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文學的現代性格肇始於一九二○年代，前輩作家以左翼思想對抗日本帝國主義，或以民族主義對抗日本的殖民台灣；接受當代各種國際思潮洗鍊，前輩作家中也有為文學而文學者，但前者的表現標定了台灣文學發展的主流性格和思想。台灣文學中的民族主義，隨著國際情勢和歷史的發展，分裂為以中國為本位和以台灣為本位的兩種思想。關心社會正義、弱勢、勞動及下層民眾的左翼文學，在八○年代起，隨著台灣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遷，有雲消霧散的跡象；隨著大陸一九七九年起經改有成及崛起，台灣相對弱勢的情況，對於左翼作家的中國本位思想也造成抉擇的困惑。這些政治領域的意識形態爭執，近一百年來相當虛耗各世代台灣精英作家的精力。這種意識形態的爭執所產生的盲點，以對「現代」主義的解釋及其負面影響，最為明顯；現代主義，被嚴苛解釋或簡約認識為文字隱晦扭曲、挖掘人心黑暗、脫離現實等等，近來才有較開放的新解，說為：一種精英式的美學觀，或是一場文化菁英分子的前衛藝術運動。事實上，就世界文學的發展而言，一九二○年代，正是文學創作進入另一種「現代」階段的一種標點（無關文學教科領域的什麼現代、後現代那種有限的認識）。現代文學家，在跨科際整合中像哲學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等等那樣工作，以文學的專業觀察及探討人類的生活與思想，不僅文學表現非凡，也多有鼓動思潮影響跨科際的成就；這或是台灣文學界和文學家可以開放心胸或視野，再進一步思考的。反之，非台灣本土思想的作家和評論者，也因理解及寬容台灣本土文學如此發展的歷史必然性。
我當然不是以挑釁或挑撥的動機來談這樣各領域的爭鬥，而是有感於在赤崁樓的所見。這赤崁樓明顯可見，是由荷蘭人、中國人和日本人先後的建築疊積而成；假使這古蹟值得我們憑弔，當也應包括面壁嗟嘆本島人有力內鬥無力抵禦外侮的窘況。
台灣開發的歷史在古昔是由南向北，在現代是由北向南；台南由於這樣的時間落差，保存了全台最多的古蹟，特別是許多重要的古蹟也得以保全，不像台北有些古蹟只能以一磚數瓦讓人望空憑弔。台南的孔廟、寺廟古蹟建築多進、文風古雅但不失華麗，且多保有開闊的林園，可讓人在其中優遊；是活的古蹟。
我們還可以拿一些古紀事，來豐富在古都台南的旅遊……幾個月前我曾經和你說想找幾位老友，合力來扒梳並譯寫台灣古史書中，可當作文學閱讀的，並且問你對這事有沒有興趣。似乎沒人想做這事…..這就是我所說的那工作的開頭（西元一七二○年，康熙五十九年，《台灣縣志》中的風俗習慣）：
男人耕作，女人不織布但擅長刺繡；布和絲這些材料是從內地來的，很貴。
近來也有女人親自紡紗織布，自製各種衣服；一個人這樣做，就會有很多人跟著做，一個家庭這樣做就會有很多家庭跟著做。
這樣，衣著的支出差不多就免了。
婦人出門探親，不乘轎子，撐傘而行；衣飾華麗光艷。未嫁的閨女，也這樣。啊，待嫁的閨女應守婦德，不出門才是。
女人打扮光艷，招搖過市，丈夫不以為怪，父母兄弟也不在乎；這種習俗是迫切需要改善的。
靠近城鎮的習俗稍有改變，大約有十分之一、二的婦人乘轎出門探親；久而久之，就會導正禮義的風俗。
婦人進廟燒香的習俗，臺南風俗最盛。平常時候，一位婦人也見不到，佛誕節日則見她們招群呼伴，結隊在廟中到處遊走。
以前臺廈道陳雷陽長官嚴格公開禁止，這情況稍微平息；但是時間一久，還是老樣子。這難道只是婦人的罪過嘛，為人丈夫和父兄的也有不是的吧。
