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海的勇氣
東年
＊溺斃的靈魂化身為海鳥的神話傳說，中西均有；那麼多的海鳥，就正好顯示這地獄有多麼廣大，所沉溺的靈魂有多麼廣眾（東年）
＊海洋具有邪惡和無法預測的本質（康拉德）
＊人性的邪惡是不分古今東西的；人類在危險又多災難的海上浮沉，起伏著，起伏著……好像浪潮本身是一種良知，而世俗的靈魂為其長期孕育的罪惡懊悔著…..（梅爾維爾）
＊它的邪惡由於虛偽的表面給人平靜的錯覺，死亡的寂靜實際上隱埋在巨浪後面，海面下無峰的大浪翻滾著…風暴從炙熱的南邊的太陽那兒衝過來...（摩斯特）
臺灣都是世界上少數具有海洋國家特質的地方之一，臺灣的海洋發展史和西方航海大發現的歷史也幾乎同步。
不具航海的勇氣，當然就不會有在臺灣的南島原住民和漢人；漢人的臺灣史也不是全由墾荒的農民所開展的。不說海盜和漁民，早在荷蘭、西班牙據臺以及明鄭的時代，臺灣就有從事海商和國際貿易的，沒有海禁或戰爭的時候清代的臺灣西岸「郊商」更是林立；這種國際貿易商和遠洋活動，在臺灣史的源頭奠定了深厚海洋文化的成分。
在西方航海大發現的時代，世界上有十三個地方被讚嘆為福爾摩莎並以此命名，但以臺灣這地最被注目，因為臺灣的茶、糖、樟腦及煤都是世界性產品；基隆的煤如果多產，倫敦的煤就可能跌價，就是一例。
這樣的臺灣海洋歷史早就被遺忘了，而被遺忘的也包括悲慘的航海史。
清咸豐年間，一位老太太由媳婦陪侍，從大陸搭船要來臺灣投靠先生和兒子。
那時候，臺灣的山影像一抹雲煙，已經歷歷在目。船夫才在議論要把船泊靠何處，東北方突然颳起大風，將船頭迫向西行，在第二天抵達澎湖。這船被海口的武官克扣一陣子，以後又等到了起風，才能離開澎湖返回金門。舵工在濃霧籠罩之中，茫然難辨周圍的岸地和水面，忽然聽得天崩地裂的巨響，船身撞在巨石上皮骨碎裂。船上的人幾乎要溺斃的時候，僥倖潮水開始退卻。潮水退盡不久，大家正在清理自己的財物，陸上竟然衝出百十成群的惡漢，將他們連隨身衣物也搶劫一盡。
無法忍受這樣接連的挫折，有些人悲痛得不想活了。有一個人發了菩薩心，為老太太煮粥烘衣，並且資助她去廈門。這一百多的同船旅人在返鄉的路上，像成群結隊的乞丐；老太太步履困頓，借了一張竹製便轎，由兩個人抬著，一路風餐露宿，走過漳州、南靖、平和、永定、大埔，終於回到梅州白渡鄉的磧坑村。
老太太受此驚嚇，再不肯離開老家；約一年後病逝。
這故事是整理自《臺灣紀事》中的「先妣太孺人家傳」，故事中的婆媳就是《臺灣紀事》作者吳子光的母親和妻子。吳子光，原住彰化縣福興街移居淡水廳雙峰里，曾中舉鄉試，後因海上風浪船舶不開，未能及時赴京參加會試；原籍廣東嘉應州（今梅縣），生於嘉慶二十四年（一八一九）。他的祖先務農頗有資產，祖父輩時開始窮困。「男兒志在四方，怎可鬱鬱久居這裡？」他的祖父年輕的時候如此發奮，就拋棄鋤頭跑臺灣來做小生意。剛來的時候，儘管錙銖必較，生活仍然困憊僅得糊口。後來，有一個老農看他樸實敦厚，借他一筆資金，使他從此發達；約十多年，賺得五千兩銀就回大陸去了。
吳子光的父親有他祖父兩百頃良田的餘蔭，為人豪爽好客也樂於救濟貧困的親族，大都有借無還；如此好名而貧其家，又因醫治腳疾和債務官司，竟落得周轉不靈山窮水盡下場。因此，他父親僅腰纏數百銅錢，就帶著他在道光年間跑來臺灣謀生。
