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載基本法委員會港方成員鄔維庸在基本法研討會上指，中國政府沒有需要遵守《中英聯合聲明》，正如美國不遵守《京都議定書》一樣；並將中央與香港的關係比喻為「嫁娶關係」，講明兩者的關係不是契約上的關係，應該是互信的關係。
鄔維庸以上意見，以八字已可概括：「見識淺陋，比喻不倫」。
一、由《中英聯合聲明》到《京都議定書》
《中英聯合聲明》全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是兩國於1984年12月19日於北京共同簽署的文件，為解決香港主權問題制訂了具有約束力的方案，是中國政府收回香港主權的主要文件，也是制訂《基本法》的主要基礎。
「聯合聲明」的條文，闡述了香港由1984年1997年中國對香港地區恢復行使主權的指引，其中有很重要的片語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聯合王國政府聲明」，而且根據「聯合聲明」的文本，「本聯合聲明及其附件具有同等約束力」，這顯示了兩國政府都必須盡力共同捍衛聲明內容。
作為基本法委員會的成員，竟然說出「即使中央簽了中英聯合聲明等承諾，也不一定要遵守」的話，是漠視國際交往的道德，也顯出對法律的無知，如此見識淺陋之輩，竟獲任基本法委員會成員，可謂香港之悲。
鄔維庸更以美國「不遵守」《京都議定書》為例，說明中國也可以不遵守「聯合聲明」，再一次顯他見識淺薄，不知所謂。眾所周知，地球氣候在過去數十年，因為工業及經濟發展，正在急劇惡化，為了人類免受氣候變暖的威脅，全球的主要工業國在1997年於日本京都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第三次會議，並通過了旨在限制發達國家溫室氣體排放量以抑制全球變暖的《京都議定書》。
《京都議定書》規定，到2010年，所有發達國家二氧化碳等六種溫室氣體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減少5.2%，其中更要求全球排放室溫最多的單一國家美國要減少7%。
隨著俄羅斯於2004年簽署加入，《京都議定書》終於成為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件，簽署各國均需要根據「議定書」減少排放室溫氣體。可是美國雖然曾於1998年簽署成為締約國，但總統喬治布殊卻於2001年不向國會提交「議定書」的文本作最後確認，原因是「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將會影響美國經濟發展、發展中國家也應該承擔減排和限排溫室氣體的義務」。
鄔維庸混淆了一點，雖然美國曾簽署了「議定書」，但由於美國國會從未確認有關文本，因此就不存在所謂遵守與否的問題。美國的做法是否合理，姑且暫時放下不論，但「聯合聲明」是由中英兩國共同發表的，兩國不論在法理上、抑或在道德上，皆有均等責任令「聯合聲明」能夠具體而充分地落實，任何一方若單方面拒絕遵守「聯合聲明」，也是「於理不合、於法不容」的。況且，你們不是常常非議美國的霸權嗎？為甚麼現在又想「學習」起美國來了？
二、由中港的「嫁娶」關係到政治認知
香港「回歸」、或謂「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或謂「中國收回香港主權」，都是指1997年7月1日發生的事實──香港由英國管治，變成交由中國管治，並根據鄧小平提出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繼續維持香港一向之生活方式「在五十年內不變」。
鄔維庸以中港關係如婚姻，「是講互信而不是講合約」。稍有思考力的人都知道，婚姻關係除了講「互信」，也是「合約」關係，一紙婚書，即把二人的「互信」，以具體的契約連繫起來，既是盟心，也保障了二人在法律上的權益。空有「互信」而沒有契約的婚姻，也不符合現代社會的需要。看來鄔維庸的腦袋仍然停留在封建社會，愚昧封閉，不求上進，才會得出如此不倫不類的比喻。
他又批評回歸以後，不斷有人製造管治危機，以求獲取政治利益、奪取政治權力云云。「政治」發源極早，由古希臘、古代中國都有「政治」，政治學家羅伯特‧達爾（Robert Dahl）指出政治「是任何重大程度上涉及控制、影響力、權力和權威的人類關係的持續模式」，可見「政治」本來就與權力有關，鄔維庸未認清政治，就妄加批評，再一次見到他的庸愚不堪。
政治權力是一個手段，目的是為了更好的世界，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Aristotle）也曾說：「政治的目標是追求至善」。雖然古代中國也有「政治」一詞，但與西方理解的「政治」不同，如《尚書‧畢命》有「道洽政治，澤潤生民」之說；《周禮‧地官‧遂人》也有「掌其政治禁令」的說法等等。及至近代中國，則有國父孫中山提出「政就是眾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之事，就是政治」，把中西方「政治」觀念，連繫在一起。
參與政治的人，其目的就在爭取權力，不論是泛民主派、中間黨派、以至「保皇」政黨，有哪一個不是在爭取政治權力？問題是政治參與者爭取權力的目標是希望「追求至善」，創造美麗新世界、抑或只為個人榮辱利益？能以前者為目標，當為社會之福；以後者為目標，則社會堪虞。
以鄔維庸對政治的鄙陋認知，出任基本法委員會的成員，看來仍有不足。鄔醫生，與其戀棧權位，不如早日讓賢，則為香港之幸、國家之幸。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