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也就是大學大專院校的學生，約在20歲左右，所謂年輕氣盛，所謂初生之犢，其最大的本錢就是沒有思想的包袱，敢衝敢撞這社會運行之一切的不合理，就別小看其年紀輕輕的，嘴邊無毛小子，其對社會改革的敏感度往往優於那些更為年長者，或許那些年長者皆為社會之既得利益者，都是社會被改革的對象，或許吧？我們社會這些年長者對於社會改革的敏感度也就相當地遲鈍，對於不合理的也視之為理所當然，這就是為什麼這社會改革的原動力往往都是學運，就說我們台灣最近一次的「野百合學生運動」，這就是很典型的所謂學運，而且對台灣社會的民主化具有影響力，而反觀現今這一代的學運，看起來是有些怪怪的，怎麼淪為嗆教育部長的one man show，這也充份顯示出這一代的年輕小子，還是有著滿腔熱血，敢於行動，但就是搞不清楚我們台灣現今必需改革的大方向為何？也就因為這樣抓不到社會改革的脈動，現在我們所看到的膚淺學運，觀之這些學運之訴求，那什麼大學學雜費之凍漲？這根本就是有爭議的社會議題？取之為學運訴求，是為學生自己之利益？亦或是社會改革之重要關鍵？為公？或為私？而台灣社會進步急需改革者，如「法治」之推動，如社會運行「不公不義」之文化，如政府民意機關貪污腐敗之改革，如非核家園…等等，那麼多可以用力之處，為何也是視而不見？真的是不用腦袋的學運也！
有時這些所謂的學運，其訴求也是不公不義，是有點奇怪，就說前一陣子那台大紹興南村之抗議事件，那也是蠻奇怪的，若紹興南村那一塊土地本為台大所有或所管，還是屬於國有公有土地，長久以來就為現居居住的居民所佔用，台大若有催討，這當然是要歸還，不是這樣子嗎？這還有什麼可以抗爭的？而台大竟然還有學生去為此抗爭，讓人是覺得抗爭的理由怪怪的，若是這樣佔用公有地居住可抗爭而不用搬遷，那我們是不是要追究台大其所謂的管理失職？而現在可好了，台大退讓了，以後是不是任誰也都可以到台大擁有管轄的土地去佔用，然後大家來抗爭？就看誰敢抗爭就可佔用，不是這樣子嗎？若說台大那些學生的抗爭是為了保存紹興南村的歷史風貌，也許還有些道理，這應該是一個很好的校園學生自覺運動問題，為何台大在日本時代蓋的建築至今若沒被拆掉的話，看來都是歷久彌堅，古色古香，然在中國國民黨接收後所蓋的就是那一副「鳥」樣子，就是最近這幾十年來所蓋的，也是連一點什麼建築風格也沒有，而且施工品質粗糙，就不知為何驗收可通過？而那外觀很快就讓人感覺破破舊舊的，台大學生當為此發動校園學運，這才是學運啦！那旺中集團買壹傳媒案，這是法律問題，那有什麼可以抗爭的呢？若是旺中買壹傳媒有違法之處而NCC縱放，或是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充耳不聞？那也該找NCC或公平交易委員會算帳，不是嗎？若說法律訂得不好，這媒體怪獸總是敢無所懼憚老闆下指令操縱媒體而不違法，那就包圍立法院啊！請問這跟旺中媒體怪獸有何干？這學運啊，連抗爭的對象都搞錯了，這一代的學運當自我反省！
不要自以為是，也不是學生態度有何可非議的，這學生罵得好，只是這清大學生陳為廷在立法院備詢台嗆教育部長，還什麼偽善部長？說謊部長？真的很清純的演出，這學生情緒一來，就如情侶吵架一般，藉機打情罵俏，為私人恩怨愛恨情仇，根本抓不到現今教育部當改革之急點？譬如說現在台灣的學術界，混吃等死的還是一大堆，然後，退休之後除了十八趴還可領優渥的月退領到死，你說這台灣的學術研究水準要如何一流？所以要有所改革，這一點在民進黨執政八年的教育部，是有所進步改革，然，還有很多要改革的，譬如說，教授非公務公職任用，三年五年內若無論文發表於國際權威知名學刊，則降級，或是解職，這樣也可讓年輕有能力者機會，當然，若能有在國際權威知名學刊揚名者，當給高薪，就是把美國人開放自由競爭那一套導入，保證台灣不出幾年學術研究一定會是世界一流，這學生應該嗆教育部長類似這樣的改革，這才是「為公」的改革，所以陳為廷可這樣問部長，「敬愛的蔣部長，請問您現在台灣的學術研究是一流嗎？您知道問題在那裡嗎？要不要我們學生來告訴您如何改革…」，在備詢台如這樣報告，就不會有為私人恩怨嗆部長的感覺，這也才是我們台灣學術研究現今必需改革之「不公不義」，台灣目前有那麼多優秀的學術研究人才，也有很好的研究設備，而經年累月多少年來就是搞不出什麼東東來？何故也？為何也？據說在美國的實驗室24小時燈火通明，就怕在激烈競爭中被淘汰，誰管你是那一國人？而在台灣的實驗室卻是朝九晚五公務員心態，總之就是沒有開放自由競爭，我們的制度總是保護那些混吃等死者，當然學術研究不會一流，這搞學運者當嗆教育部長此事，逼教育部長改革，這才是學運啦！