他們在臺灣流離轉徙，沒能發揮，最後不但沒錢寄回大陸養家，也沒錢回家了；這就是吳子光的母親和媳婦，後來要搭船來臺灣的原因。
老太太來臺不成那年，當是一八六○年，就是林肯當選美國總統、英法聯軍攻入北京以及基隆、淡水、臺南、高雄四個港口被迫開放通商這年；中英鴉片戰爭起於一八三九年（吳子光時為二十一歲）。拿西曆來對照，我們或許才能體會：當歐、美強權以鐵船利砲遠渡重洋的時候，中國人在臺灣海峽間的木殼船旅行還需擔心強風突起，甚至於在岩岸撞碎。
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郁永河撰《裨海紀游》，寫到臺灣北部時，說：基隆山下實近弱水（海水很弱），連秋毫（鳥獸在秋天所生出得細小絨毛）都承載不了，船到這裡就會沉沒，或名為「萬水朝東」，水勢傾斜，捲入地底，滔滔東逝，流而不返。
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朱景英撰《海東札記》，其中的「記洋澳」有這樣的描述：……這是渡海極危險的地方…..如果飄越臺灣的南邊或北邊，繼續東去，就會渺茫不知所終…….。
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黃逢昶撰《臺灣生熟番紀事》，其中的「輿地考略」有這樣的描述：烏石港口，南去「萬水朝宗」的洋面不遠，船走到這裡一百艘回不了一艘；俗話稱為「落溜」，即「落漈」……「落漈」就是「水趨下而不回」….凡西岸漁舟到澎湖以下遇到颶風，漂流落漈，一百艘回不了一、二艘……
閩南語描述一個人的境況或遭遇很糟，說為「悽慘落漈」，當然就是引用這樣捉摸不定的海域，如此數百年來的無能、悲慘和怨嘆。
一四九二年（明弘治五年），哥倫布由西班牙女王贊助橫越大西洋，先後發現西印度群島和南美洲海岸；第二年三月他回到歐洲在里斯本停留的時候，葡萄牙國王向他提出：新發現的陸地位於加那利群島以南，所以應該屬於葡萄牙國王所有。兩國因此展開談判，一四九四年簽訂條約，以佛得角群島西邊三百七十里的子午線為準，將地球分成兩大發現和占領區；西邊屬於西班牙，東邊屬於葡萄牙。
東來的葡萄牙人雖然是在一八八七年（光緒十三年）才正式占領中國的澳門，但是早在十六世紀初他們的武裝貿易就抵達南中國海的各港口；他們在一五一一年占領麻六甲，而且在東亞的各個貿易口岸都看到中國人經營各種生產和大小生意，鑄有中國皇帝年號的銅錢和鉛錢還是市場的通貨，因此他們在一五一三年就航海到了廣東，而於一五五七年占領澳門；這約是中國明代的中期。
有一個葡萄牙的文明史作家(瑪莉亞．布埃絲庫)，在《葡萄牙的發現》中這樣描述當時的中國：
在西印度洋沿岸的國家中，沒有那一個有悠久歷史、有主權的大國能夠對葡萄牙人造成嚴重威脅；反土耳其的戰爭已經讓伊朗筋皮力盡，各阿拉伯國王也將注意力轉向陸地的國界，印度正在經歷更嚴重的危機，使這些國家可能對葡萄牙人構成致命危險的軍事力量離開了沿海地區。當時東方文化的主要地區是伊朗、印度、中國和日本；從政治看，中國和日本更進化，只有他們有能力抵抗任何外來的滲透。
葡萄牙人從十三世紀以來，就在旅行家的傳聞中羨慕這些地方的富裕，但是在十五世紀末進入印度洋，在紅海到中國海這地區親眼目睹許多產業發達、國際貿易熱絡、華麗的都市，使他們更加覺得歐洲的貧窮。
