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謙慎
來源：南方週末
2009年6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張以國的新著《以古為新：晚明的藝術與影響》。全書共251頁，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由三篇研究明末清初著名書法家王鐸（1593-1652）的論文組成。第二部分為圖錄，有四十餘件明清書畫作品的圖版和文字介紹。由於圖錄部分是某拍賣公司的拍賣品或借展作品的介紹，談不上是學術研究，在此不予討論。本文僅評論第一部分。
《以古為新》採取了中英對照的形式，這是本書的一個特點。第一部分的三篇論文原本是根據張以國以前的英文博士論文改寫而成的，其中兩篇基本沒有什麼改動。只有《王鐸與董其昌的風格對立》一篇增加了一些新的內容。這裡有必要先對其博士論文作一評介。
張以國的博士論文《王鐸線條的意義：〈唐詩卷〉研究》，2001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藝術史系完成。論文以上海博物館藏王鐸作於1646年的草書《唐詩卷》為中心，討論王鐸書法風格的演變。和西方許多關於中國藝術史的學術著作一樣，張以國的英文博士論文也為中文人名、原始文獻、專有名詞提供了中文。數年前我從密西根博士論文中心購得該文，讀後被其粗製濫造所震驚：論文中的錯別字、古漢語句讀錯誤極多，引用中文文獻時，經常抄錯字、加字、漏字，有時甚至把原著的兩行並作一行，在把中文文獻翻譯成英文時出現的眾多錯誤，暴露出作者的中國文化史知識之貧乏和對王鐸的生平和交遊圈子之生疏，都達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以下舉例說明。
張以國在博士論文中討論了王鐸書於1650年的一個草書卷，書寫內容是一組詩，其中一首詩中有“悔不棲耘斗，翹翹望故山”句。詩中的“耘斗”指的是河南輝縣的一座山，王鐸曾在那裡居住，並留下了不少詩篇，如《耘斗山》、《獨宿耘斗山房》、《與千頃述耘斗山同宿處，又思壯遊，告秋嶽、五弦》、《耘斗山高眺寄秋嶽》、《公隆耘斗山舍》等，均收入其詩文集《擬山園選集》。在《投石友、千頃寄於一》這首詩中，王鐸還專門注明：“耘斗，山名。”可是張以國在博士論文中竟把“悔不棲耘斗”這句譯成：“如天上的一顆星星，或是一隻棲息在高巢中的鳥。”（As a star in the sky or a bird in its high nest. 博士論文，頁30）把耘斗山的“斗”當成天上的星斗，“棲”當成巢中棲息的鳥了。其實在1993年出版的《中國書法全集‧王鐸卷》（劉正成、高文龍編，榮寶齋出版社）中，高文龍先生早已指出耘斗山位於蘇門山附近的太行山脈（頁638）。張以國研究王鐸，怎麼會一葉障目，不見“耘斗山”呢？
1625年冬，王鐸在與友人的聚會上，當場揮毫。他在落款時這樣寫道：“天啟乙丑孟冬，夜漏二鼓，書時同韓官岑、南思敦、溫令恕、余望之。酒後胡塗滿紙，葛藤可笑也。”跋是用草書寫的，張以國在釋讀時讀錯了好幾個字，並在斷句時把“溫”和“令恕”分開，將王鐸友人的名字“令恕”誤讀成“令怒”，譯成 “令人憤怒”（It makes people angry）。他又在誤讀前文的基礎上，把余望之譯成了“我反復地回來看它”（I repeatedly come back to look at it. 博士論文，頁72）。余望之，名儼，浙江嵊縣人，是王鐸“締交二十載”的老友，《擬山園選集》中有不少和余望之相關的詩，如《望之過談留飲》、《芥子庵尋望之》，《為望之吟》、《舟中約望之》、《喜望之聯艇三首》等。也就是在這段題跋中，古代用來計時的漏，被張氏理解為雨水漏進屋裡（The rain is leaking in）。這可不是一時筆誤，因為在博士論文的第79頁，“夜漏”再次被翻譯成夜裡雨水漏進屋中（Now the rain is leaking in）。
