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較於台灣的「肥大症引爆大學危機」，香港對於高等教育的嚴謹與審慎不得不令人佩服，自九七回歸中國，歷經了一段時間來熟悉體制間的矛盾，也終於走出了和英國殖民時代不同的路，在亞洲經濟上仍然佔了一席之地，在文化上又能保有香港獨有的風味兒，對中國起了領頭的作用，當然，我們得一起來看看為什麼香港能夠在如此競爭的國際社會上立足，是教育！
天下雜誌360期／2006.11.22出版
文／蕭富元
名師駐港、狀元搶灘
香港有八所大學，台灣有一六二所，台灣高教經費一年七百多億，香港也有六百多億。
這是一場「開勞斯萊斯」vs.「騎腳踏車」的競爭。香港高教的進步，不僅讓全中國頂尖學生趨之若鶩，更讓全球頂尖學者紛紛「入港」。香港如何打贏這場全球高等教育的爭奪戰？
身著剪裁有型的西裝、打上領帶，十九歲、個頭挺拔的李一丁，站在香港科技大學教室講台上，台風穩健，以一口流利的京片子，對台下一百多名同樣來自中國大陸的大一新生，推銷「上莊」（參加社團）的種種好處。
一年多前，沒有經過太多掙扎，李一丁放棄北京清華大學，選擇到離家千里的香港讀大學。在參觀過香港多所大學之後，連從清華大學畢業的母親，都大力支持兒子的決定。今年，李一丁的表妹也步他後塵，只報名就讀香港的大學。
「來香港讀書以後，內地的大學不再是我的選項了，」坐在宿舍交誼廳，面對萬頃碧波，李一丁對自己的選擇不曾懷疑過。
到香港讀大學，在大陸頂尖的中學生之間，已經成為「火爆」的一股流行風。
三年前，香港的大學開始大舉「入侵」中國十大城市招生，祭出動輒四年四、五十萬港幣的高額獎學金，強力招攬各地高考出類拔萃的資優生。八所大學自校長、院長以降，全員出動，親自出馬宣傳、面試；學校公關更靈活地找來校內的大陸生回中學母校現身說法，印證他們在香港的學習與改變。
「許多家長、學生看到我，變得這麼獨立、自信，英語又說得好，都動了心，」來自北京、外表文靜的城市大學製造工程系二年級學生張怡綪特別自豪，來香港讀書一年，她從一個安靜內向的乖乖學生，變成一個每三十分鐘就安排一個活動行程、甚至能夠一手替學校在北京包辦招生活動的活躍份子。
香港大學 到中國「掐尖」
大陸媒體形容這是香港在內地「掐尖」，短短三年之間，香港五萬名大學生當中，大陸生人數從二％大幅成長到一○％，儼然是中國「素質教育」的典範。
就以今年來說，八所大學預計招收一千三百個大陸生，前來報名的優等生就超過三萬人，錄取率僅有四％，錄取分數更相當於北大、清華的水準，所招收到的各省高考狀元，也從去年的三個，增加到今年的十五個。
根據大陸一份針對中學生的調查顯示，如果同時被香港知名大學和大陸頂尖名校錄取，有七一％的學生會選擇香港高校。願意去香港接受高等教育的主要考量，有八成以上是著眼於香港的全球化，六成則是看中未來在香港的求職優勢。
三年前放棄清華大學選擇到香港中文大學念工商管理的馬文杰，對香港大學的國際化程度感觸最深。他可以選修許多外國教授開的課，班上半數同學是外國學生，即使是上課選用的教材、個案也都是國外案例，「來到香港，我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國際化，」今年已經大四的馬文杰回顧三年大學生活，得到這個結論。
早在全球化浪潮席捲各國高等教育之前，香港就底定了「楚材晉用」的國際化競爭策略，以「擴大大學規模、國際級待遇迅速壯大師資、獎學金開拓多元化學生來源」三部曲，打一場全球高校人才競賽。
八vs.一六二所大學的競爭
十幾年前，香港政府為因應回歸中國而造成的人才流失現象，決定採反守為攻的佈局，廣開大學窄門，將大學教育從菁英教育延伸為普及教育。香港原本只有兩所大學，錄取率僅有二％；在港府刻意的政策引導下，投下數十億美元新創一所大學——香港科技大學，並且扶植其他專科學校升格為大學，十幾年內大學增加為八所，入學率也提高到一八％。
相較之下，台灣人口是香港三倍，卻有一百六十多所大專院校，一百多萬大學生；以台灣的標準，香港的「普及」化大學教育，其實還是一種菁英制。從政府投資在每位大學生的經費比較，香港平均高達兩萬多美元，比日本還要高，更是台灣的五倍。
「不盲目開放大學、又肯花錢投資」，是香港在短短十幾年間，就能有四所擠進英國《泰晤士報》世界排名前兩百大名校的關鍵。台灣每年有七百多億高等教育經費，分給一百多所大學；大學規模僅台灣二十分之一的香港，則有六百多億台幣的高教預算。「這簡直是開勞斯萊斯和騎腳踏車的差別，」一位台灣國立大學教務長感嘆。
兩年前返台擔任東海大學校長的程海東，就體驗過香港對大學的慷慨投資。六年前他受聘為香港城市大學物理系系主任，「當時錢都花不完，一直在買儀器、雇人，設備用的比美國一流大學還好，很快就把學系辦起來，」相較於台灣目前資源稀釋的窘況，程海東不禁感慨，「台灣的大學一直在籌錢補破洞。」
