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許倬雲已經91歲了。 很多時候，他要和自己的身體作戰。
10年前，他動了兩場大手術，脊椎剩下四寸沒動，在那之後，不能低頭，不能彎腰，只能勉強站立，閱讀只能在電腦上進行。 一年多前，他徹底癱瘓，站立也成為難事，只剩右手食指還能動。 吃飯要靠太太孫曼麗餵食，寫作只能靠口述。 早晨起床要靠吊兜，「把我從床上吊到椅子上，從椅子吊到床上，像吊豬一樣」，他笑著說。 因為長久坐在輪椅上，夜晚的睡眠變得淺而長。
這個生於1930年的老人，在大陸成長，在臺灣求學，在美國深造，一生經歷諸多離亂，見證許多更迭。 他以獨樹一幟的「大歷史觀」聞名於世，橫跨中西之間，他畢生所想都是怎麼為中國文化尋找出路、為世界文明提供解決方案。
如今，他居住在匹茲堡的家裡。 這是一套窗明幾淨的公寓。 二十多年前，因為年事漸高，實在無力打理，他和太太賣掉帶花園的獨棟房屋，搬到這套有物業管理的公寓居住。 從1970年赴美擔任匹茲堡大學歷史系教授，他已經在這裡生活了50多年。 曾經的「鋼都」不再是昔日的繁盛景象，初搬到這裡時，天是火紅的，空氣中都是刺鼻的煙味，如今，匹茲堡又有了藍天白雲。 阿勒格尼河、莫農加希拉河與俄亥俄河靜靜地在此交匯，半個世紀就這樣過去了。
吃過早飯後，許倬雲坐到電腦前，開始讀報。 早晨看《紐約時報》和Google News，白天還要跟進美國的華文媒體《世界日報》，到了晚上，再看兩份臺灣當日發行的報紙。 還有兩份雜誌，《The Atlantic》和《Discover》，一份是文化評論，一份是科學進展，都不能錯過。
每日讀報，不是為了打發時間，「學歷史的人悲哀的就是，自從有歷史，人就在說謊，沒一個皇帝不說謊，沒一個總統不說謊，是不是？ 這個怎麼辦？ 我們學歷史的人就要戳穿謊言，但謊言戳穿能（有）幾個人看見呢？ 幾個人能看得懂呢？ 但我還非得做不可，這是我（的）責任，專業的責任，對不對？ 你看我生活裡面苦惱的是這些事情。」 這煩惱伴隨一生，難有盡頭。
雖然退休22年，考古學界的進展也要跟進。 他的專業領域是上古史，「不但中國考古，世界考古我一樣看，世界不能孤立的。 地球氣候怎麼樣，我們中國受什麼影響，發生什麼樣的事件，等等等等。 比如說中國歷史上大禹治水是真有其事，西元前2019年的那次大洪水，是喜馬拉雅山底下一個冰川堰塞湖崩了」。
歷史和當下交織在他的頭腦之中。 在一種滿懷憂思的狀態之下，他重讀愛德華·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感到一種文明行將崩潰的危機。
新書《許倬雲十日談：當今世界的格局與人類未來》也是在這樣的心境下口述完成的。 序言裡，他緩緩說道：「我今天的發言是在我的病房裡面，這是醫院説明我在家設置的病房，幫我在前面開了一個吊兜，使得我從椅子提升到床上，從床上提回到椅子。 我自己不能動，要靠著機器幫忙。 在這種條件之下，我跟大家共同努力的時間不會太長久了。」
《人物》的拜訪發生在2021年11月的一個上午。 當我摁響門鈴時，他早已等候在客廳中央。 在大洋彼岸的這間現代公寓里，他的言談舉止中留存的是一種舊文明系統中的古典氣息，令人感覺在兩個時空中穿梭。
這種「古典氣質」，東南大學教授樊和平也深有體會：「那樣一種氣息，那樣一種氣派。 在他的眼睛里，一切都是平等的。 一方面就是他對所有的人，包括你們年輕人，都非常地尊重。 另外一個，他不會因為你是權貴，他就對你絲毫有一點添加什麼。 這一點如果不親身在場，可能難以體會。」
「我是個病人，所以穿了病人衣服...... 你不在乎啊？」 「我耳朵不靈光，聲音有點啞，沒以前亮了，你包涵點啊！」 許倬雲充滿歉意地說明，然後坐在桌前，準備開始談話，窗外是一片小小的草地，已是深秋，樹葉正在由綠轉黃，他的眼睛凝視四季、歷史和現在。
和年輕朋友說話
2022年剛剛到來的時候，許倬雲錄製了一段視頻，在全世界「被瘟疫所困」的日子里，他有一些「想對年輕朋友說的話」。
坐在家中的桌前，他双手交叠，唯一能动的那根手指一动一动——那是他说话时的习惯。这个生于战乱岁月的老人，平静地目视镜头，说「我一辈子没有觉得哪个地方可以真正给我们安定，哪一天会真正给我们安定」。
