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野文明化，在你這樣的想法中，無論是以什麼樣的文明將鄉野文明化，實際上就是去除鄉野的文明吧？因此，才會有你再接著的感嘆：在這方面，獲得與喪失是相對的。塑膠紙袋給了人以便利和衛生，卻成了農家的一個不大不小的麻煩，因為若丟入垃圾裡，它永遠也不曾腐爛成作物所需的堆肥。農村裡因耕種型態的改變而少了很多牛隻，土地重畫時開築的水圳內外所長出的雜草，因沒有牛的吃食而整年茂盛，阻礙了灌溉的水流。村外的那條溪已不適於游泳和釣魚了，因為上游的若干工廠已將它污染了好幾年。這些也許都是較易補救或解決的，貪婪與混亂才是現代文明的最大後遺症……..土地一向是農人最根本的信靠，祖先留給他們的，他們據以耕植和養育子女，因此，一塊土地的好壞端看它的酸鹼程度與會否浸水而定。但由於時勢的發展，有些人已變得只關心它是不是能蓋房子，並且把他人和整個社會看成賺取的對象。當金錢成為最高目的時，耕作當然成了笑柄，誠實和辛勤不再是美德，生活當中的一些原應重視的價值棄置一旁，而貪婪的心則無限伸張。這些人表現於外的是全然的粗鄙：新建的樓房內外貼滿磁磚、壁上掛的全是民意代表贈送的匾額，濫飲聚賭，耽溺於坐享其成。傳統農村中溫厚的長者遠了，他們則儼然成了村子裡的新興士紳和道德裁判者。
這些事，實在是很使人洩氣的……..你這麼說，然後你又以同樣的卑微自我安慰：生活有時的確是不好言詮的。昨晚，我坐在家裡的埕上，忽然憶起童年需一起在月光下玩踢銅罐遊戲的伙伴們。他們當中，有的已經不知去向，有一個任職於鄉公所，一個在高雄碼頭走私，一個在北投賣芭樂，一個開起了貿易公司，也有好幾個仍留在鄉下堅苦奮鬥。所以我想，生活並不是高調，生活只是這類活生生的生存而已。其實，怎樣的作為才叫高尚和意義呢？獻身盡力原不必只是烈士的鮮血哪！
獻身盡力原不必只是烈士的鮮血哪………我讀你的〈地上的歲月〉，就是讀到這一句感慨，想給你寫信，因為這讓我想起你很久很久以前翻譯的《黑色的烈日》。我第一次買這書，是因為在台灣大學校門附近的地攤上，無意間看到作者的大名；但，也因此記住了你的名字。凱斯特勒，這位匈牙利出生的英國小說家、記者和評論家，死於一九八三年；我正巧也曾經在聯合報上看到他用瓦斯自殺的短訊。你或許也還記得，他年輕的時候曾經在巴勒斯坦的田裡工作，在德國參加共產黨，但是這位在政治活動中極具代表性的歐洲作家，在冷戰初始對於蘇維埃集權主義的攻擊，使他與沙特和布萊克特分道揚鑣；他在一九四○年出版的《黑色的烈日》，實在也是反映他自己和共產主義的決裂。他後來的興趣在科學、神秘主義，特別是心靈感應和超感覺的認知。你翻譯的《黑色的烈日》初版，後來被唐文標摸走了。唐文標那時候住新店的花園新城，下山進城就會到處去人家的辦公室看老朋友或年輕朋友，那時他總會背著一個書包…..很雞婆的－－例如，他會說：咦，你這本凱斯特勒的《黑色的烈日》讀過了沒……..讀過了，好，（他從書包裡找出一本書），和你換這本馬勞的《人的命運》。這樣，原來不知是誰的《人的命運》被摸來我這裡，而我的《黑色的烈日》不知摸去給誰了。
