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語的歸宿——
閱讀王安憶、陳染和嚴歌苓三部「女性自傳體」的長篇小說
(上)
Amethyst
「當我書寫身體（the body），我沒有看見什麼令人覺得特別的事。但以我的身體（my body）投身於我曾經生活過的經驗來寫作，特別的是：我看見關於傷痕、毀滅、褪色、危險、失落和那些曾經使我雀躍的諸多事物…，如此說，身體使我自曾經賜予我的主要透視裡揚起，而我的身體則減低了我受到所有崇高斷言的誘惑。」
（Adrienne Rich 1984；1994：215）
我們將藉由觀察九０年代中國「女性寫作」的問題，並特別著重於「自傳體」（autobiographic）小說的創作現象來看女作家如何書寫自我的系列群像，更將透過「女性次文化」的細微探勘，以期反省近期有關女性書寫的課題。我所要探討的小說文本包括：王安憶的《紀實與虛構》（1996）、陳染的《私人生活》（1998）和嚴歌苓的《人寰》（1998）三部長篇小說。由於，此三部小說皆以第一人稱「我」為敘述觀點，並企圖回歸以女性主體為書寫對象，從而藉由「後新時期」 中國個體書寫的範疇來看，關於女作家創作自傳體小說之於「主體」與「身份」位置的反思。
從個體書寫何以有異於現階段男作家的作品，到女作家如何以個體書寫對應新意的歷史，她們在書寫自我的同時，又如何透過「敘述我」展露她們對女性身份的困惑與醒覺。特別是三位女作家所描繪的糾葛母女關係，在性別意識的分裂，以及書寫過程中的情感潛在轉向，更值得進一步討論。我也將分別進行相關問題的探討：例如，中國當代女性書寫的文化心理與其書寫型態所顯示的寫作共通性與侷限性何在？而透過此一寫作系列的考察，當代中國婦女對「性別解放」問題的認知，其中來自於表達真實自我與現實身份間的分裂意向，又怎樣反映在自傳體小說的書寫意向，我們總是讀見她們透露女性自我認同的迂迴、曲折的多重地形，以及含放其中特有的孤獨與憂傷，因而，關於她們的書寫原型，幾乎隱藏一道又一道女性書寫的心靈密錄。
一、從「妳」的敵意到「我是誰？」：女性、自傳體小說與歷史
「我懷疑『你』在我們的語言中，從最初最初，在先語言階段，它們是用來指控的。它指出『你』是異類，是『我』的對立。『你』本身就含有相對『我』的敵意…這個『你』所具有的力度，所含的指控，譴責、排斥；以及對於『你』所含的一切異己性的感嘆，絕不是下面的詞句可以表達的。…它很完滿。它是發言，不是提問。它本身是個疑問到解答的起承轉和。」
（嚴歌苓 1998：160）
吉爾摩（Leigh Gilmore）在《自傳書寫：女性主義理論下的女性自我呈現》（Autobiographics：A Feminist Theory of Women’s Self-Representation）一書中特別指出女作家在自傳書寫的過程中，透過自我呈現（Self-Representation）的表達途徑，通常也是嘗試重寫文類的可能，女作家進而重新審視性別位置在成長史中的標誌意義，以突出主體位置的關懷面向，特別是有關「人」和「女性」命題的反思，以及正視性別場域裡如何之於女性身份的一種醒覺：
「對於『人』和『女性』的關注，變更以及重新處於一種位置，但是，歸結為幾個昇起的重要問題則是：何種政治可能達至一種普遍性的主體？或者，認同的再現過程是通過這樣的問句：『我是▁？』和『我相信▁？』」
（Gilmore 1994：230）
從「我是誰？」懷疑身份（Identity）為始，也是鬆解意識型態建構下的主體論。女性自我的呈現透過敘述位置的移轉，也是詆毀男性權力網路的「偽」女性意識的反省。當我們討論女作家與自傳書寫的關係時，Gilmore提醒我們女作家在處理「主體」和「真相」（truth）、「真實」（reality）以及「認同」（identity）的關係時，乃是藉由散漫無章的權力論述網的結構，以重寫主體的可能一反過去男性書寫主導下的女性主體位置（Gilmore 1994：18-19）
