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兒童詩的創作、思考及其他
——訪臺灣兒童文學家林煥彰先生
趙 霞
林煥彰先生是海峽兩岸著名的詩人、兒童文學作家，也是兩岸兒童文學交流事業的熱心推動者。他以別具一格的詩心和詩意所創作的那些兒童詩，已經成為兩岸讀者所十分珍愛的一筆兒童文學的財富。20世紀90年代，林先生曾先後兩次前來浙江師範大學，並與這兒的師生結下了濃厚的情誼。2008年春天，林先生再次來到浙江師大，與這裏的兒童文學師生們暢談詩與人生。
“為自己”的詩與“為兒童”的詩
趙霞（以下簡稱趙）：林先生，我們知道您最早的詩歌創作並不是從兒童詩開始的。您能談談您最初是如何與兒童詩結緣的嗎？您覺得兒童詩創作帶給您最大的快樂是什麼？
林煥彰（以下簡稱林）：詩是我寫作的主要文類。寫詩，我把它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可以給成人看的”，我認為是“為自已而寫”，只在乎自已寫了什麼，有無意義，有沒有寫出屬於自已的詩的感覺；我用心致力的是，滿足自我的期望和需求。另一部分是“可以給兒童看的”，是“為兒童的”；我會有“兒童的思考”的思維因素在腦海中打轉；除了“詩”的情意、創新和成就是我所要掌握的之外，我所想的都希望和兒童有關，比如語言文字、表現手法、內容形式、主題意涵等等，是否適合兒童，他們有沒有興趣，對他們是不是有益……
我大約為自已寫了近十年之後，才開始有意為兒童寫詩；但在“為自已寫”的時候，我巳經不知不覺地寫了些回憶童年生活題材的詩，後來整理出版《童年的夢》，把它當做我的第一本童詩集。我正式有意為兒童寫詩，是從1973年起；當時有兩種想法：看了一些教師作家為兒童寫的詩“沒有詩味”，我認為“兒童詩”不應該是那樣，我要為兒童寫出我認為是“兒童詩”的那種詩，同時也有意寫給想為兒童寫的人看。另一個想法是：恰好有洪建全文教基金會設置兒童文學獎，開始第一屆徵稿；因為有“兒童詩類”這一項，規定應徵作品要20首童詩，我一口氣就寫了我自認為是的“兒童詩”，利用其中的一首題目，定名為《妹妹的紅雨鞋》，評獎結果只得佳作獎。雖然沒有得到正獎，但後來出版單行本，和《童年的夢》合併申請當時臺灣最高的文藝獎項“中山文藝獎”， 卻僥倖獲得兒童文學類的第一個大獎，成為我的童詩“成名代表作”。日後很多人喜歡這本童詩集中的作品，經常提起它們，書名《妹妹的紅雨鞋》也就變成我的“幸運符”，前後在臺北出了兩種版本，其中一本中英對照，2006年在大陸湖北少兒社出版簡體字版，列入“百年百部中國兒童文學經典書系”，出版社也選用了這個書名；簡體字版的《妹妹的紅雨鞋》係從最早的版本20首中選出部分作品，再增錄到119首兒童詩和部分少年詩。
原來在《妹妹的紅雨鞋》中的20首童詩，現在已有《妹妹的紅雨鞋》《影子》《夏天》《日出》《花和蝴蝶》等被收錄在兩岸三地的小學教科書國語文課本及各種不同選集中，這些都是我當初想像不到的事，使我覺得為兒童寫詩是件很快樂的事；有了看得到的回應，給我很大的鼓勵，尤其碰到不相識的年輕媽媽跟我說：“我是讀著您的詩長大的，我的女兒(或兒子) 現在也在讀您的詩。”這就是我的最大快樂；也由於我寫了兒童詩，讓我有機會走進各地中小學，和兒童、教師們談詩和教學，分享寫詩的經驗和樂趣；更由於有了為兒童寫詩的豐富體驗，我領悟到，不論為誰寫詩、寫給誰看，在寫作時我都有一份“遊戲的詩觀”，我玩文字也玩詩，而且也已經啟動了“玩文字.玩寫詩”這種新的“詩觀”，在臺灣、香港、泰國、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家地區傳播這種詩觀。只要有講學的機會，我都會把這種觀念說出來，激勵聽講者用遊戲的心理和精神來親近詩、學習寫詩。