唐文標似乎很愛搬書……有一年，我出差在花蓮縣立文化中心，中午左右，民生報文化版記者黃美惠從台北打電話來，問：唐文標死了你知不知道？我說：怎麼會？！昨天中午我在台北，他還給我打電話，說是剛在搬書，才從梯架下來休息。唐文標從英國來台灣的時候已經患了鼻咽癌，那幾年身體漸衰，還和一群現代詩人打了一陣子筆仗、到處聽演講、給年輕朋友做「流動圖書館」。我記得有一個晚上，我們幾個人在忠孝東路一家小館子吃飯，他說：我們是不是來組一個台北學派。那時候，他出門已經需要帶著水壺；所以，我頑笑說：那是很費口舌的，而你的口水已經不夠用了。據說，他就是打電話給我的那天午後，流了大量鼻血送去醫院，過世的。唐文標是個人物，在辛亥路台北市立殯儀館的告別式相當哀榮；我記得留下來送他去火化的友人有陳映真、黃春明、王拓、林濁水、陳忠信。我記得黃春明曾經拿一根棒槌在骨灰罈子裡將一塊白骨捶碎，陳忠信則準備了一條綢緞和一小撮來自印度恆河的河沙；他將河沙灑在骨灰上，然後拿那條金黃色的綢緞將包紮骨灰罈。我和唐文標年齡差距有一些，認識也晚，不過是見了幾次面且談且辯，不敢說是他的好朋友，但是總覺得有緣；說不定我還是他最後打過電話的忘年朋友，雖然那時候他還不知道自己的大限一會兒就要到了。
我第二次買的《黑色的烈日》，是由林文欽的前衛出版社再版的。但是，我剛在書房裡的書架上沒能找到；也許被誰摸走了或我自己送給別人了。特別好的書，有時我也會多買了送人；齊克果那本探討絕望的小書《死病》，我前後買過七次。雖然一下子沒書可查閱人名，我仍然能記得《黑色的烈日》裡，那位滿懷理想的老布爾什維克的命運。這位俄國革命的主角和英雄，多次出生入死，最後竟然是犧牲在史大林的恐怖統治。這個部長，被逮下牢嚴刑拷問，要他公開承認「叛國」。他知道自己在這個強加的罪名上是清白的，但是心底也懊悔自己曾經致力建立這個社會體制；這點倒是使他覺得自己真是有罪的，他為此非常痛苦。我記得，最後他們拿手槍緊貼他後腦上開槍時，他感覺到一陣黑色的浪潮湧來，將他淹沒了。
我也許不該和你談這個黑暗的故事；你也許也早就不願意再想這些事，早就忘光了。但是不久前，我有一天無意中在一個國家公園的電視節目上看到你……最近幾年我們常可以在一些場合看到一些老朋友，他們的侃侃而談和歡喜面貌卻不是我們年輕時所認識的，這些什麼寫作者、文化人，知識份子，更是多有轉向的；他們在幾次各種的政治勢力消長中，搖搖擺擺，終究沒能把持住自己的魂魄……..國家公園的的那個電視節目，當然是要鼓勵人們走向山林走進大自然，但是你在步行間看起來，無論是低頭躊躇或遙望遠山，臉上看起來都像是有一點憂愁有幾分心事，好像遠足在山林中並不是快樂的事……..據說，從前從前，你是在服兵役的時候被「抓」去遠處「旅行」；那時，你常愛獨自坐在營房後面的山坡上低頭沉思或遙望遠處，讓政戰官越看你越像「匪諜」，而他們這樣觀察你，因為你剛離開的學校裡有你參與過的讀書會出了問題。我不知道這聽聞和事實有多少出入，也沒想過要向誰或你查證；這故事，就這樣認知，我覺得也是很好的，因為我一聽就……就像是又看到一陣黑色的潮水淹過…….細節就不重要了。
有些事的認知細節卻是很重要的……群眾上街遊行或抗爭的時候，在頭上綁頭巾，當然是要標示軍武的意思，但是我在電視上看詹澈頭上綁頭巾，怎麼看都不像；這當然也因為去年的農民上街，氣氛是相當溫和的。我這就想起那個吉訶德先生戰風車的故事……..我曾經在楊澤那裡寫過文章，說九二一地震災區的農民，事實上是預告全台灣的農民問題。在災區幹過官員的羊子喬，也曾經和我說：比較大平原上的農民，這些山區的農民還不算是最悲慘的，因為他們種過的茶或水果，曾經給他們帶來一點積蓄。九二一大地震災後三年，我曾經兩次去幾個災區「參觀」重建的工作，參觀這用字當然是不妥的，但是將災區或農村社區重建，做為一種觀光旅遊資源，卻是一種國家政策也是許多「聰明人」的想法。