在中國，歐洲人看到人民的經濟生活和社會組織都超過了西方；中國都市是建立在繁榮的農業、工業和貿易的基礎上，這樣巨大的進展是史無前例的。中國人民具理性、講求實際，有文化並且愛好科學，在文學和藝術也都達到很高的境界，具有凝聚力也自知自己是偉大的民族。
明朝是從韃靼人（歐洲人對蒙古人之稱呼）解放出來的中國，由於長期被敵對的民族占領，但是仍然自信本國文化比亞洲其他民族優越，所以抱著某種與世隔絕的靜止態度。葡萄牙人來到的時候，中國正經歷文化和政治閉關自守的階段，不信任外國人；如此，中國人以輕蔑的姿態對待葡萄牙人。這種輕蔑並不帶有排斥的念頭；排外的想法和行動，出現在清朝的中國。
明朝的中國確實也有實力去輕蔑一個以木殼船航海的他國；中國的航海技術、勇氣和成就或許不如葡萄牙的偉大，但是自古以來也有活躍和自足的沿海活動。鄭和沿岸航行到印度和阿拉伯的遠航和艱鉅，或許也比不上哥倫布橫越大西洋的美洲之旅，但是早八十七年，他的旗艦長四十四丈（約一百四十二公尺）、寬十八丈（約五十八公尺）、九支帆桅，或還是當時全世界最大的船。
歐洲人發現美洲、發現繞過非洲好望角到印度洋及南中國海的航線，在當時是人類歷史最重要的大事，特別是這擴大了貿易的市場；許多世界各角落的無用或多餘物品、物產，因此找到需求，而擴大了前所無法想像的國際交易。但是，在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之間，歐洲仍然必須依賴亞洲的，包括中國的生產；直到十八、九世紀之交歐洲發生工業革命，歐洲對亞洲的貿易才開始有順差。歐洲的船堅砲利，也開始是亞洲難以望其項背的。
掀起中英鴨片戰爭的湖廣總督林則徐，就曾感嘆：……英人擅長水面作戰，一旦逸出虎門（粵江口的海防要地）也不是我們單薄的船追趕得上……
一八四○年（清道光二十年），英國遠征軍艦隊抵達直隸（河北）白河口，遞交致中國宰相文書後，直隸總督對於英國新發明的蒸汽機船有如此的報告：英吉利仗勢其船砲，在海上橫行，有遠見的人常常感到憂心……看到英吉利夷船長圓共分三種，最大的，還是使用帆桅依賴風和潮水運行，船身水線下有二丈七八尺（約九公尺），水線上亦二丈有餘（約六點五公尺），艙中分三層，各層百餘門砲，每層前後也架有大砲……；其次的，分兩層，吃水較淺，砲也不多……；又其次的，據稱為火燄船（馬達加斯卡號）.…..船中載有鳥槍，船首尾各架一尊紅衣大砲，槍和砲都是自來火…....輪盤激水就可以自己航行，沒有風沒有潮水，順水逆水，也都能飛渡……
面對這樣的歐、美強權，以後將近兩個世紀，臺灣海峽大、小兩岸及海洋，都是「悽慘落漈」的歷史，當然就不需我再贅述了。
中國學者向來將這黑暗漫長的挫敗，怪罪明清兩代，從明朝開國（一三六八年）到鴉片戰爭結束（一八四二年），為期將近五百年的閉關政策和海禁政策。各種學者已經充分描述及檢討其中的各種現象和意義，因此讓我們來試一試別種的觀想，看一看康熙十五年（一六七六年）清廷的再次禁令：「大陸沿海向內陸（倒退）遷界四十里以斷絕（臺灣）鄭氏商業活動」；這種閉關和海禁的政策表現，或許正可以用來解讀臺灣海峽兩岸間，數百年來，因自力或外力，斷斷續續發生，直到眼前（二○○一年）的，一種具有集體潛意識的憂懼心理的表徵。「悽慘落漈」，也可能還將是臺灣海峽上的夢魘。
憂懼使人臨危卻步；勇敢使人奮勇向前。憂懼是勇敢的相對語之一，是一種面對危險即將來臨的不安感。憂懼促使人迴避或逃脫，無法迴避或逃脫時往往就會變成攻擊，這正好也是目前臺灣海峽兩岸間，政治和軍事僵持著的情境。問題在於，雖然憂懼通常有相對的某種對象或情境確實存在，但是往往也可能只是憂懼者自身體質和心理因素所引起的妄幻之想；病態的憂懼常使憂懼者癱瘓。