(以下轉載自雅虎奇摩知識+，2004年12月21日)
1990年代：野百合學生運動
1990年第七屆總統改選，由於國民黨內部對李登輝採用之副總統人選及決策方式有所歧見，國民黨領導階層爆發嚴重之權力鬥爭，形成主流派與非主流派之爭。當時的台灣社會正處於「後蔣經國時期」的混亂階段，強人威權體制的鬆動提供了政爭的溫床，國家領導的權力重分配由『政權接Z』的搶奪而浮上台面。當時國民黨內部分裂的「主流之爭」，代表著國民黨政體之本土化路線是否得以存續，以李登輝為首的主流派，遭受著蔣家遺臣、黨國大老的猛烈圍剿，李登輝所面臨的政治接班危機，不止反映在「第一位台灣人總統」的象徵接受挑戰，更在實際的政權鞏固層面，遭受既得利益的全面反抗。當時台灣社會依然籠罩在「動員戡亂臨時體制」之下，國家總統的產生，必須由資深代表所把持的「萬年國民大會」所選出，這種違反民主常態的威權體制，以今日「總統直選」被認為天經地義的角度視之，實在是荒誕無理，然而在當時卻是台灣政權民主化最艱困甄鈺岈I。
由於政治民主化的腳步，必然伴隨著本土化的先決條件，90年的主流政爭危機，也牽動台灣社會自二二八事件以來潛存的族群矛盾，台灣社會陷在不確定感的氛圍中。三月初，台灣學運與社運團體積極會商台灣局勢，並在3月10日聯合簽署一份〈還政於民、重建憲政〉的聲明，聲明內容指出政治危機的根源在於憲政體制，而非國民黨的內鬥，最大的問題是臨時條款與國民大會的存在。成大經緯社參與了聲明連署，並開始在校園間進行理念啟蒙工作。3月14日，台大學運團體率先到國民黨中央黨部前靜坐抗議，並向社會提出行動訴求：要求國民黨提出廢除臨時條款、終止動員戡亂體制、解散國民大會的民主改革時間表，引起社會矚目。3月16日開始有學生在台北中正紀念堂靜坐抗議，「擦槍走火」的消息一傳開，北部學、社運及媒體記者開始前往支援，由於地點在集會遊行所禁止的博愛特區中，靜坐者面臨了可能被警方驅離的狀況，然而在寒風中數十人的煎熬守夜卻平安度過，清晨廣場指揮中心成立，正式揭開三月野百合學運的序幕。
由於媒體的報導，3月17日的傍晚已有兩百多名學生進駐廣場靜坐，台大自由派學者並於同日發起「柔性罷課」，宣布自19日起一週將上課地點改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並定名為「民主教育週」，晚間廣場上得到清大與成大的自由派教授，將同步與台大教授行動，教授們的支持使得廣場學生得到莫大鼓舞，也讓全國學運社團開始擴大動員規模。由於各級議會與社會團體自16日起，就陸續發表「聲討國大」行動，國民黨政爭已拓展成全民各階層的動員，在媒體持續披露廣場靜坐消息下，17日在學生靜坐現場旁圍觀的群眾，已迅速突破兩千人，廣場儼然成形，並持續成長。成大學耵戴峊H經緯社、台研社、台謠社、台文社、西格瑪社、環保社為主體，自16日起由各社團領導人彭建智、李國光、蕭光硯、蔡承維、劉怡維等，在大學路民主牆前，以輪番演講、大字報方式呼籲學生北上支援，17日成大學運幹部串連台南神學院學生謝懷安等人，並舉行擴大學運社團會議，議決組織學生立即北上。18日成大學生第一波百餘人，與台南神學院六十餘人，在成大教授吳慶年、林瑞明、楊澤泉等人陪同下，搭乘數台遊覽車馳往中正紀念堂現場，廣場靜坐學生士氣大為鼓舞，而此際廣場的靜坐運動已快速發展成全國性串連活動。當天，由學運團體所組成的校際會議W，發表了三月學運的四大訴求：「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訂定政經改革時間表」，充分反應當時台灣民間社會對統治者的具體要求。18日下午，當時在野的民進黨發起的造勢大會，動員數萬群眾在廣場大門旁進行演說，主軸在於聲討國大，與一般社會力並無差別，也缺乏在危機局勢中提出解決之政治程序。相較之下，廣場之學生自治領域，表現出超齡的政治運作，以和平理性態度，擴大靜坐的參與，依共同討論來形成決策共識，發表《廣場通訊》與社會進行對話，並進行自我教育與組織的工作。靜坐廣場與圍觀聲援的民眾間以繩索區隔，在廣場決扣e員會表示要以「自主、隔離、和平、秩序」的四大原則來進行廣場抗爭時，三月學運以用自主的邏輯，宣示了學運成為獨立自主的社會力之一。
