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種專業，城市文化
台北在發生中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Philology/Philology-Coffee/0,3406,112003082800443+11051301+20030828+news,00.html
◎龍應台 (20030828)
線索
看城市，有很多線索。
一個城市可能有氣派輝煌的高樓林立，但是如果一場短短的夏日雷陣雨就使得市區淹水，得撩起褲腳過街，你就知道，嗯，下水道系統沒做好。大部分的市長們喜歡先做地面上大家看得見的美麗工程。
如果你經常走過深宅大院，大院門禁森嚴，站著軍警，而當地人說，「不知是什麼機關用地」，或說，「又是哪個大人物的家吧」，你可以猜到，這個城市的權力可能還掌握在少數人的手裡。
如果整個城市的街道規劃以教堂或寺廟為中心，這可能是，或者曾經是個神權很大的城市；如果政府大樓佔據著城市中心，而且氣勢凌人，這可能是個政權獨大的城市。如果政府的建築昂貴華麗而市民住宅粗陋擁擠；如果公共設施譬如圖書館、美術館、游泳池，都關了門；如果人行道高低不平、雜草叢生；如果行道樹很多或者很少；如果房子的漆全剝落了而破窗很多；如果市政府網頁上全是過期的資訊和打不通的電話號碼；如果街上看不見一隻流浪狗，沒有一隻走失的貓……
每一個「如果」都是線索。
在新加坡市區繞了一圈，我收回眼光，問身邊的年輕人，「新加坡政府有規定市民每幾年必須油漆自己的房子吧？」
他搖搖頭，說，「不會吧？好像沒有。」
我不太相信。一排又一排的民宅，各屬所有，但是顏色繽紛的粉牆卻有一致的深淺。
問了政府官員，果然，「有的，按照規定，每五年必須粉刷一次。」
這個「有的」，又讓我更認識了新加坡。
每一個有或者沒有，都在告訴你這個城市的身世，不說出來，不寫出來的身世。並非有意的隱藏，而是，屬於這城裡的人，因為身在其中，反而往往說不出自己的輪廓。
那麼，台北這個城市，給人什麼「線索」呢？
空間。對所有欣賞城市的人我說，去，去看台北的城市空間，看你能發現多少隱藏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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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看得出來的。選舉時的舉國若狂，抗議時的激烈叫囂，每日媒體的尖銳評論，或者倒過來說，廣場上很少偉人銅像，牆壁上沒有政治標語，節慶中不見呼喊口號。但是更細心的人會發覺，民主其實默不作聲地改變了城市的面貌。
政治不透明的城市，它的城市也是不透明的。因為缺少強有力的監督機制，權力在握者可以霸佔公有財產，公共建築可以長期閒置浪費，政府或軍方用地可以無限地擴大，土地歸屬可以任意決定，結果就是，小市民永遠只認識自己半個城市，因為另一半根本是個「看不見的城市」。這種感覺最顯著的，大概是集權力於一身的北京——紫禁城，中南海，胡同深處看不見底的肅穆的高牆。
而台北，是一個正在被「打開」的城市。
台北之家
打開門就費了半天勁，那破敗的鐵門已經歪倒，但是用鐵絲纏著，連鐵絲都鏽透了。
這是雍容華貴的中山北路，公元兩千年的一個下午。鐵門撬開，帶點腥氣的叢林氣味撲面而來。野草與蔓藤糾纏怒長，比人還高。叢林深處是洋樓，斑駁的牆壁因為漲滿了樹根而裂開，窗葉脫落懸在半空，屋頂整片頹敗塌陷，一棵樹從屋裡長出，高高伸出屋頂，枝葉繁茂。
我們穿了靴子，因為草叢裡會有蛇。同仁拿著一把鐮刀，為我開路；進入草叢，全身起紅斑，但我清楚看見，那株伸出屋頂的樹是從客廳的壁爐開始長起的。壁爐，從一九七八年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那一天開始就不再有火。
這棟廢樓，美國大使官邸，曾經怎樣地主宰過台灣人的政治命運──韓戰，劉自然事件，退出聯合國，中美斷交，沒有一件是令人驕傲的事。但是同樣在這棟廢樓裡，當年許多年輕的作家藝術家找到理解與支持；美國以強勢文化為台灣拓寬視野，提高品味。管你喜歡不喜歡，這棟荒廢了二十二年曾經象徵權力的「鬼屋」是台灣史的一個無可取代的見證。
老屋頹頹欲傾，那攀爬的強勁野草就足以把它拉倒，要在市府內編列預算修復是來不及的。企業家張忠謀承諾了六千萬，他沒有問任何問題。
他沒有問任何問題，但是三年後，在一次晚餐桌上聽見他評論一個美國學者的近代史觀，我靜靜聽著卻突然覺悟，啊，當年他不發一言就捐給台北市六千萬，不只是因為想回饋社會，原來還因為他讀史，懂史。
台北之家開門了。從前氣氛肅殺、警衛密佈的權威空間轉化成台北人的小客廳。藝術家在這裡浪漫慵懶流連，作家來這裡發表新書，導演來這裡談論電影，國際的學者來這裡演講，市民來這裡喝一杯下午茶，樹影因風而動的時候，他隱約覺得這個城市還不錯，尤其是當他發現，名滿天下的侯孝賢吊兒郎當地就坐在角落裡抽煙。
