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看司馬遼太郎所寫的《街道漫步──台灣紀行》一書。看到書末所標注的出版日期是民國八十四年，不知不覺，九年過去了，台灣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現實環境，都起了很大的變化。透過一個日本人的筆，回首九年前的台灣，實在是個有趣的經驗。
只是，司馬遼太郎筆下的台灣，以及他所接觸的台灣人，不過是台灣諸多面向的很小一部分。他的筆觸帶著濃濃的鄉情與感傷，他總念念不忘在五十年以前，台灣還是日本的一部分，和其他在台灣出生的日本人一樣，台灣不過是被「大陸系中國人」拿走的國土，對台灣的感情，就好像對自己故鄉那樣地深厚，他甚至不惜把當年國民政府接收台灣的動作說成是「軍事佔領」。他說：
「（四十八年了）
在那之前，我們是和台灣的人民同屬一個國家的。一九四五年由於日本戰敗，這個島因而被中華民國以軍事佔領。」
如果是台灣出生的日本人對台灣很有感情，那也就算了。何以一個年已古稀，在戰後五十年才踏上台灣土地的日本人，還能有著如此的懷念，令我深感不解。俟我看完全書後才發現，原來他所接觸的台灣人，無論老少，都一逕操著流利的日語，尤其是許多接受日本教育長大的老人，用著戰前舊式的日語與他交談，甚至是姿態、動作，都是戰前的日本形象的孑留，莫怪乎這位日本老人要這麼感懷。比如說，他到台東的時候，被引介到卑南族一個部落酋長的家中，他形容說：「彷彿置身東京老式的高級住宅區裡，正在訪問的感覺。」；或是他去花蓮市區前，被人告知花蓮市街「就像戰前的日本市街一樣」，而當他看到一位老婦人用日語調侃厝邊的店家老闆時，竟說她「活像是戰前住在東京老街女學校出身的，安享晚年的老太太」。曾經接受日本教育的台灣人，以驚人的能力保留了日本戰前遺留給台灣的口語及習慣（有許多老一輩的人，在日本投降時，也不過是小學五、六年級許，更不要說更小年紀的），讓一個古稀老人，在異鄉找到他年少時期的記憶，尤其是那些在日本已經不復見的情景。
可是，這就是台灣人的全貌嗎？能夠接受日本教育的人，泰半都是當時社會地位較高、經濟能力較好的台灣人，比如警察、醫生、教師、地主之類。司馬氏筆下的台灣人，其實不過是曾經接受日本化教育的中上階層，實在不足以代表大部分的台灣人。從司馬氏的書裡，總會得到一個「六十歲以上的台灣人都會說日語」的錯覺，但這卻非事實。至少就我家而言，雖然我外祖父接受過五年的日式小學教育，與日本人說話沒有問題，但我祖父從來沒有接受過日本教育，也自然不會說日語。說來我曾祖父當時還算地方的大地主，在經濟不虞匱乏的情況下，自然沒有不讓自己孩子唸書的道理，不過曾祖父選擇了讓祖父去唸漢文私塾，而不是日本人辦的公學校，沒有日語、沒有同化、沒有「國語家庭」，我們這種「台灣人」自然不會有著日本統治的遺風。更不要說其他許多沒有能力供子女讀書的家庭。
不過全書裡面，我更有興趣的，是他和李登輝的互動與他對李登輝的評價。
司馬氏提到中國人的「私心」，指無論是蔣氏政權，還是毛澤東，都只是「私」的政權，我很支持這種論調。我也覺得中國的帝位世襲的「家天下」制度，其實就是將國家納入一己之私的具體表現，這樣的心態即便到了蔣介石、毛澤東，本質上也不曾出現過太多的改變。至於他認為日本人（主要是指明治時期的日本人）是「尊公卑私」的，我不置可否。只是，他彷彿要將李登輝說成是「讓台灣能由私轉公的關鍵」，在九年之後，卻使我不能苟同。他在文中有一段寫著李登輝九年前所說的話語：
「『真不簡單，您登上了這個寶座（指總統的位子）啊！』
我又是欽佩又是驚詫地道出了感想，以代替詢問。