習慣在陸地行走和生活的人類，一旦遠眺茫茫大海，或者來到海上看到最後的一抹陸地陰影在水平線上消失，就沒有不在肉體和精神都感到憂懼的。溺斃的靈魂化身為海鳥的神話傳說，中西均有；那麼多的海鳥，就正好顯示這地獄有多麼廣大，所沉溺的靈魂有多麼廣眾。地球上沒有比深海更孤獨、更狂野的地方，我們來讀一讀幾位傑出海洋作家印證：海洋具有邪惡和無法預測的本質（康拉德）；它的邪惡由於虛偽的表面給人平靜的錯覺，但是死亡的寂靜實際上隱埋在巨浪的後面，海面下無峰的大浪翻滾著…...風暴從炙熱的南邊的太陽那兒衝過來（摩斯特）；當巨浪席捲而來的時候，看起來像銀絲般的渦漩，這些暫時引起的憂懼很模糊卻很恐怖……（梅爾維爾）。習慣在陸上揚威耀武的偉大文明，一但被海上突然冒出來的其他文明摧毀過，對於海洋的記憶和感情，正好也可以如此描繪。
臺灣海峽兩岸之間當然至少有過一個中國，就是如此已經被遺忘的、被海洋所羞辱的中國。我們在臺灣的漢人或混血漢人或許並不需要去背負如此悲慘或悲壯的中國記憶，但是臺灣原住民也許比我們更有資格來寫他們的《悲慘的航海史》；讓我們看一看「熟番歌」嘲諷的（光緒十一年所摘記）：……人欺（侮）熟番賤如土……熟番歸化（了）勤耕耘，山田一甲唐人（來）爭；（被）唐人爭去（就）餓且死，竊聞（聽說）城中有父母（官），走向（官）堂前崩厥首（瞌昏了頭）；啁啾鳥語無人通，言不分明畫以手（言語不通比手畫腳）。訴未終（話還沒說完），官若聾，仰視堂上有怒容（官老爺就生氣了）。堂上怒呼將杖具（用竹板或棒子打），杖畢垂頭聽官諭（訓斥）：「嗟爾番！（唉呀，你這番兒！），汝何言（你講啥）？爾與唐人吾子孫讓耕讓畔，胡弗遵！（你為何不會順從給田地讓我們唐人的子孫耕作呢）。
這樣看來，人性的邪惡是不分古今東西的；人類在危險又多災難的海上浮沉，起伏著，起伏著……好像浪潮本身是一種良知，而世俗的靈魂為其長期孕育的罪惡懊悔著…..（白鯨記）。
勇、敢兩個字的中文字形，古寫都有「手拿著器械」的象形，敢字原形還有「礦工在坑裡挖礦」的意思；隨著文明的進展，勇、敢在字義的演繹和精神內容的提升都涵有進取、無所懼、視死如歸的意思；勇最後能與智、仁合稱三達德，就是三種應該時常發揮的德性。這樣，我們可以明白，勇敢的最高境界在於能夠捨棄蠢動、蠻猛的成分，而於追求更高的善時，能夠自我節制。西方文明中，自古以來，明智prudence、正義justice、勇敢fortitude、節制temperance，就是根本的四德。勇敢，因此似乎已不再是一種單獨運作的德性。
航海是一種團隊的探險，需要勇氣、忠誠、服從、踏實、協調，以及要有能夠容忍困境、損失和各種苦腦的修養和訓練。勇敢的真諦在於能夠以合理的方式隨時面對危險，不退縮；航海的持續性和精確性，這樣的標準，一直是被視為行事態度的模範。這是葡萄牙人致力於尋找向東的新航路之後，歷經五個世紀的延續，所獲得的成果。這一種動力，推動了人類對深海航海的發展，開啟了現代世界，也開啟了包括遠航外太空的未來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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