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在台灣沒見過雪，只偶而從有異國情調的小說或童話裡讀到，或從一些電影裡看到雪的影子，不免對雪充滿了神秘的想像與嚮往。1961年到美國留學，在中西部的密爾瓦基城首次見到了雪摸到了雪，當時的興奮之情，多少可從我寫的這首〈雪仗〉詩中看出：
隨著一聲歡呼
一個滾圓的雪球
瑯瑯向妳
飛去
竟不偏不倚
落在妳
含苞待放的
笑靨上
詩中的“妳”是與我幾乎同時到馬開大學唸書、後來成為我妻子的之群。密爾瓦基城在芝加哥北邊不遠，開車才一兩個鐘頭，但記憶中那裡的冬天似乎比素有風城之稱的芝加哥冷得多，風刮在耳朵上，比刀還利。當然也可能是因為那時候我們身上還殘存着亞熱帶的熱氣，驟然同北國的冰雪一碰撞，感覺特別敏銳的緣故。而屬於教會的馬開大學當時的校風相當保守，對學生的衣着有它一套要求，女生只能穿裙子不許穿長褲。從宿舍到教室短短幾個街口，中途還有幾個可避風暖身的藥房和商店，之群那兩節介於裙子與長襪之間的膝蓋，仍被凍得紅彤彤，讓在戀愛中的我，頻呼我見猶憐。
馬開大學雖是教會學校，我們兩人也都拿了學校的獎學金，但開明的校方從沒要我們上過一堂關於宗教的課，更沒要我們入教。我認識的美國同學似乎也大多不是教徒，至少他們沒同我提起過。校園裡有一座大教堂，但我們從沒進去做過禮拜。除了偶而抬頭看看它上面的大時鐘所指示的時間外，只有在鐘聲突然鳴響，高聳塔尖的十字架上的積雪紛紛下墜時，才吸引了我們的眼睛。但在我的記憶中，它的存在卻是同我們那段快樂的時光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多年後我寫一首叫《冬天的行板》的詩時，寫到最後一節：
當鐘聲在晚風裡
靜靜點燃
明明滅滅的星星
天空成了教堂
肅穆而莊嚴
浮現心頭的，便是那座教堂。
當時在馬開大學唸書的華裔留學生，多來自台灣及香港。男多女少的十幾個人，在異國相濡以沫，相互扶助，周末假日經常結伴郊遊，或擠在公寓裡聊天。特別是在風雪交加的日子，一群人圍着熱氣騰騰的火鍋吃飯吹牛懷舊，是相當溫馨的場面。理工科的同學大多有獎學金，雖然每月才一百多美元，節省一點也還可勉強湊合，無需花時間去打工賺錢。那時候除了一位攻讀政治學位的同學外，我們都是單身。這位同學的太太燒得一手好菜，夫婦倆又熱心好客，他們相當高級舒適的公寓便成了同學們的活動中心。而我為了省錢，同三位比我早一兩年從台灣來的同學，在學校附近合租了一棟老房子的二樓，兩人一個房間。房租很便宜，每月每人才三十多元，只是房子太過古老，走在地板上嘎嘎作響有如危樓，燒煤的暖氣設備更是簡陋，我記得冬天早晨醒來，鼻孔裡黑黑的全是煤灰.。那年頭根本不知道房客有甚麼權益，只知自求多福，用一件破汗衫蓋住暖氣出口，過濾過濾了事。更可怕的是廚房裡燒飯的煤氣爐一打開，躲在裡面的蟑螂便傾巢而出四處奔竄，每次都讓我頭皮發麻。那時候的雞又肥又便宜，每隻只要幾毛錢，同房間的同學胃口奇佳，每天下課後順路從超市買回來一隻白白嫩嫩的肥雞，用白水煮，除食鹽外不加任何作料，赤裸裸的雞味彌漫全屋，特別在門窗緊閉的冬日。他每次都吃得津津有味，我卻有好幾年一聞到雞味就反胃。