鄉間的男人四、五十歲還沒結婚的很多；既然得不到閨女，只好買被人掠奪來賣的女孩為妻，或男孩為兒子。這種女孩大約是十四、五到二十歲，男孩大約是五、六到十五、六歲。結婚而不能生育的人，也會買養子。
以異性的人做自己的後代，不符合禮的規定吧；人人都應該有子嗣，但是，以不是自己的族類來祭祀宗祧，祖先會接受嗎？
買被人掠奪來賣的女孩為妻，我看她們是很少能守得住貞節的。
僧尼是人民也是異端（相對儒家而言），歷代以來不廢止，因為可讓無妻、無夫、孤獨的人不至於在死的時候沒有救濟。但是，臺地僧家多有美色少年，口嚼檳榔，或在檯下看戲的；老尼也有養少年女子為徒弟的。
這樣和天地不協調，實在是有缺陷的習俗。
這樣能夠在視覺上提供閱讀影像的史筆，大抵是中國內地官員來台所做的見聞紀錄，我們除了能夠在夾敘或結語上看到兩岸的文化差異（此時離明鄭以來不到六十年；但，中國南北本來也是有文化差異的，所以也不盡然是當時兩岸文化的差異），也能夠一瞥古昔先民的生活；這，原是文學家所因致力的工作。我當然不是譯這些文字來唬人的；「作家遊府城」活動期間，不免幾次聽得文友談台灣文學的創作（其間，有一次，有李昂頑笑說舞鶴、你、她自己和黃凡合稱妖魔鬼怪），車行無聊的時候我自己自然也會空望窗口思慮這個問題。二次大戰後，台灣的歷史論述和文學論述，大量充斥官野的爭霸以及相關的見解，以至於少見古籍或外國人寫的如此豐富細微的庶民生活影像；結果，不僅無能建立起自己的歷史、文化也無能豐富自己的文學。
這樣的感慨下，我不免就又想起詹宏志曾在一篇文章中，引用我的話而引起台灣文壇的激烈爭辯的舊事（一九八一,《書評書目》九十三期, 〈兩種文學心靈，評兩篇聯合報小說得獎作品〉）。
他那篇文章被引用的最短文字，是「這一切，在將來，都只能算是邊疆文學」；這樣，詹宏志自己被戴了統派的帽子。略長一點的引用文字，會說「詹宏志說聽東年說……」；這樣，被責怪的對象就包括了我。但是，只要再略長的引用文字，就會顯現詹宏志這種發言的感觸由來，是在期盼台灣作家創作出「深厚的台灣文學」。拿悠久的中國文學的成果，或世界文學的成果，來鼓勵台灣文學界，原是沒什麼可被質難的。在相當的領域中，詹宏志呼籲深厚的台灣文學，和葉石濤寫我們希望台灣作家的作品能夠有力地反映台灣這一塊美麗土地的真實形象（《文學界》創刊號, 一九八二），對台灣文學發展的關「心」並沒兩樣。在〈台灣文學的遠景〉中，葉石濤還寫台灣的小說應整合傳統的、本土的、外來的各種文化價值系統，發展富於自主性的小說….台灣文學是居住在台灣島上的中國人建立的文學……雖然台灣海峽兩邊的文學都呈現不同的面貌，但是我們不可否認的，這些文學都是由中國人創造的民族文學。李喬也有近似的文字，他寫….「台灣文學」終究是中國文學的一部份；正如「中國文學」畢竟也只是人類文學的一部份一樣，....我們或可以擴充為「台灣的特性，中國的民族性，人類的普遍性」，這樣就更恢宏坦蕩了；這樣也說明了「位置」的性質與意義….」（李喬，我看「台灣文學」）。這樣，我們就很難明白有些台灣本土文學論者的是非標準。
詹宏志發表那篇文章後不久，一個星期日被邀請參加一場有關台灣美術的座談會，那天卻有許多人質問他「邊疆文學」的說法。他後來和我說他並未辯駁，僅感慨說，即使那天他們要他談台灣美術，他也能夠提供他們更豐富的相關的知識；總之，他的意思是說，如果他答辯就可能會有再度傷害的情況。