19日，在學運團體、學生自治組織與教授的集體動員下，廣場人數爆增。上午十時，十名廣場靜坐學生發起絕食抗爭，絕食聲明中要求李登輝與李煥於21日前答覆廣場四大訴求，將道德張力推向高峰。當日傍晚，廣場學生已突破三千人，晚間十一點，校際會議通過「野百合」為三月學運之諯奎H徵，她的意義如下：
自主性：野百合是台灣固有種，象徵台灣自主性
草根性：野百合崇高山到海邊都看的到，反應了草根性
生命力強：她在惡劣的生長環境下，依舊堅韌地綻放
春天盛開：她在春天盛開，就在這個時刻
純潔：她白色的純潔正如學生一般
崇高：在魯凱族裡，她更是一生最崇高榮耀的象徵。
台灣野百合道盡了學生心目中的三月學運，包含了對台灣實體性的認同（自主性）、全民的運動（草根性）、對抗不義的勇氣（生命力強）、青春的活力（春天盛開）、學生的理想道德象徵（純潔）、以及參與者生命中的榮耀（崇高）。台灣百姓因三月野百合學運，感受到青春熱情的火焰A以及心靈中殘存的理想，逐漸讓大眾覺得有改變歷史的可能。
20日廣場靜坐的學生已超過五千人，決策委員會決定由原來七名擴增到十二名、成大經緯社社長彭建智於第二階段加入決策委員會。成大校長馬哲儒，也在課外活動組長的陪同下，親自到廣場安撫學生，看到廣場井然有序，交代林瑞明教授代為照顧學生，即行離去。面對總統大選的前一天B全國目光焦點均聚集在廣場，學生的壓力越來越重，而在社會力表態上，各級議會均派代表前往探視學生，但基於超黨派原則，沒有政治人物得以上台發言，行政院派出黃昆輝與馬英九到場，但不被學生接受，要求李煥院長親自前來。內政部長許水德到場，親口表示將不會採取驅離措施，並表示行政院長會親自來廣場。總統府則發出新聞稿表示，李登輝總統已決定召開國是會議，以處理憲政體制與政治改革的問題，並訂定改革時間表。這是統治者對三月學運之四大訴求首次的正面回應。代表軍方的參謀總長也公開肯定學生的抗議是愛國行動，並建議學生盡早結束靜坐行動C這是軍方首次對學運公開表態，雖然是肯定，但是也令人嗅出不尋常的氣味。稍後，警政署、教育部、各校校長開始呼籲學生儘速返校上課。
21日，李登輝決定於下午三時，在總統府接見學生代表。靜坐學生透過各校討論的機制，形成與李登輝會面的四點要求共識：
(1)請李登輝總統接受學生門追求民主憲政的決心，以及學生所提的四項嚴肅要求，並對全國民眾發表。
(2)在第八任總統就職組閣一個月內召開國是會議，國是會議必須由各階層、各黨派的代表公平組成，必須討論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臨時條款、國會全面改選、並訂定政經改革時間表。
(3)全體在廣場上的學生於李總統明確同意以上兩項要求，即結束靜坐活動，若李總統不能對上述要求做肯定答覆，我們將堅持原則，持續抗爭。
(4)為了確保上述主張得以落實，我們將即刻組成校際聯合組織，高度關切國是會議，必要時並隨時號召全國學生再度組織動員，在台灣未能測底民主化之前，我們絕不停止奮鬥。
22日早晨，指揮中心正式宣佈撤退聲明：〈追求民主、永不懈怠〉，校際會議最後決定繼續「全學聯」之組織工作，各地學生陸續撤出廣場，結束為期六天的三月野百合學運。
3月23日，象徵學運精神的「台灣野百合」，在中正紀念堂廣場遭人焚燬，焚燬人至今不明。雖然三月學運的學生，後來並未重回廣場，然而當時高舉理想大旗的四大訴求，也逐漸內化成台灣九零年代政治民主化的基本訴求，在台灣社會普遍接受下，陸續在十年中完成國家民主化的初步改革，以及政權的和平轉移。然而，90年三月學運所指出的台灣憲政危機，至今仍膠著於台灣未定的前途。蒼蒼歲月，十年已過，台灣野百合的精神，就有待後起之青春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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