趙：您的兒童詩創作在整體上的藝術高度，常常給我們帶來閱讀上的許多驚喜。您好像特別善於從我們身邊常見的自然和生活現象中發現兒童詩的題材，而這些現象在您的筆下，又會煥發出十分別致的情味來。您的兒童詩總是能夠為我們打開觀看兒童、自然和生活的詩的眼睛。很多讀者都特別想知道，您是怎麼做到這一點的？
林：感謝您對我某些詩作的肯定和鼓勵；我自覺我自已做得還不夠。因此，我一直在努力思考：如何寫出“新的東西”。“新”的意義在於有別於“過去”。我一直有一種自覺：要求自已寫出屬於自已的東西；不能模仿別人，也不能重複自已。如有相同題材的出現，也是因為有新的發現、新的想法、新的表現方式，要寫出新的東西。
趙：您的童年時代是在物質貧乏和生活困苦中度過的。那時候的童年生活和體驗對您後來兒童詩創作的題材、形式探索有大的影響嗎？
林：童年生活的記憶是潛在的，對一個人的成長必然是型塑性格、思想、感情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因此，它的影響產生的作用，也僅止於一部分，對於兒童詩創作的題材、形式的探索不構成決定性的影響。一個作家、詩人，他的創作精神是處於“探索的”；探索的本質是屬於“未知的”，童年是屬於“已知的”，是一種回憶。我希望探索多於回憶。
趙：在您的兒童詩中，有為數不少的一部分是以小動物為中心意象的，能談一談您選取它們入詩的一些緣起嗎？
林：這可能跟我童年生活有關，也有可能我認為這些自然界的小東西比較善良、優雅、可愛，理應獲得較多的愛的眼神的關注；我寫它們或利用它們作為詩中的意象，一方面有熟悉感，容易喚起讀者的印象，多一份親切感；另方面，我發覺現代兒童的生活越來越城市化，成天坐在家裏看電視，遠離大自然、遠離郊野；我希望藉助這些小動物、小昆蟲，喚起他們對大自然、郊野的嚮往，走出電視機的黑箱子，去認識大自然、郊野的美。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我有沒有稱職地做到一個寫詩的人應該盡到的職責：把心中美善的情意和美好、純真的感覺，有趣味地表現出來。
趙：或許兒童詩的概念本身就包含著一種技巧上的矛盾：首先它是詩歌，因此必然要面對來自詩歌語言方面的精緻要求；但它同時又是寫給孩子看的詩歌，必須考慮淺白、明朗等適合孩子語言發展水準和接受特點方面的因素。您在創作實踐中會受到類似矛盾的困擾嗎？您認為兒童詩的語言怎樣才能傳達出真正的詩的況味？
林：我六Ｏ年代中接觸現代詩，受到當時臺灣主流現代詩的晦澀詩風影響，有一度也寫了一些自已都很難說得清楚的詩作；但到了七Ｏ年代初，我有了一些調整，自己有了自己的“詩觀”、自己的想法，就開始用淺白的文字、明朗的手法寫具有現實意義的詩作。因此，自1973年起，我開始為兒童寫詩，所使用的語言就是日常使用的口頭語言，是活的語言；我的表現手法，也是明朗的、容易感受的一種方法。所以，為兒童寫詩，在語言和表現手法上，我自己沒感到有什麼困擾，也不為難讀者。向來，不論為成人寫詩，還是為兒童寫詩，我都只有一種想法：怎樣把詩寫“好”。所謂“兒童詩的語言”，我認為它就是“活的語言”；你用得好，它就有生命、有感情、有感覺、有味道、有感染力、有說服力……這種語言，是不定形的，它是隨著你的內心的感覺、感情等心理因素的作用，自然流露出來的。而“真正的詩的況味”，我認為是你有了“切確的表達”，給出前所未有的新關係，給讀者以新的審美的感受，那真正的詩的況味才有可能被釋放出來。
趙：但您卻自稱是“語言的貧戶”，您為什麼使用這個短語來形容自己呢？
林：我所謂的“語言的貧戶”，意指我寫詩所使用的文字不多，字字都是“淺白的”口語化的日常用語，沒有繁複、艱深的語彙；不過，我有自覺地在努力透過自我對創作理念的堅持，讓淺白的文字也能做到豐富現代詩學以及現代的兒童文學。