為了搶到最好的師資，香港更是有計劃地從海外挖來各領域學術有成的優秀學者，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就曾形容，香港的大學：「人要來自五湖四海，派要出於三教九流。」大學教授最初是比照香港公務員待遇，是台灣教授薪水的四倍。近年來，礙於公務員多年未調薪，為避免喪失國際競爭力，香港政府順勢調整政策，讓大學教授待遇脫離公務系統，徹底採取彈性化薪資。
三大校長，都是台灣院士
香港還懂得善用「擒才先擒王」的道理，從幾所名牌大學挑選校長的手法，就可以看出香港以人才吸引人才的槓桿操作風格。
不同於台灣公立大學的「教授治校、校長普選、教育部勾選」，香港大學的校長由港府授權學校董事會自主到全球獵才，只提供金援，不介入干預。香港大學現任校長徐立之是四年前校董會遠赴加拿大，三顧茅廬說動這位國際知名的分子遺傳學家出馬；中文大學校長劉遵義則是兩年前從史丹福大學挖角而來；至於科技大學，校董會五年多前即鎖定國際知名超導專家朱經武，發動各種遊說管道，才爭取到他首肯。這三所香港排名前三大的校長，都是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
朱經武依舊記得，五年多前他回台灣開院士會議，上午還有說客問他是否願考慮去科大，不過中午，科大校董會董事長就專程飛來台灣，親自邀請他到香港看看。
「香港很積極，也很有彈性，只要發現你願意考慮，他們會很快處理好你顧慮的一切細節，」朱經武對於香港「搶才」的積極態度印象深刻。
一位主跑教育的香港文教記者剖析，過去香港的大學校長多半由本地學者出任，社會地位平平，也缺乏國際知名度。這幾年大力延攬國際知名學者擔任大學領導人後，不但改善社會對大學的觀感，更增加香港學術的國際能見度。
找國際知名學者擔任校長，還有一個附加價值，那就是他們有國際人脈，並熟悉國際名校的治理與運作。例如募款，香港企業這幾年對大學的捐助，就比以往成長好幾倍，像是首富李嘉誠今年捐款十億港幣給港大；一個月前辭世的紅頂商人霍英東，去年也捐了八億港幣給科大。「這種情況在過去根本就不可能發生，」一位跑了十幾年教育新聞的報社記者觀察。
香港政府也聰明地利用了這個「附加價值」，大力鼓吹大學自籌經費。主管教育事務的香港教育統籌局一邊削減對大學的補助（十年來削減了二○％），一邊又在兩年前提出「配對基金」（Matching Fund）的政策，大學每募到一筆經費，政府會相對提撥同樣金額給大學。前年，八所大學因此多得到二十三億港幣補助，去年則是增加了二十九億。
研究計劃，十年成長十倍
另一方面，為了鼓勵大學做研究，將重心從教學轉向學術，教統局首度引大學撥款和大學研究成果掛鉤的機制，不再根據人頭補助大學，而是根據研究成果決定撥款經費。在這個制度導引下下，大學申請研究補助的計劃，十年內成長了十倍，總經費也增長了十倍。
「這對大學的研究有很大的推動力，」曾任教統局局長和常任秘書長的羅范椒芬歸結。
此外，香港的大學之所以能夠在短期內迎頭趕上，還歸功於「政府積極不干預」的思維。按照香港法規，大學經費雖然是由政府出資，卻是交給由國際學者和當地菁英組成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ＵＧＣ）專業管理，避免大學受政府法規限制而綁手綁腳。
在教資會的定位中，香港將會是中國、乃至於亞太地區，高等教育教研學術中心。為了徹底和國際接軌，香港大學體制將在二○一二年，從現行的三年初中、兩年高中、兩年預科、三年大學的英式制度，大幅改為與世界相接的三三四制（三年初中、三年高中、四年大學）。
在全英語授課這個得天獨厚的國際化優勢基礎上，為了拉大和鄰近國家的差距，確保在高等教育的領先地位，香港各大學更善於運用國際合作，墊高本身的學術實力。例如，港大ＭＢＡ和全球排名第二的倫敦商學院合作，採用其教材，並讓學生到倫敦商學院上課三個月，下一步則是和哥倫比亞商學院合開同樣的課程。科大商學院則是和美國西北大學凱洛格商學院攜手，共同打造出全球排名第三的ＥＭＢＡ課程。
「借重國外頂尖大學、借力使力，我們才能跑得更快，」九年前，離開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到港大擔任商學院主任的張介分析。
除了校際國際合作，香港的大學更用心培養學生的國際化能力。政府及學校鼓勵學生到國外交流，不但政府給獎學金，也獎勵企業贊助，像是中文大學，今年就有一個日本商人捐資一億港幣，指定用在獎勵學生出國交換計劃。
儘管衝勁十足，但正如一位到北京大學教書的台灣教授分析，在花大錢請名師、找好學生之外，大學更需要豐厚的歷史與人文積累，才能成為真正有影響力的大學。除了港大、中大，香港其他大學歷史不超過二十年，距離世界級的學術殿堂，香港似近還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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