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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思在金融風暴中政府扮救世主的角色
隨著金融海嘯一波接一波，在美國帶頭下，各國政府都忙於阻止金融體制崩潰，於是「管制」之議再起，而「自由市場」又飽受責難，甚至於波及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頒予。因為諾獎歷年來多數表彰自由市場理論，而該理論被指為這波經濟風暴的罪魁禍首，帶頭批判的是二○○一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而今年的得獎者又恰好落在對「市場」多所責難的克魯曼（P. Krugman）身上，讓數落自由市場、找回政府干預的說法更加凸顯，而表現失靈的政府不但不必為失職負責，反而弔詭的擁有更大的權力並吸收更多的資源，在社會主義和集權主義當道下，專制極權是否即將還魂了呢？

我們知道，自一九八○年以來，共產體制紛紛倒台，可是就在自由經濟被認為是世界潮流之際，自由經濟的捍衛者－芝加哥經濟學派主將，同時也是一九七六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弗利曼（M. Friedman），在一九九三年二月卻已提出警告，在其名著《資本主義與自由》中譯本作者序中，他說：「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政府的角色自一九六○年代以來，非但沒有減弱，且有增強之勢，今天的政府花掉國民所得的一大部分，採取更多的管制，且更細膩地干預到個人的生活。」

他又說，共產主義國家試圖以自由市場取代中央集權控制，來獲取最大可能的利益，位處於西半球的人民對這些發展深感得意，而共產主義的瓦解使我們相信我們正在進行的任何事情都是正確的，其實不然，因為我們似乎正努力走向五十年前的共產主義國家之型態。他最後感慨地說，美國和其他已開發國家的例子顯示，一旦透過市場機能贏得繁榮之後，常有強烈傾向走向社會主義國家之型態，要維持市場機能的運作可能比導入市場機能來得困難。


市場機能與政府干預之對決
弗利曼的談話本在擔心政府以社會福利措施來擴權，以致干預動作加劇。於今觀之，只以台灣為例，所言確是不假；而且早在一九九七年七月爆發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後，在延燒一年多仍不見止歇，且有蔓延趨勢之際，管制之議題再興起並譴責自由化。因此，不但長期性的社會福利所附著的政府權力擴大無法阻止，就連短期性的經濟管制和干預都有死灰復燃之勢。所謂的「自由與管制」大辯論，或是「市場機能與政府干預」的大對決重現人間。在此對立下，多年來的「邁向自由經濟之路」受到阻擋，而「經濟自由化」也受到嚴重質疑，此對人類福祉關係重大，是否自由化會退回過去的封閉、甚至共產主義或極權統治又會再起，我在當時就曾呼籲必須嚴予正視。


政府管制死灰復燃
為何「政府管制」行為會再度熾熱？主因是當時經過一年多之後東南亞金融風暴受創國，在國際貨幣基金（ＩＭＦ）的診斷藥方下，衰頹的經濟非但不見起色，反而有愈來愈糟的趨勢。印尼、俄羅斯是兩個活生生的顯例；而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在眼見情勢持續惡化下，將其順應IMF改革方案的副總理安華革職下獄，重新祭起「固定匯率」和嚴格管制外匯措施。另一方面中國在外匯管制、國際資金無法自由流動，以及堅守人民幣匯率的措施，也被津津樂道；而台灣在中央銀行半關閉ＮＤＦ、實施局部查匯和防堵國際投機客炒作資金移動下，也被認為表現不錯。

這些可能永遠無法證明對錯的做法，在一些理論的掩護下，益發得到合適性，理論的提供來自新凱因斯學派。最著名的就是當時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者，也是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之一的史迪格里茲，他就說：「政府干預當然不可能完美無缺，但在下雨天，有把傘總比沒傘好」。儘管政府或許連破傘都不是，但這個說詞顯然打動許多人的心，畢竟人性是相當脆弱的，在覺得徬徨無依，茫茫然無所措手足之際，只要覺得可以抓住一根浮木就感到較為心安，而自由市場和政府兩者，對於一般人，甚至是專家學者們而言，何者較具「實質」，不言可喻。因為市場是虛無縹緲，而政府就明顯地在那裡，並且是可以使用多種政策工具的，至於政策的效果究竟會如何，人們就算是想關心也莫名所以，因為根本無法確切證明政策的影響效果，甚至於即使「長期」會產生嚴重的後遺症，也難獲致輿論的青睞，這一點應是政府干預不可能消失，也是凱因斯理論和凱因斯學派永遠得以活存，且在所謂的非常時期總能扮演重要角色的根本原因。