王鐸有一位至交彭而述（1605—1665），字子籛，號禹峰，河南鄧州人，崇禎十三年（1640年）進士，入清後曾任貴州巡撫，和王鐸既是老鄉，也同為仕清的貳臣，關係很密切。王鐸曾有《柬彭禹峰》一詩，原跡現藏臺北何創時書法文教基金會。張以國在論文中提到這首詩時，把“柬”誤讀成“東”，而且把它翻譯成East Pengyu Peak（博士論文，頁75），意即“東邊的彭禹山峰”，成了一座山峰的名字。彭禹峰在《清史稿》中有傳，有詩文集傳世。在王鐸的《擬山園選集》中，和彭禹峰相關的詩多達二十餘首，如《夜同禹峰、五溪飲村中圃》、《雲齋、禹峰過舟中話海嶼》、《期禹峰、雲齋海邊蔔築》、《讀穰地禹峰崛葉集》、《香岩言禹峰近況》、《舟中柬禹峰》、《同禹峰、雲孫飲葵庵總戎席上》等。不僅如此，《擬山園選集》的文集和詩集都有彭禹峰作的序，而且他在序後明明白白地寫著：“南陽後學彭而述禹峰具草”。張以國居然不知彭禹峰為何許人也，真是令人吃驚。
余望之和彭禹峰被誤讀的例子，說明張以國很不熟悉王鐸友人的字型大小別稱。這樣的例子還有一些。如不知道龔奉常即清初著名才子、曾任太常寺少卿的龔鼎孳。（博士論文，頁51）不知道秋嶽即明末清初著名收藏家曹溶。（博士論文，頁59）不知道米仲詔即晚明四大書家之一的米萬鍾。（張以國以為是宋代書法家米友仁，《以古為新》，頁9、29）本來，翻翻關於稱謂和室名別號之類的工具書，這些問題是不難解決的。究竟張以國是不熟悉這類工具書，還是忙碌到了連查書的時間都沒有呢？
晚明書法家黃道周和倪元璐是王鐸的好友，三人有時在往返信劄中討論詩歌。比如王鐸在給黃道周的信裡說：“大作笯鸞囚龍，不區區襲開元、大曆之法矣。” 這裡是說黃道周的詩沒有被盛、中唐詩歌所束縛。由於不熟悉文學史，張以國誤以為這是討論書法了。不特此也，張以國在引用這段文字時，把“襲”字錯誤地抄成了“龔”字，把“不區區襲開元、大曆之法”斷句為“不區區龔開、元大曆之法”，然後譯成“（你的書法）不像龔開和元大曆的區區之作”（“Not like those trifling works of Gong Kai [b.1222] and Yuan Dali”.《以古為新》，頁91）。唐代開元和大曆這兩個年號，在張以國的筆下，就這樣變成了兩個人——“龔開”和“元大曆”了。中文版改成了“龔開元、大曆”，（頁77）依然不通。
前面說過，《以古為新》所收論文主要是從張以國的博士論文中搬過來的，只是在討論王鐸和董其昌藝術觀念的對立那篇增加了一些新內容。王鐸和董其昌的藝術風格確實存在著顯著的差異，但張以國的論證過程和論據都很成問題。為了證明王董的對立，張以國寫道，“董其昌還批評高克恭（1248-1310）的山水畫，而褒揚元四家：黃公望、王蒙、倪瓚、吳鎮”，而王鐸卻讚賞並學習高克恭的山水畫。（《以古為新》，頁15-16，35）但在書中張以國並沒有告訴我們董其昌在哪裡批評過高克恭。他的這一說法很令人懷疑。因為董其昌不但推崇高克恭的藝術，還聲稱自己是高克恭的後人。他在1625年的一則題跋中說：“高彥敬尚書（高克恭）載吾松（“我們松江”）。＂（《上海志》）“元末避兵，子孫世居海上。余曾祖母則尚書之雲孫女（第八代孫女）也。”（《容台集》，卷六）在傳統中國，孝被認為是最為重要的道德原則之一，董其昌怎麼會、又怎麼敢去批評一個令他驕傲的高官祖先呢？況且，高克恭的畫風是米家山水，屬於董其昌所推崇的南宗畫派。在上引題跋中，董其昌還說：“勝國名手以趙吳興（趙孟頫）為神品，而雲林（倪瓚）以鷗波（趙孟頫）、房山（高克恭）所稱許者，或有異同，此繇未見房山真跡耳。余得《太姚村圖》，乃高尚書真跡，煙雲淡蕩，格韻俱超，果非子久（黃公望）、山樵（王蒙）所能夢見也。”可見董其昌對高克恭山水畫的推崇備至。
在討論王鐸和董其昌對立的這一章中，張以國還引用了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王鐸書王維詩卷後清人郜煥元的一段跋：“近代書家多推孟津，因訾及華亭，亦猶稱詩者，祖竟陵則祧曆下也。及觀是卷末，即文安自謂華亭云云，似隱然以華亭為重者，後學何得以妄意謬分左右袒也？”（《以古為新》，頁8、28）張以國在引用這段題跋時，抄錯了四處：一、把作者郜煥元的名字寫成了高華遠。二、“訾及華亭”抄成“譽及華亭”，意思正好反了。三、“云云”誤作“之雲”。四、“謬分左右袒”抄成“謬分左右祖”。“左右袒”用的是漢代周勃領兵平定呂氏的典故。