趙：兒童詩的創作與其他兒童文學文體類型的創作一樣，都需要面對童年的“永恆性”與“當下性”的矛盾。一方面，我們會說，優秀的兒童文學作品所表現的是“永恆”的童年，或者說人類永恆的童年情結；但另一方面，我們又常常說，兒童文學創作應時刻保持與當下的童年生活和情感的聯繫。您在您的兒童詩創作中，是如何處理這對矛盾的？您會把瞭解當代孩子的生活、思想等作為必要的童詩創作準備嗎？您認為兒童詩創作最重要的方面在哪里？
林：所謂“永恆性”和“當下性”，在我寫作時並不存在，也不會困擾我。我只在乎：寫作的當下，我在寫的想寫的，有沒有寫好？所謂“好”，是我自我要求的心中的標準；通常我檢查自已的作品，會有幾層考量，譬如：有沒有詩味、有沒有新意、有沒有美感、有沒有……文學創作，可以給出讀者已經經驗的，也可以寫出讀者未經經驗的；重要的是，如果無法轉化成功，不能以形象語言、具體意象將自我個別性或經驗的“特殊性”轉化成一般的“共通性”，即使所處理的題材、主題、情感、經驗等都是讀者所普遍熟悉的，也未必能夠引起讀者的興趣和共鳴；這也正是詩、文學、藝術創作成功與否的差別。
為兒童寫作，關心兒童，是一個稱職的兒童文學作家日常應有的思考常態；不應該僅僅只是寫作時當下才有的想法。
如果要把成人和兒童分成兩國，我會選擇站在兒童這一邊，做他們的僕人。
詩裏畫外的趣味與想像
趙：您的一部分兒童詩，像《小貓走路沒有聲音》《妹妹的紅雨鞋》《影子》等，情緒和氛圍上都是安安靜靜的，細細品味起來，還有一層淡淡的孤獨藏在裏面。我覺得這種安靜感和孤獨感，在您的許多兒童詩歌中都能體味到。我個人非常喜歡您的這部分兒童詩，而且覺得它們所表達出來的童年的情味，是與童年天然的孤獨感緊緊聯繫在一起的，也觸及了某種生命的哲學。這樣說或許有些過度闡釋。但我總覺得，那些最打動人的兒童詩，永遠是與大範圍上的宇宙和生命感覺聯繫在一起的。您也說過，“一首純粹以好玩或趣味為目的的詩稱不上是好詩，一定要讓讀者玩出趣味的同時，又能增長智慧才算是精彩的傑作。”您在這裏提到的“智慧”，可以把它大致等同於我們平常說的“深度”嗎？您是怎麼看待“兒童詩的深度”這樣的話題的？您在兒童詩的創作中，會特別注意發掘這些詩歌在思想或者情感方面的“深度”嗎？
林：作品風格的形成，絕對與作家的性格、人格、學養、修養有關；我有孤獨的性格，那是無法擺脫的；但我清楚明白，我為誰寫作？我既為自己也為別人，那我就得為別人著想；寫詩，我不能板著面孔。
“深度”與“智慧”也許可以有互通的機會，但根據我的理解，“深度”與“智慧”是無法等同的；我的所謂“智慧”，它是具有“啟發”作用的能力和能量；有了“智慧”，或“智慧”被“啟發”了，它的作用就是屬於自主的一種能力和能量。所謂“兒童詩的深度”，往往被誤解、誤用，而變成是一種“難度”，影響兒童讀者的欣賞，剝奪讀者讀詩的樂趣。童詩的最好的成就，希望它的“深度”不等於“難度”，而是惠特曼所說的：“讀起來很愉快，讀過之後覺得自己又聰明了許多的”那種愉悅而又有啟發性的感受。
趙：不論在您的成人詩歌還是兒童詩歌作品中，都能夠找到一種很特別的語言重疊和回環的形式。詩中某些字、詞、句的回環往復，製造了別樣的詩的感覺，有時是一種如浮雲般輕柔飄忽的禪思，有時是一種人、事、物之間屬性遷移造成的迷濛，有時是一種視覺上的延宕，有時是一種情感層次上的遞進，有時則好像是一種單純的聲音遊戲。我覺得這樣的結構非常奇妙，比如您的《小貓走路沒有聲音》，是我們很多人都很喜歡的一首兒童詩，全詩在一次次回環的語言重疊中，把小貓走路的安靜、輕巧和那藏在貓的步履背後的、一種令所有人都為之動容的母子深情，不露聲色地表現得淋漓盡致。您在詩歌創作中，是有意識地運用著這樣的形式嗎？您的兒童詩，有的音韻節奏十分鮮明（如《影子》等），但也有好多並不受音韻的嚴格限制，而是更多地追求一種陌生化的詩的意象和意境（如《妹妹的紅雨鞋》《拖地板》等）。您是怎麼看待聲韻效果對於兒童詩的意義的？在您看來，兒童詩的想像最重要的特質又在哪里？