沒想到十年後的今天，相同的場景不但再度重演，而且力度還更強，不得不再重提當年的觀察，因為於今觀之更覺有理且更迫切需要。


凱因斯理論的後遺症
無論古今中外，「短視」恐怕是人類的通性，尤其在遭逢困境之際，活下去是首要之務，所謂的特效藥、刺激妙方就備受歡迎，至於會不會戕害體質，種下往後長遠的後遺症，根本就很難被考慮，至於為何會有今日的困境？有興趣尋根探源、揪出罪魁禍首者更是少之又少，這也就是同樣的悲劇故事會一再重覆上演的基本道理。我們可以將今日的金融風暴與八十年前，也就是那場令世人永難忘懷的一九三○年代全球經濟大恐慌，兩相對比即可看出端倪。

迄今為止，一般人還是接受凱因斯（J.M. Keynes）當年對一九三○年代大恐慌的診斷，亦即認定由於價格僵化、市場失靈，於是投資過度、供給過多的「超額供給」狀態就無法經由價格的彈性下跌來消除，凱因斯乃提出石破天驚的「創造有效需求」藥方，而創造者就是大有為的政府。因為市場內景氣低迷，人民所得低落、毫無購買力，必須由政府的公共投資方式來創造有效需求，再經由「乘數效果」即可加倍所得之增長。就在這個動人的理論基礎支撐下，政府乃躍上經濟舞台當主角，並且自居導演，來「精密調節」經濟體系運作。

由於一九五○和六○年代曾出現全球空前榮景，凱因斯理論被認為是此榮景的神丹妙藥，於是紅透半邊天。其實，究竟這兩個年代的繁榮是否係凱因斯藥方所造就，非常值得仔細探究。不過，縱然可歸功於凱因斯理論，但一九七○年代末之後長期出現的「停滯膨脹」卻也暴露出凱因斯藥方即便短期有效，但長期之後所出現的後遺症更讓世人吃不消，而且二十世紀末出現的大大小小金融風暴說不定就是其後遺症之一呢！


政府創造有效需求風險奇高
回顧一九三○年代的情景，「供給過剩」或「需求不足」現象只是表象，必須尋根探源才能找到癥結，也才得以獲致治本之道。於今觀之，海耶克（F.A. Hayek）當時備受冷落的看法比較中肯，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一九二七年就已預知美國經濟會崩潰，且將殃及世界經濟。這位先知認為，超額供給或大量失業的出現，是因為勞動和其他各種生產因素在各業、各廠，以及各地之間的分配，對其產品之需要的分配之間不能協調所致。之所以如此，乃因「相對」價格和工資體系受到扭曲，扭曲的源頭就是政府使用了擴張性貨幣政策，因而創造出「人造」的泡沫式需求（包括產品和生產因素需求），使生產者和勞動者都做了「錯誤預期」，終使實際產品生產過量，而生產因素也使用過量。此時政府決策者不但不及時停止這種虛假的擴張需求政策，反而更增強該擴張政策的應用，惡性循環的結果，不但使寶貴的生產資源流向低生產力之處，而且累積了大量的超額供給，一旦擴張政策停止，泡沫破滅之後就出現大衰退。我們不免會問：怎麼不繼續擴張信用，讓虛假需求持續？答案是擴張量愈大、期間愈長、泡沫將愈大，禍害也將愈大。


謹防錯誤政策的採用
該事件所給予人類的最大啟示是：一旦錯誤政策造成了災難，絕不可能躲得掉，若繼續施用錯誤政策，傷害將更大。因此，不要採用錯誤政策或及早發現而修改，才是避免禍害的根本。畢竟「預防勝於治療」才是真理啊！若不幸陷入劫難，如何同心協力調養生息，讓傷害減至最低，另一方面將病根徹底清除，才是「永續發展」或「長治久安」的根本良策。

對照二十世紀末世人面對亞洲金融風暴，以及二十一新世紀全球金融大風暴肆虐，又搬出政府干預的凱因斯老套，而無能並且沒盡監督金融市場之責的「政府」，再度扮演救世主。我們但見金融機構收歸國有、政府提供資金挹注銀行，將民間資金吸往政府手中統籌運用。那麼，繼續演進至政府全面掌控、進而取代市場的「專制體制」死灰復燃，希特勒、莫索里尼、史達林、毛澤東等極權主義者還魂，再次荼毒人類，恐怕並非危言聳聽，由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可能借機檢討「自由市場」，並停止開放、謹守專制體制，已可窺端倪。

果若如此，海耶克早年憂心的「社會主義者為極權主義者舖路」將會實現，此由新科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最新的著作《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心》（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台灣中譯本名為《下一個榮景－當經濟遇上政治》），書中所表露出的費邊社（Fabian Society）「社會主義者」的情懷，而在諾貝爾獎加持下再增強其影響力觀之，我的憂慮應非無地放矢，也更證明人類實在短視得可以！此時，實在有必要再讓海耶克那本《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重出江湖，發揮防堵的功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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