我們觀察中國新時期以來的小說書寫境遇，同樣一開始就碰觸到此相同的書寫命題。關於「人的解放」 ，在力圖打破國家意識型態的話語規範之後，特別是進入九０年代，評論界大多注意到「先鋒」小說、「新寫實」小說在歷史前進道路上的趨於同流。 然而，關於「女性解放」的命題，卻容易被放置到人的問題來思考，而忽略了由女性自我反思歷史位置與書寫的關係。 我們讀見一批在九０年代崛起的女性作家群，她們對個體書寫的熱衷實有別於男性作家，這個問題普遍反映在關於自傳體小說的書寫。我們應該注意的是：中國當代女作家群的書寫，如何與歷史形成差異的對話？女性自傳體小說與性別重塑的關連性如何別立此一文類的殊異，以及女作家的身份位置與性別認同，是如何影響自傳體小說的書寫。對於Gilmore提出有關女性自傳的「真相」與「身份」問題，也同時希望透過自傳書寫與主體位置的辨明，以理解傳統論述壓力之下的女作家，如何解脫女性身份的梏桎，特別是主體形塑過程底下隱幽難見的潛意識影響（Gilmore 1994：80）這也是我們進而討論八０、九０年代以來，中國女作家不同於男性文本中呈現的歷史主體與書寫位置的重心。
當所有生產話語與歷史現實決裂，所有的眼神卻又與告別的年代相逢，九０年代中國女作家在書寫型態上的個殊性，已然有別於新時期以來的新歷史主義 的發展。周曉揚在〈女人與『家』—論當代女性文學的漂流身份〉一文中指出：八０、九０以後的中國女性寫作問題，徘徊在中心與邊緣的世界，從而形成漂流的身份：
「女性作家也和全體知識份子一樣處於『非完整化』和『邊緣狀態』，而不可能已經躍入『中心』，達到『完整』，相反她卻與整個文化界如影隨形經歷著由文化的斷裂而造成的情感和心靈的創痛。因此，她以『漂流』的身份徘徊於對古典和現代價值的認同之中，不能體驗『自性』的存在，反而表現了『主體的非中心化』」
（周曉揚 1998：51）
周曉揚提出一系列有關女性寫作的問題，是不是在所謂「主體的非中心化」的理解上產生定義的混淆，還是根本上的前理解就一直無法跳脫對女作家性別位置的質疑，甚而，不願給定女性寫作主體新的歷史位置——這也是總結了如陳曉明所指出的「勉強的解放」這類的批評觀點，現階段評論無法顧及女性在書寫自我的位置與歷史意義的解放，往往將「女性」第一優位犧牲在歷史架構的總前提。究竟「性別」與「主體」位置的分判與比重孰為輕孰為重？而兩者在女性寫作所佔得的歷史意義該是如何？這裡，牽涉到主體觀的認知，並非全然以主/客體的對立來呈現，而是女作家透過自我內在的省思與解放，在一個強調人的覺醒的年代，她便不應該是被犧牲在歷史現實的中心話語上，或者說，女作家的身份位置，對於新時期以來的創作現象，如何有別於男性作家對人的命題的思考，女作家在這樣的歷史時期下又重新做了怎樣的反省與質疑？
史畢瓦克（G. C. Spivak）在〈從屬者可以說話嗎？〉（Can the Subaltern Speak？）一文中討論到印度傳統文本中關於寡婦自殺的例子，率多無法真正超越歷史的意識型態，而眼睜睜的看見自殺的寡婦走上殉身的命運，特別是這個例子隱含了對婦女保護的宗旨，但卻又同時令我們想到相同事件卻不一樣的歷史。特別是檢驗父權制的虛偽性格，正視婦女犧牲在歷史前提之下，卻又被保護之名所蒙蔽的事實。（Spivak 1988：92-94）當我們面對亟欲建立主體的歷史聲浪，因而忽視的是對歷史方法學的新思考，從而歷史前進的道路或躓或頓，而使得尚未建立的女性主體反而淪為另一種剝削。史畢瓦克的發問，更是針對這樣的主體困局提出異質的歷史思考。
當大多的男性文本以女性形象作為獻祭歷史的肉身時，他們極盡描摹之能事，也不過更暴露他們企圖以如此豐麗的女性肉身想像，來取代新時期改革以來的精神魔魘 。史畢瓦克指出正是這種男性帝國欲望的宰制，導致女性主體無法真實的誕生：
「佛洛依德把婦女當作是代罪的羔羊，如此深刻而雜混的作法，其實是對一種原初的、持續的欲望所做的一種反動，這樣反動結構所形成的形式，便在於把這種表達歇斯底里的女性欲望主體，全然透過男性帝國主義式的統治欲望，形成一種女性的誘惑。」
（Spivak 1988：92）
史畢瓦克指出：男性帝國欲望的「統治型態」，展現在書寫的差別，將有效地區隔男/女作家對歷史思考與主體變動關係的釐清。我們注意到新時期女作家的出現，在同是家史的書寫策略下，女作家更有宏願回到歷史「創世」之初的母系想像之中，她們一反男性文本的尋根歷史，透過自傳體小說的書寫，更孕育出頗富女性意味的寫作型態。女作家透過此一書寫命題反映了主體之於現實歷史的空缺。西蘇（Hélène Cixous）強調藉由個人潛意識到歷史原始景幕的探勘，使得女性的溯源式追索歷程，突顯出女性自我內裡蠢動的秘密，因而，幾乎為了達到創世神話的建立而努力的：
「內裡（dedans）在這裡與神話相知相識，在這裡藉由夢境習得敘事的秘密，也在這裡和驅力（drives）相互撞擊…這些總是具有史詩般的氣魄，雖然是仍為成形且危險的史詩」
（Cixous；李家沂譯 1996：78）
(上)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