權威從城市裡退出，把空間讓給了市民。市長官邸變成市民的藝文沙龍，市政府大樓變成當代藝術館，廢棄的辦公房舍變成國際藝術村等等，都還只是「打開」台北的起點而已。正在發生中的還有國營事業和軍事機構的撤出都市核心。佔地廣大的松山菸場、建國啤酒廠、三軍總醫院已經遷走，仁愛路上黃金地段的空軍總部也將空出。中央政府各部會和附屬機構，還有國營轉民營的事業機構譬如台灣銀行，手中更擁有不知其數的公共財產，仍藏在那「看不見的城市」裡，等待開啟。
寶藏巖
從威權到民主，台北正在逐漸打開自己的城市。一方面權力讓出空間，一方面市民本身的空間開始有新的價值界定，寶藏巖是一個里程碑。
很難相信這是台北：一座小小山頭，高高低低蓋起了房子，像沒拿過剷子的人自己砌起來的，東歪西倒。蜿蜒的山道，歪曲的水溝，忽高忽低的石階──這，是貧民窟嗎？台灣導演們對這裡很熟悉，因為他們用這山村做背景拍了一部又一部的電影，顯然寶藏巖藏著我們的童年記憶：因為貧窮，所以有物質的極度匱乏；因為物質匱乏，所以空出了位子給最虛幻的想像，最敏銳的感情、最脆弱的依戀。它是一座感情博物館，活的。
可是，山頭是公園用地，房子是違章建築，依法行事必須全面拆除。村落裡的老兵早已凋零殆盡，殘存的老者依賴村人捨不得走。
台大的師生開始和老人做朋友，為村子作傳，村人開始組織互助。政府開始安置村民到國宅居住。但是，有許多長者，想在這野村裡終老。
這個台北市的「調景嶺」，值不值得保存？在工程的尺度上，它是一個單純的違章聚落，在文化的考量裡，它是什麼？
貧窮與卑微，是不是也值得紀念？底層的庶民，那流離失所的、孤苦伶仃的，是不是也值得我們作傳？
為什麼不呢？再貧窮再卑微，難道不是共同走過的歷史？而為底層的庶民作傳，表達同情與敬意，難道不正是文化的核心價值？
寶藏巖在二○○二年被指定為歷史建築，得以保存。
將來的台北人會到寶藏巖踏青，在濱水的草地上攤開毛毯，和家人吃帶來的三明治，然後去看年輕的藝術家在那極端儉樸的環境中創作，窗上門上掛著他們的作品。在走那忽高忽低的石階時，他會低頭告訴牽著手的孩子：上個世紀五○年代的台北人就住過這樣的地方。
北投的溫泉館、龍山寺旁的青草巷、美術館旁的台北故事館、中山北路旁的蔡瑞月舞蹈社，和寶藏巖一樣，都是市民價值的重新界定。二二八紀念館，更是。如果不是民主，權力不會退出，台北仍會有那半個被權力所隱藏的「看不見的城市」。如果不是民主，庶民不會有人作傳，寶藏巖，早被剷平了。
正發生
懂得探索城市的人，來到台北，可以這麼走：從北端的故宮往南，經過張大千故居、錢穆、林語堂故居、走過有史前遺跡和清朝古墓群的芝山岩，到規劃中的士林音樂廳，在蔣宋故居和官邸花園休息一下，再折向台北故事館、美術館，流連一下台北之家，逛到後面蔡瑞月舞蹈社的日式建築和當代藝術館，看一看左邊的國際藝術村，拐幾個彎到一下二二八紀念館，再往南到紫藤廬喝杯茶，最後在寶藏巖的青青草坡上坐下來看夕陽下山。走完這條貫穿南北的軸線，他已經窺看了整個台北文化史：有古典的中國，有草莽的台灣，有殖民的日本，有驕傲的美國；有歷史的傷痛，有重生的歡悅；有菁英的石破天驚，有庶民的胼手胝足。
但是，我多麼希望有更多的「線索」可以被留住。短短一條貴德街和延平北路，藏著台北的茶葉史、美術史、歌謠史、政治史、文學史。二二八中受難的王添?、寫「望春風」的李臨秋、作曲家鄧雨賢、文學的先驅張我軍、協助建台北城牆的李春生、為台灣自覺啟蒙的文化協會和蔣渭水，都在這兩條街上住著走著，都曾經用他們的生命讓這個城市豐美可愛──你可以想像台北沒有「望春風」嗎？
是，看一個城市有很多很多線索。李臨秋的故居上連一個牌子都沒有，表示這個城市不太珍愛自己的身世；貴德街沒有街史表示這個城市的「本土意識」還不夠成熟。李春生教堂半夜被粗暴偷拆，表示這個城市的市民對文化價值還沒有共識而官方的文化法令還不夠完善；國際藝術村成立了，表示這個城市有某個程度的國際視野；如果台北之家的服務不夠周到或者當代藝術館的展覽不夠細緻，表示這個城市還在學習下一課──
什麼下一課？
越來越多的公共空間由政府轉給了民間經營管理，代表社會進步。民主政府之所以存在是為了培養民間力量。不給游泳池，沒有人能學游泳。因此即使是一時的失敗，都是我們必付的學費，否則，民間永遠長不大，政府永遠是那掌權者。半個城市，會繼續「看不見」。可是政府權力退出公共空間只是一個階段，公共空間由民間接手，民間是不是有能力創造出有品質的公共空間，是一個巨大的考驗。對民間的問題是，他能不能做科學的數字管理？他能不能提供有效率、有品質又有創意的服務？對政府的問題是，在引進民間活力的同時，他能不能避免公器私用而保護公眾的利益？在活絡商業機能的同時，他能不能保障文化的純淨？
這下一課才是對公民社會的真正測驗。
公共空間回到市民手中，有些城市早已完成，有些城市根本還沒開始。在台北，它正在發生。還有什麼比正在發生中的城市更精彩？
線索，真的很多。細細看。
（本文作者龍應台，作家，文化評論者，首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長，現於香港城市大學中文系擔任客座教授。重要代表作品有《野火集》、《百年思索》等。電子郵件信箱：ytlung@cityu.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