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到奧斯維辛，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擎天的煙囪，正懶洋洋地排著黑氣。煙囪周圍是設計精密的工廠和監獄，約能容納四至六萬人。有好些穿著大衣的士兵呼著白氣，迎著貨車一輛接一輛駛進。那些貨車經過了工廠外的檢查後，緩緩地向著煙囪駛去，間或卷起了些塵，讓站崗的士兵稍稍皺一下。整個環境，安靜得令人不寒而溧。
貨車到了煙囪附近，士兵把貨物御下，心裡數著數量，手在簿子上劃了些符號。嗯，齊了，把他們帶進房間。於是，貨物被運到了小個個小房間中，並關上了門。過了好一陣子後，毒氣緩緩地從地房間的某處噴出來，充滿了整個房間。
那些貨物不是什麼，而恰恰是人──一個個活生生，有著自己精彩生活的猶太人。他們在過往的日子了裡，與孩兒在馬路上嘻戲，那時候，天空總是那樣的藍。下雨了，他們抱著年幼的兒子匆匆地跑回家，濕漉漉地兒子天真地注視著他的母親。誰知道呢？還有做研究的學者，或者意氣風發的生意人？剎那間，他們都變成了下等人類，被貨車運去毒氣室。他們扭曲了臉，他們思想著過往快樂的日子，最後發現越發難以呼吸，唯有死神在他們面前。他們連叫的聲音都失去了，一切發生得如此平靜，沒有血腥，沒有暴力，沒有尖叫，沒有腐爛，甚至，死亡也無擪可尋。
一車車的人類被送往高科枝的工廠，進行種族奢殺。死尸又被送去焚化爐，化為奧斯維辛著名煙囪的黑煙。共八十萬人，他們骨灰燃燒成的黑煙有幾多？在波蘭的某個集中營搜出了猶太人的頭髮共七千公斤，還有頭髮被織成衣物。我想，要是把那些尸體堆積起來，應該比任何山都高。可以想像，德國的士兵一臉疲憊，忙於把貨物送進房間，把死物送去焚化，而對於他們來說，這裡沒有屠殺，因為可怕的殺人畫面都被高科技所刪去。德個士兵根本不管集體擁擠的毒氣室裡面發生什麼事，他們甚至不敢去思想──在高壓和命令之下，只要像機械般執行命令便可，他們的腦袋很久沒有良心，甚至沒有了自己，於是與死物無異。
直到現在，在歐洲某地，還有一個地方，人們可以去看看被納粹所殺害的小孩，共一百來個。他們天真的笑臉被塑成面具，掛在牆上，與那個平靜的奧斯維辛形成巨大的對比，教人們難以忘懷人類過去的邪惡。這種一目驚心的歷史回顧使殘忍的屠殺深深地留在人們深處，寄望那些邪惡就不會再重演。
回想到五四時期的全盤西化，西方是以基督教、理性與法治定義的。那時，西方基督教的愛，廣為使用的法治與古希臘流傳下來的理性，霎時間土崩瓦解，留下了虛無一片。在這虛無上，瘋狂的納粹建起了野蠻的種族至上論，以人道之名而發展的屠殺技術以及恐怖的獨裁。
阿多諾說過：「在奧斯維辛之後，寫詩便是野蠻。」在納粹上台後，阿多諾、霍德海默、馬爾庫塞、弗洛姆等人組成的法蘭克福學派學始研究納綷，例如納綷為何能夠出現，這種思想來源何處，他如何得到人民支持等等。在這幾人裡面，最有藝術天份的乃阿多諾，他自幼習琴，更得過不少獎狀。但說他在演奏方面有才能，還不如說他作曲才能更高。在一九二三年四月，德國音樂聖地法蘭克福上演了阿多諾的作品，獲得巨大的反應──而他當時只有十九歲。陸陸續續直到一九四五年，他才放棄了作曲的工作，全心地投入了對納粹的思考和研究中。照理說，喜好藝術的人大多數熱愛詩，為何阿多諾要放下了追求藝術和美，反而去研究人類殘忍和惡的一面？還有，為何他說在奧斯維辛之後，寫詩便是野蠻？
自從那寧靜的屠殺之後，那根靜靜屹立的煙囪成了象徵。奧斯維辛代表了西方文化的滅亡。一切西方引以自豪的輝煌文化，最後得出了如此的結果，是誰的錯？在阿多諾的眼中，人已異化得對生命產生了冷漠。面對著好幾千活生生的猶太人，德國士兵冷漠地說：「你們明天即將成為奧斯維辛的煙霧，緩緩地噴出。」他們也許忘了他們同樣是人，一切生命在他們面對都失去了價值，他們的心中只有服從上層的指示。但為何上層是這樣做？他們不會去想，只會一味地認為是對的。事實上，高官們進行滅族的原因是雅利安民族至上論，他們認為其他種族乃世界的罪惡之源，除了把他們殺乾淨，沒有其他辦法令世界變得美好。多麼偉大神聖的理由，竟然可以無視人生存的權利。於是殺人者冷漠得不像人，被殺者的地位低賤得也不像人。