林：我發現寫作有一種好處，尤其寫詩，非常重視個性化；為了創作並彰顯屬於“自己的”面貌、風格的獨特作品，在使用語言、表現方式上，我體會到：由於表現上的需要，使作品產生“獨特的魅力”，我可以為所欲為地大膽嘗試新的表現方式。如果我有這方面的特色，應該是長久以來琢磨的結果。不過，我自己也時刻在提醒自己，別“玩”得過頭；要不斷尋找新的、不同的表現方式。任何一種好的表現方式都不一定適用在每一首詩裏，我通常是以一首詩的原始意念或主題，來營造它的表現方式；是先有“生命”才有“形體”。我是認真地對待我要寫的東西。
“聲韻的效果對於兒童詩的意義”和“兒童詩的想像最重要的特質”這兩個關鍵性的要求或表現，我都把它們簡化，並且認為最重要的都是一樣的，在“趣味”；“語言的趣味”和“想像的趣味”。
趙：您從小學畢業後就沒有再進入正規學校，只憑著自己的閱讀、進修以及對詩歌的一腔熱情從事創作，卻自進入詩壇之初，就迅速得到關注，並贏得了一系列榮譽。在許多讀者看來，您與詩歌之間仿佛有著天然的契合。我有這樣一個朦朧的想法：好像正是因為正規學校教育的缺席，使您的詩歌創作脫卻了各種體制上的限制和束縛；詩情從心靈深處自然而活潑地流瀉出來，又在同樣自然、活潑、不事雕琢的語言中得到表達。您的詩歌語言不追求繁複艱深晦澀曲折，而是在屬於自己的獨特的自然淺白和日常化的溫暖乃至瑣屑中，傳達出思想、情緒、氛圍等方面的內涵與況味。在具體的創作過程中，您是怎麼打磨詩歌的語言和形式的？您能給我們舉例說說嗎？
林：這是長期以來的探索，尤其近十年來有更大的發現，我找到了語言文字的遊戲性，讓我更放手的去“玩文字”、也“玩詩”；有了“遊戲的”詩觀之後，我就不在乎合不合文法的問題，而且我要更進一步創造自己的獨特的形式和語言的特殊氛圍。年輕時，在上世紀的六七十年代，我曾經有過追求艱深晦澀的詩風；那是受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為兒童寫詩之後，對於“趣味性”的關注較多，自然而然就朝向語言的“淺白化”，同時也提醒自己避免“白而無味”的缺點，因此便養成有自覺性的時時要創新的意念，不重複別人也不重複自己。實際的例子，成人詩和兒童詩都有；比如今年元月出版的《翅膀的煩惱》(臺北. 爾雅)和去年出版的《夢和誰玩》(臺北. 小兵) 、《花和蝴蝶》(臺北. 民生報) 、《夢的眼睛》(吉隆玻. 彩虹) 等詩集裏，都可以找到具體的例子。
趙：在我們的閱讀印象中，臺灣的兒童文學界有一支特別引人注目的童詩創作隊伍，他們的許多作品不斷地向我們展示著童詩語言開闊的延展可能，為我們拓寬著兒童詩的美學疆域，加深著我們對於兒童詩的理解。而且，臺灣的兒童詩仿佛總有一種不同於其他地區的華文兒童詩的美學質地。您覺得呢？能談談您對臺灣當代兒童詩創作的總體印象嗎？
林：早年臺灣兒童詩的成果，從“好的一面”來看，在世界華文兒童文學界裏，的確有過有別於其他地區的優點：語言、形式和意念，都較為清新、多樣、自在、開放、活潑。不過，九十年代之後，有不少優秀作家發展出其他文類的寫作，臺灣“兒童詩的隊伍”已經不存在了，現在較常見的沒有幾個；比較常寫又不斷在求新求變的，我只看好林世仁一個，其他零零星星的發表，還看不出有何特別意圖和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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