而李登輝先生對此做出了立即的反應。
『──我並沒有想要獨攬權力。』
他以略顯靦腆的微笑說：
『況且更無意讓自己變成權力本身。我是這麼想的，就把權力放在這裡（指桌上），加以客觀化……換一種說法，我採取的是實際主義，而我只要從權力之中，擷取有用的東西就好了。』」
九年前的他是如此滿懷理想抱負，彷彿是一位公而忘私的殷實政治家，怎麼九年過去了，他看起來卻像是個眷戀權位、貪羨虛榮、不肯放棄既得利益的老人？是因為他以前隱藏的太好，還是九年的光陰太過險惡，讓他從一個虔心為台灣奉獻的教徒，變成只為自己權位斤斤算計的貪婪政客，抑或是這位當了二十二年日本人、五十七年中華民國公民的台灣人，終究仍脫離不了自己中國人那塊劣根性？
看司馬遼太郎的《台灣紀行》，不盡然都是這種奇怪的台灣鄉愁或對李登輝等接受日本教育的台灣人過分的溢美。他的書中拉拉雜雜地寫著許多日治時期治台的一些政策與相關日人的背景，其實長了我許多見識。台灣的歷史課本教給學生的是一個不求甚解的歷史，在台灣，治台灣史的史學家其觀點也十分狹隘。我在以前，從來就不會想到台灣跟十七世紀的荷蘭政治有什麼樣的關聯，日本明治維新運動跟後來在治理台灣殖民地上有什麼影響。若不是司馬先生宛如講古般緩緩道出那些表面看似簡單的人名後面交纏的千絲萬縷，我對台灣近代史的印象，其實也就只能停留在一格格克漏字填充的呆板回憶罷了。
當然，不可否認，司馬遼太郎之所以肯花時間去慢慢梳理這些旁枝末節，其實也或多或少想要強調日本治台五十年對台灣的貢獻。他雖不便點明，卻仍透過李登輝的口中說出來。書中的李登輝如是說：「對於殖民地，宗主國總是希望炫燿本國的優越感。英國過去對新加坡如此，日本對台灣也一樣。」我不知道當時被日本佔據的朝鮮半島也是否如此，日本窮盡所能地對台灣進行大幅改革，無論是都市改造、農田水利、鐵路航運，日本奠定台灣現代化的基礎殆無疑問。不過日本也彷彿想來撈本似的，大規模種植蔗糖、稻米、香蕉等農作物運回日本國內，又大規模採伐台灣古老的千年檜木林，運回日本當作高級建材來使用，更不要說日本和當地地主聯合欺壓佃農，以及高壓的原住民治理。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其實利弊互見。過去的歷史描寫過份著重在日本治台的弊端，而忽略日本人對台灣的貢獻，然而過分強調日人的治績，故意將日本不公平的治理模式淡化，也同樣是偏頗的論述。司馬遼太郎雖然對日本將台灣當作殖民地，對台灣施以同化及高壓政策視為一種錯誤，但他對台灣的情感，卻是建立在那些受過日式教育，會說流利日語，相當程度被日本「同化」的台灣人身上。這或許是一種不得已的必然，如果換作曾經被日本「進出」的中國大陸，或是根本被日本用軍事佔據的朝鮮，司馬先生是否也會因著這些情感，對過往罪愆感到遺憾，實未可知。
看著看著，我不禁想到日前所看的《流轉的王妃──最後的皇弟》一劇。劇中常盤貴子所飾演的愛新覺羅浩，和竹野內豐所飾演的愛新覺羅溥傑，對當時日本和中國（偽滿洲國）之間，都有著超乎常理的理想，天真地以為他們的結合，可以促進日滿之間的和諧。司馬氏興許以為，日治時期的日本人，大都也是奮力地想要促進「內（日本）台一心」，希望和台灣人培養出血濃於水的情感吧。這看似高貴的情感，在一個壓迫別人的帝國主義當中，卻像是更為深層的侵略。所幸這些年代都已經過去了，我們也毋須再去煩惱這些事情──眼下的社會，還有更多事情讓我們煩心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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