僅讀中文，我們還看不出張以國在理解郜煥元跋文時犯的錯誤有多麼離奇，恰恰是英文翻譯暴露出他的文史知識的貧乏。以下我把張以國的英譯再譯回中文：“大多數當代書法家都推重王鐸（孟津）。他們在推崇王鐸的時候也讚美董其昌（華亭）。董其昌擅長詩歌。他的祖先們住在竟陵，他們的墓地聚集在那裡。觀此卷跋尾，當王鐸（文安）提及董其昌，他似乎隱然在挑戰董其昌。作為一個晚輩，王鐸為什麼會以吹噓的口吻錯誤地聲稱自己是另一個流派的領袖呢？ （Most contemporary calligraphers respect Mengjin [Wang Duo]. When they compliment Wang they are essentially also praising Huating [Dong Qichang].Dong was well versed in poetry. His ancestors lived in Jingling and their tombs are gathered there. Looking at the epilogue of this scroll, where Wenan [ Wang Duo] mentions Huating, it seems to hint at a challenge to Huating. As someone from a young generation, why did Wang so boastfully and mistakenly claim to be the leader of another school? 頁28）在這裡，張以國把“祖竟陵則祧曆下”的“祖”釋為董其昌的祖宗，把“竟陵”當成了董其昌祖先的居所和墓地所在。可是，董其昌是松江府人氏，祖祖輩輩都居住在上海一帶，他的祖先和祖墳怎麼會跑到湖北竟陵呢？張以國顯然不知道，郜煥元跋中的“竟陵”和“曆下”實際上是指明代兩個重要的詩歌流派。“隱然以華亭為重”是說王鐸隱然推崇董其昌，但被張以國釋為“挑戰董其昌”，意思正好反了。郜煥元題跋的最後一句批評人們在董其昌和王鐸之間妄做好惡的選擇，被張以國理解成王鐸以吹噓的口吻聲稱自己是另一個流派的領袖。
《以古為新》還有不少大大小小的錯誤，列舉一些，從中也可以看出張以國的學術基本功之差和做研究時的草率粗心。如晚清學者段晴川（1812-1893，字春湖，官至內閣學士）曾在王鐸的一個草書手卷（現藏河南省博物館）上先後寫過八段題跋，他在題跋後用“春湖”署名，被張以國讀成“魯湖”。（頁4）其實在八段題跋的署款後，段晴川鈐上了九方他的印章，這些印章既有“段晴川”，也有“春湖”。可張以國居然馬虎到了連這幾方印章都不讀。若是讀了並讀對了，“春湖”斷斷不可能成為“魯湖”。在釋讀“化寸草為金身觀音，洞賓方為現像”這段引文時，張以國錯誤地斷句為“化寸草為金身觀音洞，實方為現像”，不但把呂洞賓的“賓”字讀成“實”字，還生生地造出了一個“觀音洞”（the cave of Guan yin. 頁63）。明末清初著名學者、書法家傅山的齋號“霜紅龕”向為研究思想史和書畫史的人們所熟知，但在《以古為新》中卻成了“霜紅翕”，這絕非一時筆誤，在英文版裡，張以國就把“龕”（kan）讀成“翕”（xi），有拼音為證。（頁68）《以古為新》引用了一首王鐸寄給好友倪元璐的詩，其中有以下幾句：“諫草雲門體，詩笥嶀浦祠。漢家曾黨錮，庶以慎威儀”。張以國把“嶀浦”錯誤地抄成“崿浦”，（頁72）然後在附注裡解釋說：“‘雲門’可能指的是黃道周率直的個性，演講口才和生活方式像‘飄過天門的雲’。……‘崿浦’則暗示黃道周的別號，他的家鄉是‘漳浦’。”（頁82）其實，這兩句詩是用倪元璐家鄉的名勝典故來讚揚倪的書法和詩歌，和黃道周毫不相干。“雲門”指的是位於會稽山腹地（今浙江紹興）的雲門寺，相傳為王獻之舊居，王羲之的七世孫智永曾在此住持，“天下第一行書”《蘭亭序》也藏於此。嶀浦在會稽郡的剡縣（今浙江嵊州），東晉大詩人謝靈運曾在此遊息和垂釣，後世詩人在此題詠甚多。謝靈運出生在離嶀浦不遠的上虞，而上虞正是倪元璐的故鄉（古代亦隸屬會稽郡），倪元璐有時署款就寫“會稽倪元璐”。“漢家曾黨錮”這句指東漢時期的黨錮之禍，是一個很普通的歷史典故，經歷過晚明激烈黨爭的王鐸以此來抒發對時勢的感慨。