在这既短暂又永恒的风云变幻中，他想提醒「年轻的朋友」，要记得反省「我自己有没有作为其中的一份子，促成了这个风云变幻」，「我们不能完全安于说『我的日子好，就够了』，我们每个人要想想未来该怎么做，要想想现在该怎么做」。
2019年4月，也是在匹兹堡的这间公寓中，许倬云接受了作家许知远的访问。「那天我记得是有点小雨，雨蒙蒙，所以造成的风景啊，雨蒙蒙很有意思。」许倬云向《人物》回忆。太太孙曼丽说，他喜欢雨，喜欢长江。
以雨幕作为背景的谈话中，他谈到「往里走，安顿自己」的人生哲学；谈到全球性的问题，「人找不到目的，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于是无所适从」；谈到他对中国文化的信心与忧虑，「中国尊敬过去，注重延续，来龙去脉，这个是中国的好处也是中国的缺陷」；还有对未来的期许，「要人心之自由，胸襟开放，拿全世界人类曾经走过的路，都要算是我走过的路之一。要有一个远见，超过你的未见。我们要想办法设想我没见过的地方，那个世界还有可能什么样。」
犀利士 犀利士藥局 犀利士價格 犀利士ptt 犀利士5mg 犀利士學名藥 犀利士副作用 犀利士藥效 犀利士購買 Cialis 犀利士官網后来那期访问成为《十三邀》当年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我有个surprise，我没想到这么温暖的、热烈的反应，所以我就觉得我该尽义务了。」许倬云告诉《人物》。
虽然拥有顶尖的学术成就，但他从来不只是象牙塔中的学者。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为报纸撰写评论文章，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前所长、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向《人物》回忆：「那个时候他给我的印象就是，说话很有份量，然后他的文章在报纸上常常登在很重要的位置上。」
而现在，他所指的「尽义务」，是更积极地参与、回应现实。他相信年轻人，也能感受到，在这个纷乱复杂的时代，年轻人渴望向他寻求答案，「对他们我愿意舍得精力」。他相信个人行动的力量，想要告诉年轻人，「责任不是你担社会责任，你担你自己该负的责任，你担你对你相处的人的责任。」
后来他在《许倬云十日谈：当今世界的格局与人类未来》中说，「我盼望，我在世间走了这么一遭，有机会跟大家说这些话，使大家心里激动一点，本来平静无波的心里可以起个涟漪。小波浪可以造成大的潮流，推动大家不断地、一天比一天进步。」
在这天的访谈中，他提醒我，「我想讲的，未来的情况下，我们现在的文化能不能适应？将来做怎么样调试才合适？中国的缺点在哪里？西洋文化缺点在哪里？这个我要保留下来讲的，好吧？前面差不多了，你给我大概至少要20分钟左右。」
当我们真的进行到这个话题时，他变得极为严肃，「假如占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能找到一条路，这四分之一就可以影响到全世界」。此时已是中午，他应当休息的时间，老人已经明显疲惫了，但他不愿意被打断，「我认认真真讲，这是我最关心的事情」。
几乎所有人都能感受到许倬云的迫切。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是他的谈话对象之一，王德威专攻文学，许倬云则是历史学者，二人年龄相差24岁，过去他们主要因为学术讨论聚在一起。
「到最近一兩年，因為疫情的關係，我覺得他那個疏離的感覺、那個危機的感覺特彆強。」 在zoom視頻中，王德威告訴《人物》，許倬雲向他提出，能不能定期聯絡，他們約定一周通一次電話。
在定期進行的通話里，他們天南地北無所不談，「有關中國兩岸的華人世界的問題，他都非常非常關心，」王德威回憶，「第一次把我嚇壞了，我記得最開始他講兩個多小時滔滔不絕的，許先生，我說您九十幾歲了，您要不要休息一下？」