有一天下午，我們一行人在中部的山裡探訪一個社區，社區發展協會的工作人員在車上介紹他們的水車，將之與荷蘭的比美比大。這些地方社區營造的工作者常……..我應謹慎而正確的說，有些地方社區營造的解說和特寫圖片，常和現場有出入。我總是不太注意聽任何參觀前的簡報，我也總是比較相信我自己在任何現場的觀察和錄影。所以，我選著聽一段或不聽一段，當他們說到比荷蘭的水車時，我就錯聽成比風車，也因此想像在台灣中部的山裡立著一座風車會是什麼樣的光景………所以後來下車一看，有點失望，那只是一座用木板和鐵架組合，立在一條圳溝上的大輪子；輪子邊面的槽格，隨著圳水流轉，會同時將圳水一格格的舀到一條另向的水道。利用水利將水從較低的地面，引去灌溉較高地面的農作，這水車當然是傳統農村一種了不起的發明和可親近的文化。但是，當農作物賤價或沒有出路的時候，想依靠這麼一座站立在荒野中只有兩個人高的水車，引來一車車的觀光客，實在真是吉訶德先生戰風車的境況。那個晚上，這個社區的住民還為參觀團表演了花鼓、農村、客家、原住民和民俗幾種舞曲；或許擔心城市人看膩了台灣農村的節目，他們也在表演中加入了一點流行歌曲和中國的邊疆鈴鼓舞。我不知道這社區的媽媽、小男生和小女生，現在是否還有時候社區來了觀光客，需要他們再穿上傳統服裝、拿出傳統樂器，在舞台燈光打亮的三合院或社區中庭敲鑼打鼓跳民俗舞。
在這種九二一地震災區重建的參觀旅行中，我也曾經在一個山區的農家裡看到另一種努力；這個產茶的社區，有幾個媽媽用茶葉煮出略帶紅色的米飯。當參觀者紛紛讚美這飯好看好吃，那些媽媽就說：這是剛試出來的食譜，我們自己也才是第二次品嚐。整理自然景觀和文化景點，也都是這些社區的努力工作。這些工作內容都是出自城市的專家學者，或者從城市回來的子弟所設想的；所以，這些農人似是知道了城市人的生活很無聊，愛熱鬧，特別是出門時貪吃奇巧或美食。問題是城市人的算盤打得很精，體力也不好，要他們開幾小時車去山裡看一座水車，吃幾種野菜，住簡陋的民宿，是有點困難的；這和要他們時常回自己在鄉下或鄉鎮的老家，並沒什麼太大的不同。這些城市人在朝九晚五的工作情境中，已經退化成只適於坐在一些密閉的方形空間裡，像辦公室、咖啡室、公車、捷運…..或和方形的空間交往，像電視、電腦、手機……..所以，要給他們看三角形和圓形才會有刺激或提神的效果。這些城市人，大部分也沒什麼錢，好不容易積蓄到能夠去旅遊了，他們的第一個念頭正是想搭飛機或…最好是火箭，快快離開灰撲撲沉悶悶的台灣，跑得很遠很遠很遠。這無關愛不愛台灣，因為身為世界工廠，台灣人一方面努力創造經濟奇蹟，一方面極盡能事的破壞自己的自然景觀奇蹟；現在，兩邊都玩完了。那種吃盡山空，浪子回頭式的社區營造，或什麼打造新故鄉，就像是在廢墟中考古拼湊，捕風捉影，啊，就是吉訶德先生戰風車嘛！
詩人拜倫說：吉訶德先生戰風車這悲劇讓人的淚水中帶著微笑。我也希望如此；所以，我雖然忍不住略加嘲弄，實在真無惡意。何況，我也認為這些招攬和服務觀光客的活動和希望，至少在災後不久能有集體心理治療的效果。無論如何，假使我要表示惡意的話，我就會說：看到那座水車除了嚎啕大哭，我實在一點兒也笑不出來。