但張以國把漢代的“漢”當作了“男子漢”的“漢”，草書的“黨”讀成了“當”， “錮”成了“頑強”，這句詩就被他解讀成“君子應當謹慎地頑強”（The gentleman should be discreetly obstinate.頁86），真是令人絕倒。書中的句讀錯誤也非常多，如第16頁有一段48字的引文，錯字三個，句讀錯誤三個，平均每八個字有一個錯誤。如果說古漢語水準低，句讀不易，那抄書和抄題跋總不算太難吧。可是偏偏連這最簡單的抄書，張以國也不認真對待，錯抄漏抄的字比比皆是。限於篇幅，這裡就不一一列舉了。
前面說過，此書的一大特色就是中英對照，這著實有點唬人：讀不懂中文的西方人讀英語時，望漢語而興歎；不通英語的中文讀者，看著那用英文寫的論文，豔羨之情油然而起。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恰恰是這個中英對照，讓張博士的學術功底和治學態度露了餡。因為，如果沒有英譯，我們讀張以國對“祖竟陵”這段題跋的討論，只知道他抄錯了四個字，把推崇董其昌誤解為挑戰董其昌，我們萬萬不會想到他會把“祖竟陵”的“祖”當成了董其昌的祖先，把“竟陵”當成了董其昌祖先的墓地所在地。由於英文版必須有每一句引文的英譯，張以國對古文的理解就體現在他的英譯中了。這些英文翻譯，是張以國古漢語基礎差、文史知識貧乏的鐵證。
近年來，學術腐敗在中國大陸愈演愈烈（《以古為新》雖是在美國完成的毛坯，但正式出爐卻在中國），關心中國學術前途的人們，無不為之擔憂。網路上出現的對學術腐敗的批評越來越多（但似乎並未起到遏制作用）。與抄襲、弄虛作假等腐敗現象攜手並進的是粗製濫造。抄襲雖是學術腐敗中最為惡劣的行為，但一旦被揭露，通常會受到程度不一的懲罰。而對於粗製濫造，卻缺少懲治和遏制的辦法。在沒有健全的書評和業內評審監督制度的情況下，那些粗製濫造者在紙面上的學術成果顯得比認真做學問的人們的成就更為輝煌，更具有欺騙性。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粗製濫造給中國學術帶來的惡果可能比抄襲更為嚴重。
早在1989年10月20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就曾刊登《幾許天才？幾多勤奮？》一文，引用兩位名人的話，讚譽張以國為“當代不可多得的年輕學者”，“當代青年書家之翹楚”。整整二十年過去了，當年的“天才”如今已是“國際知名學者”，這本“當代不可多得的”中英對照版《以古為新》當然能再次向不明真相的人們證明作者的國際視野和學術成就。
背景介紹：
張以國，1960年生於天津。 1979年入南開大學哲學系讀書，任該校書法社社長。畢業後到北京任教。書法作品多次參加國內大型展覽，曾榮獲第二屆全國中青展優秀作品獎。先後參加多部大型專著的編纂工作，任《中國書法篆刻鑒賞辭典》副主編、《中國書畫鑒賞辭典》編委、《中國書法鑒賞大辭典》編審和編委。著有《書法─心靈的藝術》一書，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1989年赴美讀書，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博士學位，著有《筆底傳情─當代中國書法》大型學術研究專著。現為中國書協會員、美國波士頓博物館研究員、著名學者。
本文作者：
白謙慎，1955年4月生於天津，祖籍福建安溪。在上海接受小學與中學教育。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1982年畢業後留校任教。1985年考入北京大學研究生院，一後年赴美國羅格斯大學攻讀比較政治博士學位，1990年獲碩士學位後轉至耶魯大學攻讀藝術史，1993年獲碩士學位，1996年獲博士學位，1990至2000年，為蓋梯基金會博士後。目前任教於波士頓大學藝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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