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婦人王氏之死（The Death of Woman Wang）
作者：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
譯者：李孝愷（李孝悌校譯）
出版：台北，麥田，2001年10月
「我對王氏的反應是曖昧而深遠。她對我而言，就像人們在退潮的海中看到的，在群石中微微閃亮，而以近乎後悔的心情從浪潮中拾起的一顆石頭，知道很快地隨著石頭在太陽下曬乾，遍布在其上的色彩會褪卸消逝。但在這個個案裡，色彩和紋理沒有消退；當它平躺在我手裡時，色彩和紋理反而顯得更鮮明。不時地，我知道是石頭本身在傳熱給握持它的血肉之軀。」史景遷於1977年5月15日在本書〈前言〉的末段寫下這段文字，短短數言，即可見作者的行文功力。
王氏，不過是中國歷史長河中一個有著悲慘命運的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別說名不見經傳，事實上，她甚至根本沒有名字，而只有一個代號：「王氏」；這樣一個婦人短暫的一生，竟引起了史家的注意，並以細膩生動的筆法，從僵硬的史料中重塑已逝的那個時空和人物的生命，向人們介紹那一個世代中國社會、經濟、法律等層面的重重面貌，史景遷獨具的慧心怎能不令人折服？
史景遷是國際漢學界極富盛名的中國通，也是專研中國近現代史的大家，而從「史景遷」這個中文姓名即可看出其對中華文化的崇慕之情：「史」字除了是他姓氏「Spence」的音譯外，也表明了他作為史學家的身分；而「景遷」則起自其對司馬遷的景仰之情。近來一連看了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的四本書：《婦人王氏之死》（The Death of Woman Wang）、《胡若望的疑問》（The question of Hu）、《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Treason by the book）及《追尋現代中國（上冊）－最後的王朝》（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本本皆為佳作。史景遷的觀察入微，見解獨特，想像力豐富，文筆生動，兼顧考證、敘述、分析、綜合與理論各個層面的論述方式，讀來完全不覺沉悶；許倬雲教授曾說：「給他一本電話簿，他可以從第一頁的人名開始編故事，編到最後一個人名。」從這則比喻當中，就不難了解史氏敘述功力之高明了，其著作兼顧學術性與可讀性，使歷史場景似乎活靈活現的展示在讀者眼前，無怪乎他的作品經常榮登暢銷史學類書籍的排行榜。
史氏擅於詳查史料，融會貫通，在故紙堆裡細心排比資料，將細心考證後的史料穿插於敘述之中，例如在《婦人王氏之死》書中，作者即大量運用了三種資料：《郯城縣志》（馮可參主編）、《福惠全書》（黃六鴻著）及《聊齋志異》（蒲松齡），巧妙將相關者穿插其中；但史氏並非僅執著於這些細微末節之處，而往往以宏觀的角度來觀照中國歷史。《婦人王氏之死》是發生在十七世紀山東省郯城縣－－「一個在所有看得見的財富、影響力和權力分配上都失利的邊緣縣分」－－的故事，這個窮困而缺乏物產的小縣分，在飽受了接連的饑荒、疾病、盜賊、蝗蟲、洪水、地震、大雪等災難肆虐後，誠如1637年編纂《郯城縣志》的馮可參所言：「命運彷彿是在『落井下石』」，他們仍要面對生活中種種嚴竣殘酷的考驗，例如負擔像惡夢般的稅賦徭役等；這些地位遠低於知識菁英分子但人數眾多的農工及他們的妻子的故事，在三百多年後由史景遷這樣的知音將之娓娓道來，令讀者心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深刻印象。
闔上書時，我的眼前彷彿可以看到史氏所寫的那幅景象：「王氏的屍體整夜都躺在雪堆裡，當她被人發現時，看起來就像活人一樣：因為酷寒在她死去的臉頰上，保留住一份鮮活的顏色」，並且打心底湧起一股感同身受的同情；而歷史中有多少女人像王氏一樣？又有多少縣分如郯城一樣？書裡寫的並不只是歷史，而是我們生活中一再上演的情節。
9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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