另一方面，王德威理解他，「那種時不我與的感覺，不只是年紀上的、健康上的，同時可能也是一種知識份子面對這個世界的局勢的那種危機感啊。 我覺得危機感是某一代的中國知識份子，是他們的血液的一部分，他們的DNA里的一部分，三四十年代（出生的這一代知識份子）。 所以那種緊迫感，用一種很俗的話來講就是感時憂國。」
離亂歲月的夢魘
1930年，許倬雲出生在廈門鼓浪嶼。 4歲時，父親由廈門海關監督轉任湖北荊沙關監督，為中國面對戰爭做準備。 3年後，抗日戰爭開始，他們全家隨著戰線遷徙，成長過程中如影隨形的是戰爭和死亡的陰影。
80多年過去了，許倬雲的太太孫曼麗告訴我，時至今日，他仍然會在深夜夢魘，「所以一個人年輕時候的記憶啊，真的是很深很深」，之後的人生經驗，「往上頭加，蓋不住」。
「懂不懂『過陰兵』？」 許倬雲向我提問。
「你們沒受過這種苦，你真的不知道，萬縣死了多少人，房子沒有了，人睡在街邊上，夏天，連著有幾個月，每個月每天晚上半夜三更全城大哭大鬧...... 看見死的人腦袋沒有了，腿沒有了，血淋淋地在這排隊走過去，像軍隊走過去一樣，就在你頭旁邊走過去。」
後來許倬雲曾在許多場合講起過這個故事——七七事變後，川軍戰士上前線途經沙市，母親帶著女工為戰士們燒開水喝，她看著這些不過十八九歲、臉上帶幾分稚氣的小兵，不由自主地口宣佛號，「阿彌陀佛，不知道這些人有多少還能夠回來。」
「很快地我們就知道什麼叫轟炸，很快地我們就知道什麼叫流亡，很快地我懂得母親所說的『不知道這些人有多少還能回來』，這個鮮明的印象，使我領悟到生與死的界限，以及個人與國家之間究竟是怎樣的關係。 當時年紀還幼小，不知道其中的意義，只曉得這些人成批成批地開拔出去，或許永遠不回來了。 這幕景象，從此切開了原本無憂無慮的童年。」 他在《回顧心路歷程》一文中記錄了自己心境的改變。
抗戰的經驗是他此生最深刻的記憶，只要講起這個話題，他總是會哭，有時哭得像個孩子。 這哭里有痛心，也有害怕，當年的恐懼到現在一直還在。
「日本人炮聲離沙市不太遠了，我們就要搬到老河口去，滿路都是人。 爸爸拉著老媽的手，媽媽抱著我，在江邊走。 沒有車輛，沒有什麼了。 公家準備撤退的車在下面，要走下去。 爸爸就跟娘娘說，真要（是）日本人殺過來，我拉著老八，你抱著老七（許倬雲），我們四個人一起（跳）下去，長江水......」坐在餐桌前，老人的聲音微微顫抖，哽咽得幾乎說不下去。
那時他還沒有上學，但是在這樣的離亂之中，他有了「中國不會亡」的信念，和對於中國文化的信心。 「中國的老百姓是好的，真是好的，危難的時候互相真是幫忙，真是到了死亡架在頭上的時候，真是互相幫忙。 日本人飛機在掃射，我們在萬縣，一個懸崖底下，公園裡面懸崖底下可以站幾萬人，大家以為日本飛機不能掃射懸崖，日本飛機就沿著懸崖，低飛。 馬上許多男人站到前面去，拿女人小孩推到後面，沒有動員，他們自己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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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他的生命中，經歷了更多的離亂和逃亡。
1948年，他們全家分幾批遷到臺灣。 他和二姐一家坐同一班船，如果搭早一班，就是永遠沉沒了的太平輪。 「所以我跟你講人生實苦啊，不能看見我自己苦啊，我看見離亂之世。 《世說新語》，怎麼樣講衣冠南渡。 東晉是衣冠南渡，到了岔路口，逃難群眾分兩條路分開，路口互拜，一別不知道哪天再見，大家摸著樹一起哭。 中國歷史上衣冠南渡多少次了。」
到了上世紀80年代，許倬雲開始寫作《西周史》，寫到最後一章，西周行將走向衰亡，他幾乎是流淚寫成，「看見一個秩序有理想地建立起來，但是糟蹋掉了」。 當他寫到《詩經》里的《板》《蕩》，十分傷感，「因為他們經歷的離亂歲月，跟我自己在生命裡親眼所見的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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