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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久以來，台灣勞工的社會地位一直是卑微的，企業主為了累積自身利益，更經常壓榨勞工，在達其累積資本的目的後，便「船過水無痕」的將勞工辛勞棄置一旁，或者企業外移；或者倒閉，更惡劣的是：竟將企業外移、倒閉之責歸諸於勞工，謂：「一切都是勞工惹的禍」。
台灣勞工的社會地位在社運改革時期曾經水漲船高過，勞工們也沾沾自喜以為從此「工字已經出頭天」了。也因此將所有希望寄託在民主人士身上，一時之間，勞工儼然成為民主改革運動的急先鋒，每一次選舉，勞工都是候選人口中的「頭家」，而，選後，卻又被視為陌路，即使政黨輪替了的今天，這種情況仍四處可見。
到底台灣勞工真如企業主所言，是企業外移或企業關廠的罪魁禍首嗎？政府之所以引進外勞，真是由於本地勞工怠惰所致？那麼，當年締造台灣經濟奇蹟的刻苦精神哪裡去了？難道是真的「一代不如一代」了嗎？
許多屬於勞工範疇的事務，都值得我們去思考，新政府在過去在野時代，為了選票，曾經視勞工如夥伴，也曾在許多政見場合，信誓旦旦保證絕對不會虧待勞工朋友。言猶在耳；政黨也已輪替，勞工仍是被歧視的一群，平常就像一堆被棄置角落的破銅爛鐵，只有在一年一度的「勞動節」時，被虛應故事的提出來表揚一番。「模範」一詞對勞工來說，只不過是虛無飄渺的榮譽，對於橫亙於他們眼前的切身問題如：因「裁員」、「關廠」、「企業外移」、「引進外勞」所產生的失業困境，卻得不到實質的幫助。
勞工只懂得做工賺錢，對於如何保障自身權益，以及自身權益到底在哪裡？則是一概不知。也因此，工會適時成為勞工的保護傘，過去，國民黨執政時期，工會就像各鄉鎮農會一樣，成為選舉時的大票倉，平時則是資方控制勞方的轉口站，透過工會多數理監事席，資方穩穩掌控工會動態，即使勞方有任何不滿或遭壓榨，投訴工會後，往往得不到合理解決，甚至有資方理監事藉此打壓勞方情事發生，勞方因此而對工會產生厭惡，進而冷漠、排斥以對。
過去，在工運方興未艾的時代，許多有心於改革工會的有志之士，冒著工作權被剝奪的危險，在工會建立自主性的灘頭堡，這些人帶領勞工衝鋒陷陣，向資方爭取權益。
工會，在掌控自主權之後，除了替會員「衝」、「衝」、「衝」衝出更多利益之外，並沒有多餘的時間去思考台灣勞工的心靈改革問題。至於，如何提升勞工的社會地位？如何為勞工爭取永久性的權益？以及台灣勞工面對未來新世紀該如何因應？…等等，一些比較切身且現實的問題，卻沒有積極成為被討論的對象。
而，此時，工會就應負起教育勞工的責任，要想改造勞工，得從勞工的心靈改造做起。反觀過去工會所舉辦的勞教課程，鮮少以文化教育為主，更別說心靈方面的課程。
資方之所以看衰勞工自然是因為勞工的教育程度不高，另外當然就是勞工的自省能力幾乎付之厥如，也因此勞資糾紛不斷上演，而，勞工的實質困境也無法贏得社會大眾普遍認同，在此情境中，勞工更應該發揮本身的潛力，先從心靈改革做起，心靈改造後觀念自然改變，一個人的觀念更新後，自然便能接受外來的新事物，如此一來，想要提升勞工的社會地位該是輕而易舉之事。
台灣勞工社會地位改變之後，也正是台灣工業升級風雲再起之時。讓我們期待台灣工業復興時代的來臨。
筆者二十七年前奉派至東鄰日本接受造船訓練，第一天至工廠報到，讓我印象最為深刻的是：廠房大門口有一幅勞工的圖像，畫中人是一名勞工，被分為兩半，一半身穿工作服手拿工具；一半則穿著西裝打領帶，手提公事包，一付公務人員的模樣。我不明白圖畫中含意，遂問日本友人，他說這表示工作時穿上工作服，下班後，則要將自己裝扮整齊，這是一種禮貌。筆者想：這不僅只是禮貌，對於勞工社會地位的提升，應該也有實質的助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