，我從來不去想，最終還是得一個人寫稿這件事。通常是，跨過一日，搖晃整日的身體靜下來，空中的沙塵逐漸落定、積累，成為可供斷代的地層，就能伸出怪手開挖了？
並沒有這種好事。此刻要做的事，其實更像澆水，灌溉泡沫，種出浪潮；灌溉話音，種出嘆息；灌溉光，種出影。最後才能收成，一些立體的形象。
我總是一個人，在練習，寫另一個人。身為文字記者，我的性格終究過於隨緣，實際和受訪者面對面坐下來，也常脫稿演出，導致最後拖稿延出。曾有朋友對我說：「好難想像你是一個會聊天的人？」我無言以對，算是以行動證明了。
也因此十分珍惜偶有的打團戰機會。如二○一八年初的花蓮地震，和兩名同事受命前往，加上影音、攝影，以及他組的同仁，近二十人包下一棟民宿，也就生死與共了。夜裡，餘震不斷，雨也不斷，眾人排班分流，異地裡浮生相遇，一句：「你吃了沒？」發現都餓著，工作到一段落，便相約路邊小攤吃麵。菜都上來了，才知沒有食慾。
或者，疫情前的最後一次白沙屯媽祖進香，組隊出發的我們因過早即抵達苗栗通霄拱天宮，午後眾人在海邊，坐在浮木上吃超商便當，聊各種天。春日海風微涼，厚雲將雨未雨，沒人知道一個月後，我會和同事岳明為了採訪從香港來台的林榮基二度合作；再一個月，香港兩百萬零一人走上街頭。
半年後，疫情起，如今我已想不起上次外出沒戴口罩是何時了。倒是找到一張合照，是和林榮基約在現已歇業、香港影評人蒲鋒開在西門町的書店「電光影裡」。照片裡，我方四人和林榮基隔桌而坐，加上拍下照片的同事，大家心裡大概都有想問的問題，互補著想說但說不出口的話。
差點要以為自己只懂單打獨鬥了，像我寫過的那麼多寂寞的記事。我曾寫過一首詩，發表在地方刊物，早已忘記，十多年後忽然被挖出來，寫的是剛退伍時獨自去環島的事。難忘的長征，記錄了我的最孤單和最勇敢，結束後好幾年，大量寫下旅程的「一個人」經驗，徹底消化豐盛的暴食，此後不再觸碰。
朋友卻說：「好像只是昨天的事情。」服役也是，無差別的軍綠團體生活，從整片的雜草之一株，慢慢熬成脫枝的落葉，歸根返鄉——也是許多年沒再寫的事。其後，若將人生撥快前進，可能發現有過半時間都雙眼茫然盯著視窗，一個人沒做什麼地，做著什麼；一個人面對自己像面對敵人，孤軍奮戰，像我打下「孤軍奮戰」這四個字時，正在做的事。
花蓮、苗栗、西門町，以及我沒再去過的香港，也都好像昨天的事情。合照裡離職的同事們都還熟悉著，敲一聲，就同意我使用相片。昨天，歲月不算靜好，但也未出現更大的裂解或蒙蔽。夜裡，我一個人，生字造句，獨自凝視深淵，想起那些有人陪伴的事前作業，獲得的灌溉用水好像都比較營養，至少在種不出花時，能有目擊證人理解你的貧瘠和乾渴，而那其實就是一種肥料。
圖說：
我和同事鍾岳明（灰衣者）、王漢順（站立者）、鄒雯涵（左三）一起採訪銅鑼灣書店老闆林榮基（右一）。（攝影：陳怡靜）
本文原載於《幼獅文藝》八一九期（二○二二年，三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