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
21世紀的中國人，面對的是順之者昌、逆之者困的全球化趨勢。與此同時，中國的現代化事業進入了關鍵時刻。在這個年代，決定公民和國家發展成敗的最重要條件是制度環境，但公民的心智狀態對自己乃至國家和社會發展的影響也十分巨大。
20世紀70年代末，在經歷了反右派、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三大災難後，人們沉痛地發覺，這些災難的根源之一是：“我們是吃狼奶長大的。”20多年過去了，偶然翻閱一下我們的中學歷史教科書，令我大吃一驚的是：我們的青少年還在繼續吃狼奶！
“以史為鑒”、“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是中國人耳熟能詳的名言。屈辱、挫折、兵連禍結、前仆後繼，一部中國近代史蘊藏著多少血淚和經驗教訓！我們有責任將歷史真實告訴我們的青少年，讓他們永誌不忘。這是幫助他們成為現代公民的必由之路。如果天真純潔的孩子吞食的竟是變味乃至有意無意假造的丸丹，只能讓偏見伴隨終生，甚至因而誤入歧途。
現在是正視我們自己的歷史教科書問題的時候了。現從幾個具體的歷史事件談起。
1. 火燒圓明園是否無法避免？
火燒圓明園是英法侵略軍犯下的不可饒恕的罪行。事情為甚麼會弄到如此地步？140多年過去了，我們理應冷靜地考察雙方的應對得失，汲取教訓，讓各國人民更好地共處。這一事件是“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惡果之一。人民教育出版社歷史室編著的《中國歷史》第三冊，是被普遍採用的九年義務教育三年制初級中學教科書。它是這樣評述這次戰爭的：
一、關於戰爭起因
這部教科書寫道：“1856年3月，法國天主教神父馬賴，潛入廣西西林地區胡作非為，被當地官吏處死。這就是所謂的‘馬神父事件’。後來，法國以此為借口，伙同英國發動侵略戰爭。同年10月，廣州水師在中國商船‘亞羅號’上，緝捕了海盜和水手。英國領事無端干涉，硬說‘亞羅號’是英國船，要求中國方面釋放被捕的人，並向英方賠禮道歉。兩廣總督葉名琛怕事態擴大，釋放了被捕的水手，但拒絕道歉。這就是所謂的‘亞羅號事件’。1856年10月，英國首先挑起戰爭，炮轟廣州，第二次鴉片戰爭開始。”
這裏說的亞羅號事件大體符合歷史事實。至於殺法國天主教神父馬賴 (AugusteChapdelaine)，至今仍是一筆糊塗帳。馬氏是1856年2月29日被廣西西林代理知縣張鳴鳳所殺的。直至法國公使查問，張鳴鳳仍然矢口否認，說根本沒有這回事。致使廣西按察使和兩廣總督到了1858年初還信以為真，據此回答法國公使和上奏朝廷。
1844年10月訂立的中法《黃埔條約》規定，法國人只准在五口通商的雙方“議定界址內”活動，“法蘭西無論何人，如有犯此例禁，或越界，或遠入內地，聽憑中國官查拿，但應解送近口法蘭西領事官收管；中國官民均不得毆打、傷害、虐待所獲法蘭西人，以傷兩國和好”。
馬氏1842年起，便到西林傳教，《黃埔條約》訂立後仍不離開，這是違反條約的錯誤行為。但把他處死，顯然是西林地方官員的行為，違反了應把拘捕的法國人解送領事的條約義務。直至現在人們仍無法確定馬氏確有該處死刑的哪些罪。按照程序正義優先的法學觀點，中方無疑理虧。教科書對此事的評述是不準確的。
還要指出，教科書隻字不提引發這次戰爭的兩條根本原因：
一、英國政府要求清政府忠實履行《江寧條約》的規定，其中重要一點是讓英國官員和商人可以自由進入廣州城。讓洋人進城，現在看來，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當時在五口通商的其他四口儘管也有過大小不一的糾紛，但都一一化解，沒有釀成巨禍。唯獨在廣州，卻驚動朝野上下，鬧得天翻地覆，開各地反入城鬥爭的先河，歷時十多年無法解決，直至兵戎相見。
二、《望廈條約》規定：“所有貿易及海關各款恐不無稍有變通之處，應俟十二年後，兩國派員公平酌辦。”《黃埔條約》亦規定：“若有應行更易章程條款之處……核計滿十二年之數，方可與中國再行籌議。”修改有關的通商條款，本屬平常外交事務，清政府也一再拖延，加深了雙方的矛盾。
關於挑起這次戰爭的原因，當時的有識之士就有所反思。深悉內情的薛福成沉痛地說：“英人初志在得入城見大吏，借以通隔閡、馭商民，乃粵民一激再激，葉相(葉名琛)復一誤再誤，使拱手而有粵城……益知中國易與，遂糾法、俄、美三國兵船北上，駛入大沽，阻我海運，立約而還……粵民激於前此大府議和之憤，萬眾一辭，牢不可破，必阻其入城一事以為快，屢請屢拒，紛紜者二十年，而大沽之失，天津之約，皆成於此，由今觀之，甚無謂也。”晚清曾國藩、李鴻章、馮桂芬、郭嵩燾等人屢以“勿以小嫌釀大舋”相告誡，其中就包含了以廣州反入城鬥爭為開端的慘痛教訓。