一個農民詩人總指揮十萬農民在台北的大街遊行，他的思想成分或著這些農民的成分如何，又，是否有在野黨運作，實在真是無關緊要的。農民不到生死關頭，總是少有革命的念頭；他們對於政治的選擇和中產階級一樣，帶有虛無和投機的本質。在你而言，只要看到菜園裡發出嫩芽，農民對於生命的庸淡和悲愴就可以忍受；對我而言，這正是我說的農民虛無思想的源頭。我並無挑釁的意思，只是要強調，農民對於生命的看法正是生命這字的由來，這字說的是青草長出地面的樣子和力量；農民無論是農奴、佃農或小農，只要看到地上長出作物，他就知道自己的生命存活有希望。所以，農民上街，一定是這個希望瀕臨破滅了。他們那麼溫和，也正因為他們是青一色的農民團體，他們的姿態只是表示這個關頭如果是革命前夕，他們願意做任何其他階級也好團體也好－－做他們的盟友；他們通常會是工人團體的第一梯隊盟友。工人這階級沒有農民可以期待的土地，沒有中產階級可以衡量的銀行戶頭，他們對於自己生死存亡的感受是立即的，所以較少虛無和投機；一旦發生問題，他們會立即發怒發狂發飆，那時候做為他們的盟友，緊密走在一起，受到感染，農民進城才會帶著鐮刀扛著鋤頭。問題是他們早就被出賣了，用鐮刀和鋤頭也已經無法打天下。台灣農業中老年人占其中人口七成，一年年老化，終也將發生後繼無人田園荒蕪的情況。世界貿易組織對台灣農業部門的衝擊是最大的，但是接下來的新回合談判，簽訂自由貿易區協定、兩岸三通等新挑戰，所帶來的將是關稅降得更低，貿易更自由化，對於農民會有更嚴重的打擊。像美國這種超級農業大國，大面積經營者，如果要以台灣的農產品市場量身訂作，來生產多樣化的產品，台灣政府是一定會投降的，而台灣的農民也是一定會全軍覆滅的。
這是一個新的時代和世界，所以，無論立場正反在舊的範疇中思慮農民問題之外，似乎也需要新的思惟和關注。無論中西，傳統農業社會都習以個人依附於一個身分性共同體，進而接受外部權勢的支配整合在一個更大的社會；這種被保護而失去自由意志的狀況，當然是要加以破除。農民應該像別的的社會階層一樣，對於擺脫束縛有旺盛的企圖心。無論任何社會階層，唯有處在擺脫束縛和沒有保護這兩種自由的狀態中，才不會像殘留在封建社會中的臣民，而像現代社會的自由人；自由人採用民主的政治方式，也使用技術的生活方式。我在這信的開頭談了一些相關農藝的科技…..其實，台灣在這個領域的研發能力，有些項目也像其他製造業一樣，是在世界名列前矛的，例如菜蔬、瓜、果種子的培養和出口量就是。所以，無論如何解決農會的問題，都不該讓財團的銀行或蠶食或鯨吞真農民的田地，轉手暴利，應該投進更多的資金、非常長的時間，貸給新世代或新產業的農民。農民的本業當然是要務農，而不是去娛樂什麼觀光客。新一代的台灣農民需要一種新的革命思想和行動，他們打造台灣新故鄉並不是要觀光客成長兩倍，而是要自己的生活環境和品質成長數倍。有些細節或許會更複雜於現在大家所能想像的，包括未來田地分整的樣態以及農作的內容。但是，無論如何演變，畢竟還是要追求台灣自然環境的復原和永續。那樣，我敬愛的朋友.......晚上不到十點，除了偶爾幾聲疏落的狗吠和嬰孩的啼哭之外，整個村子就幾乎完全靜下來了，夜真摯而溫馨……..這時，我想你才可能像你自己寫過的句子….安心的讀紀德的《地糧》，或者，像華滋渥斯那樣，從雲塊遠近相接的寧靜臉龐上讀出難以言說的愛…. 這樣讀地上的歲月。(下)
（摘自：東年著，聯合文學出版《給福爾摩莎寫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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