1963年夏天拿到碩士學位後，我到密爾瓦基城郊的一家大公司從事核能發電廠的設計工作，在離公司不遠處租了間公寓。六十年代的美國還相當樸實，許多人家還在院子裡晾晒衣物。那時我們已結婚，之群懷孕行動不便，出大太陽的周末我常幫她端着簍子到院子裡去晾晒洗好的衣物，覺得這種舉手之勞沒什麼大不了。偶然聽到一位鄰居太太指指點點對她的卡車司機丈夫嘮叨：“你看人家丈夫多勤快!”也沒太在意。十二月的一個寒夜，刺骨的冷風把停車場上的許多汽車都凍得斷了氣。第二天早晨附近的加油站忙得不可開交，到處是找他們發動車子的顧客。那天早上我剛好有一個重要會議，給加油站連打了幾個電話都打不通，正不知該怎麼辦才好，這位卡車司機老兄大概看到了機會，問我要不要他用卡車推我的車子，試試以土法發動。我感激地一口答應了。上了車還沒坐穩，他的卡車便猛然加速，頂着我的車子在一條高出地面好幾尺、還殘留着冰雪的馬路上狂奔起來。路面很滑，車子根本不聽控制，更不能踩剎車，只有雙手緊緊握住方向盤，眼睜睜看着兩旁的樹木直直向後飛逝，不知什麼時候會衝下溝去，任我怎麼大叫他都聽不見，或故意聽不見。這樣過了長長如一世紀其實也只不過幾十秒鐘的時間，他大概把一向受太太嘮叨的氣洩光了，才鬆開油門停了下來。我已不記得當時車子是否發動了，但這幕緊張如恐怖電影裡的飛車鏡頭，一直深印在我冰雪的記憶裡。當然這事也只能怪自己太健忘，沒記住在台灣課堂上聽到的一樁類似的惡作劇。教我們汽車原理的兼職教授是一位運輸軍官，經常開着吉普車到處跑。有一天在一條窄路上，一輛三輪車擋在他前面，任他怎麼按喇叭，都不理不睬不肯讓路，他一氣之下用吉普車頂著它在路上飛馳起來，直到氣消了才放鬆油門。“當我一邊超車一邊轉過頭去看那三輪車夫”，他對我們說，眼裡閃著頑童惡作劇的得意，“那才叫面無人色哪！”
在台灣時曾讀到美國詩人艾略特在他的名詩<荒原>裡的詩句：“冬天為我們保暖/覆蓋大地以健忘的雪。”心想它大概同李白的“白髮三千丈”一樣，都是詩人豐富的想像，當不了真。冷冰冰的雪怎麼可能為我們保暖？在同雪打過多年交道之後，特別是在風和日麗的日子裡，那些又厚又輕又柔又白的新雪，可愛得就像我在<裝置藝術>一詩中所說的：”引誘一雙天真的腳/去踩去沒膝去驚呼去笑成一團”。在開闊的野地上越野滑雪，更令人頭頂直冒熱氣，一點都不覺得冷。倒是有一年冬天我回到沒有雪的台灣，連綿的雨季裡那種又濕又冷的感覺，滲入骨髓，使我寫下了下面這些詩句：
忘了冬天
曾是這麼冷
這麼風濕
每個記憶的關節
都在
隱隱作痛
覺得艾略特的話一點都不誇張。在北風狂嘯、氣溫劇降的時候，積雪覆蓋下的一些動植物，因雪中大量氣泡的絕緣保護，而不致被活活凍死。
這幾年也許是地球氣候轉暖的關係，冬天似乎越來越暖和，雪也下得比記憶中的少。而冬天燒煤取暖更幾乎已絕了跡。不久前同兩個兒子談起當年在密爾瓦基城所過的雪花與煤灰齊飛的日子，他們都笑我又在那裡編造憶苦思甜的故事。我說我這可是在憶甘思甜。在那些年輕且充滿對未來憧憬的歲月裡，許多本來是苦的東西，現在咀嚼起來，竟都帶點甘味，如青澀的橄欖。
原載:香港文学(276期，2007。12)；世界副刊(2008.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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