同屬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的中學歷史教科書就比大陸編得高明。它把這次戰爭的起因歸結為四點：1、外人入城問題。2、續修條約問題。3、亞羅號船事件。4、馬賴神父事件。這樣說符合歷史實際，無損中國國家利益，有利於年輕一代學會冷靜地分析歷史問題，顯示出編者是合格的歷史學家。令人不解的是：為甚麼不向這些本國的同行學習呢？
二、關於戰爭過程
1858年，大沽被佔，英法侵略者兵臨天津城下，英法俄美等國先後迫使清政府簽訂了《天津條約》。雖然喪失了不少權利，問題總算有個著落，雙方還議定翌年在北京互換批准書，徹底完成法定程序。如果照雙方的協議辦理，導致火燒圓明園的英法聯軍再一次入侵是有可能避免。
可是，誰也沒有料到純屬程序性的最後一步還會節外生枝，招來更大災禍！教科書是這樣寫的：“1859年，英國公使和法國公使各率一支艦隊北上大沽口，準備進京換約。清政府指定換約代表由北塘登陸，經天津至北京，並要求各兵船武裝人員不得登岸。英法公使卻仗恃武力，堅持要從大沽口溯白河進京。他們蠻橫地率艦隊闖入大沽口。防守大沽炮台的士兵開炮打擊入侵者。炮彈準確地落在侵略軍的軍艦上，打沉了四艘，打壞了六艘，其餘三艘掛起白旗逃跑了。在炮戰的同時，侵略軍900人企圖登陸，也被打退。侵略軍死傷幾百人。大沽一帶人民冒著槍林彈雨，給戰士送餅送麵，表現了高度的愛國熱情。”在編者筆下，這是一曲愛國英雄進行曲，主角是士兵和普通百姓。可是，稍加推敲，便有很多疑問。
從後果看，這一仗顯然打錯了。翌年，英法聯軍再次入侵，招致北京被佔，圓明園被燒。續訂《北京條約》，不但規定原訂的《天津條約》繼續有效，還招來其他新損失：對英法的賠款分別由400萬兩和200萬兩一律增至各800萬兩；割讓九龍司；允許法籍傳教士在中國自由傳教，“並任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為日後連綿不斷的教案種下禍根。如果不打，不是對中國更有利嗎？
人們理所當然應該追問：公使走哪條路進京，真有那麼重要，乃至不惜一戰？雙方意見分歧有沒有認真交涉？真的是士兵自行開炮還是奉命行事？如果是前者，這是觸犯軍紀造成嚴重後果的大錯，能算是愛國英雄的義舉嗎？如屬後者，是奉了甚麼樣的命令？ 覆查史實，這根本不是甚麼愛國英雄的壯舉，而是愚昧的咸豐皇帝和僧格林沁親王犯下的大罪。而且分歧不是教科書說的走哪條路進京，而是要英法使者繞個大彎進天津。當時在僧王幕下的郭嵩燾在日記中留下這樣的記錄：
1859年4月10日“怡親王至營……言奉旨密商一語：如夷人入口不依規矩，可悄悄擊之，只說是鄉勇，不是官兵。予曰：凡事須是名正言順，須緩緩商之。怡邸憒憒可笑。僧邸商酌再三，欲令其由北塘入口，繞道至天津……辯論再三始定局，附片奏明。”
《北京條約》訂立後，他更具體敘述了當時的情況：“夷禍成於僧邸之誘擊。去歲之役，先後奉詔旨十餘，飭令迎出攔江沙外曉諭。洎夷船入內河九日，僧邸不一遣使往諭。去衣冠自稱鄉勇，薄而擊之。僕陳諫再四，又慮語言不能通曉，兩上書力爭。”曾國藩對他的幕僚說過：“咸豐九年，洋人來換和約，僧忠親王誘而擊沉其船，天下稱快。十年，夷人復至……京師不守，幾喪天下。某謂僧邸此敗，義當殺身以謝天下矣。”他們說的情況，同當時在現場的英國公使卜魯斯的報告如出一轍。英法軍艦6月16日已經到達，直到25日早晨才接到直隸總督恆福的照會，而當時軍事行動已經開始。
這些史料可以歸納為這麼幾點：
一、咸豐皇帝決定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讓官兵假扮鄉勇，“悄悄”襲擊洋鬼子。同時，他又十餘次下令，要先“曉諭”洋人，先禮後兵。
二、僧格林沁忠實執行了“悄悄擊之”的旨意，但沒有事先曉諭；也堅決拒絕手下大臣的勸阻；並且是要洋人從北塘登陸，繞道至天津的設計者。
三、對這一喪權辱國的橫禍，以曾國藩、郭嵩燾、吳汝綸等為代表 (還包括李鴻章、馮桂芬等人) 的比較清醒的官僚和仕紳，已經有過嚴厲的批評和諷喻。
令人震驚的是：時至20世紀90年代，我們的教科書，仍然按咸豐皇帝和僧格林沁的調子唱歌，不同之處僅在把“鄉勇”換成“士兵”！
說到這裏，我們可以回答火燒圓明園是不是可以避免的問題了。面對咄咄逼人的強敵，作為弱勢的大清帝國一方，明智的選擇是嚴格執行現有條約，避免與之正面衝突，爭取時間，改革和發展自己。而當時的政府和士紳，完全被極端的情緒支配，在小事上製造違約的蠢行，結果釀成大禍。
如果清政府決策層和有關的地方督撫不是那麼愚昧，這場災禍是有可能避免的。可是，朝野上下的認識水平和專制的決策程序，是歷史的積澱，不是朝夕所能改變；侵略的本性又決定了他們不可能成為文明之師；於是，這場災禍又是難以避免的。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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