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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二十週年，學校的學生社團舉辦了紀念活動，演講和紀錄片播放的會場門口，擺了海報、燃燒著的白蠟燭和簽名冊，還有記者正訪問學生會長。我進去一聽，才發現這些洋人學生和本地出生長大的華裔學生對六四知之甚詳，很多人更是最近從中國或者香港回來，對當地的狀況都能即時補充，令人印象深刻。有一個民運人士慷慨激昂地講話，談到當時在廣場上的經歷，越說越傷心，終於哭了出來。

年輕的我的同學們，也那樣哭過。六四發生時正是中學時光，從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過世、北京的大學生逐漸在天安門廣場集結，我們的情緒也隨之被撩撥，天天看電視新聞、聽老師們講最新的狀況，為中國老百姓加油打氣，直到六月四日變故發生，在走廊參加升旗典禮時，校長沉痛地證實壞消息，很多同學啜泣著，我們學了一首歌，是侯德健寫的「歷史的傷口」：「蒙上眼睛，就以為看不見；掩上耳朵，就以為聽不到。」一邊唱，鼻子一邊酸了起來。接下來，是混亂的謠言四起，有人說，鄧小平死了，有人說，中國人還是希望國民黨回去。直到數個月後，我們知道共產黨政權依舊，很多學運領袖離開了中國，有些人，比如柴玲，成為金光閃閃的商人，有些人，比如王丹和吾爾開希，仍舊四處鼓吹、四處闖關、也四處碰壁。

吾爾開希娶了台中姑娘，主持地方廣播電台節目，我們家親戚在市場見過他幾次，他被盯著瞧卻泰然自若，他和王丹已經不合時宜，二十年過去，曾經震撼島內的大事件，竟然變魔術一樣完全不存在了。馬英九被譴責換了位置便換了腦袋，其實，成千上萬的小人物的我們，早就換了一張臉孔，不僅不看也不聽，還把信仰徹底更新了。二十年前我們的眼淚，或許是威權時期的反共論造就的眼淚，如今我們的健忘，又是誰、是什麼造就的健忘呢？任何一個民族選擇健忘都有原因，我覺得驚奇，親身的劇烈的興奮和哀傷竟被抹得乾乾淨淨，集體記憶的消失卻是對自我的譴責，因為我們承認自己曾經為了不該笑的事而笑、為了不該哭的事而哭，二十年後的我們，是否也得承認自己曾經遺忘了不該遺忘的事？為了改朝換代而不停歇地自我洗腦，是中國人的宿命嗎？

常有人說，民主自由是西方帝國主義的概念，不適用於中國文化，果然，由反對運動起家的政黨貪污腐敗樣樣精通。於是，台灣人、中國人正透過集體遺忘，向世界昭告自己想要的是「別的東西」，我猜，這個「別的東西」，是撲天蓋地的經濟榮景，用幾年前一個北京青年告訴我的話也可以解釋：「講那些有什麼用，人要吃飯呀！」只是，「那個民族就是那樣啊！」的絕對論有時有用，有時卻阻擋了探究民族性格如何被刻意製造再以文化之名合理化的機會。當媒體繼續大篇幅書寫「別的東西」，我一方面更深刻地明白了中國人世世代代的渴求，一方面也疑惑著，那些被遮去了的微弱呼喊，是不是我們潛意識裡隱藏的、難以明說的慾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