我自己從來沒被質問說那話的原意；邊疆文學論戰時，曾有人邀我和詹宏志參加對台灣文學本土派論戰，我們兩個也沒答應；有一次我自己倒是寫了一篇文章想在《台灣文藝》答辯，也沒被登出（至於被誰阻止發表我就不提了）。我對於台灣文學的看法，你是明白的；要不然在台灣文學界長期如此多的統獨、南北、母語的純度…..等等等等爭鬥中，我們是很難維持得住友情的。
事實上，當《台灣文藝》的辦公室在和平東路的時候，因為其財務困難，我還曾一、兩期像義工那樣幫它做封面相關的事。但是，我必須說我和這雜誌沒什麼淵源，我不過是同情弱者吧。我自己在一九七六完成的《失蹤的太平洋三號》初稿中，對於現在的中國就曾寫過這樣的預言做為一種手段，共產主義不可能形成一種普世的理想，僅可能做為一種過渡的歷史現象——以共產中國來說，幾場外國電影，或者電視節目和夾雜在其中的商品廣告就可能使它崩潰。我這樣寫也不是說我喜愛現在這樣的中國；假使它變成一種欺弱的霸權，那他就會是我們年輕時所抗拒的對象，但我也絕對不會後悔年輕時對他的同情。我年輕時候所閱讀的各種近代的社會主義思想，算來不過是複習我童年、少年時代所閱讀的某些更素樸的思想…….算了，這些事說也說不完、說不清楚，不如在這信的結尾第一次說出我當時談邊疆文學的原意和內容。
一九七八、九年我在聯經新生南路門市部工作，開幕時這事上了聯合報，所以有些人後來常到那裡來看我，聊天或切磋。我們的友誼是從那裡開始的（我在新生南路聯經那門市部辦的第一場活動，正是楊逵、李昂和你的座談會），楊澤、詹宏志、羅智成、吳錦發、鍾延豪….也都是我在那裡常談而熟悉的。有一天，詹宏志來看我，那天我們先是談起了當時正當熱烈的校園民歌和校園文學；邊疆這個概念，對我自己來說，正也是就校園民歌以及那些流行歌曲而來的想像…當然，這再怎麼解釋，即使以一個中國文化的想像為相對參考點，在當時已經開始會有爭議。
無論如何，那個邊疆文學的論點，在當時已被隨機取用、過度引義，並於隨後發展成南派本土論者主體意識的催生點。也許本土派的文評工作者必須承認，這個論點使他們找到比「鄉土文學」更精準、更能發揮「本土」和「自主」的辭彙：台灣文學。因為，鄉土文學陣營裡會有統派的陳映真和王拓，甚至於排除了黃春明，也能空出不少文學中的政治資源可應用。
儘管如此，我一九八○年和詹宏志的那次閒聊，原來包含還有一個結語，說：中國歷史大都是邊疆解決了中原，在文學界裡最後還是要比作品。即使在現在，這當然仍是台灣文學發展可挑戰的；假使台灣文學本土當權派諸君，認為中國文學不值得挑戰（或不能挑戰以免相對落於邊陲的方位），那麼，我建議向任何可供切磋的參考方向挑戰。
我當然不是發神經，沒事又要惹這些敏感的話題，而是，要寫來再與諸老友
相互勉勵的。
國家台灣文學館，堂高牆厚，地坪八千。這種兼具堡壘和文藝復興精神的建築，看似圓融成熟也方正直爽，是匯聚各種創造力和想像力的豐富結果。我在漫長的開幕典禮中途，曾經也因為煙癮發作，溜出了好一會兒，就近又到鄰旁的孔廟去散步，在廟前廣場的院地上，看一群稚齡童生在幼教師的引道下，抬著頭和高枝葉叢裡的松鼠對話。我隨身攜帶的錄影機當然會將這可愛的景象留下，我的攝影機中，也錄有台南運河工程竣工記；這銘文刻印在運河旁的一塊碑石上，文尾如此說：…使運河永續美麗長存，願它源遠綿長，流過世世代代。
我以這些影像，祝福年輕的台灣作家以及台灣文學的下一個一百年。 (下)
（摘自：東年著，聯合文學出版《給福爾摩莎寫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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