人被異化了，馬克思早就說了，但他說的是在資本主義發展下，工人的地位變得低賤而且生活千篇一律；而阿多諾說的異化，是以奧斯維辛為代表的人的異化。那些人不僅僅不讓人去下賤地生存，還要「不讓生存」。在控制室中，一顆按鈕可以殺死了好幾萬人，令人膽戰心驚的死人畫面不會出現在任何地方，按鈕的人或許還不知道他在殺人。人已經異化得失去了感情，良心已經失去了用處。這種非人的出現，可以不令阿多諾心寒和憤怒？
痛定思痛，是反思的時候了，是要揪出惡的根源了。無論阿多諾流了多少眼淚，苦哭多少場，於人類無用。詩人在痛苦時會寫詩，讓人讀詩裡的痛，使讀者感到美。然而，他所痛之事物乃人之惡，倘若寫成了詩，人們不是連惡也當作美來欣賞了嗎？同樣，奧斯維斯的煙囪可當作藝術品了，讓人感動了嗎？誠然，他明白希特勒意氣風發的演說具有藝術成份，因此使台下的聽眾如痴如醉，彷彿看到天人下凡──正是這種美，使人墮入了圈套，不能自拔地盲信希特勒。據說，某記者厭惡希特勒政策的殘暴，可他無奈地承認希特勒的演講時那炯炯有神的眼晴確實使人的靈魂充滿了力量，得到了一種審美上與信念上的滿足。然而，即使人民是受擺佈的，當他們供出猶大人往處時，他們應該完全明白，在那些猶太人面前只有虐待和死亡。為什麼他們能夠如此冷漠於別人的痛苦？這難道不是人性的墮落嗎？為什麼他們會墮落？阿多諾無法回避這些問題──除了沒有良心和人性的人，誰能夠回避這些回題？於是，他憤然說：「在奧斯維辛之後，寫詩便是野蠻」，並放棄了音樂，埋頭於西方文化的批評。幸運地，阿多諾並不是孤軍作戰，整個法蘭克福學派還有不少學者異口同心地開始批判德國納綷的發生，以及現代人冷漠的原因。最後，成績斐然。
德國有法蘭克福學派，研究納粹這一不可回避的命題，而中國呢？什麼時候會有組織，研究文革這一中國人不可回避的命題？零星的人文學者或者曾重視這個問題，卻發現毫無資料可用，沒有文革的回憶錄，也沒有那個犯人的懺悔，更沒有那些人作深入研究。然而，我們這一代人，正是在文革的影響下誕生的，文革給人們留下的潛意識是什麼，這對於我們透徹了解中國人的想法，解決中國人諸多倫理道德問題方面，是一個不可或缺的方面。
可惜的是，歷史和過去對於我們來說，好像離得很遠，好像與我們無關了，反思也不是我們的責任。現今這樣的一個年代：孩子看南京大屠殺，會情不自禁發出獵奇的笑聲；日本知識份子會為了所謂的民族尊嚴而偽告歷史，有些說從沒有南京大屠殺，沒有納粹的猶太人屠殺，從而名正言順地為日本與納綷「正名」；人們冷漠得對身邊的身視若無睹，對發生在別人身上的殘忍毫不關心，更不論對於善與惡的關心了，他們只懂愚昧地承認任何觀點，並且努力地適應當地環境，不論這是豬圈還是牛棚。怎麼？人的解放不是變得更有尊嚴，而是變得更適應世界，變加奴性十足。看來我們快要進化成阿米巴變形蟲，在高壓下扭曲身體，在自由下則放縱自己，在危險的情況下出賣人性，在專制的環境下出賣尊嚴。──難道在這樣的情形下，人們還能有心情能寫詩，把一切無知寫得美輪美奐，叫人愛不釋手？
幸甚，德國這個納粹誕出地在好些公開懺悔，但日本這個屠殺者還在死守孤城，受到各地──特別是中國，韓國──的批評。前些日子，日本首相公開拜訪埋葬二戰日本士兵的靖國神社，引起中國的批評與韓國的抗議。中國一向是個善忘的國家，但這並不意味著他是寬容的。對於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一事，韓國學生甚至上街游行，而中國學生還不是乖乖在大學裡考試和做作業？自從六四以來，中國學生變得「老實」了，這多虧了教人以適應任何環境的教育。高中時，老師教會我們，忍受非人的學習生活，因為過了這段時間，我們便可解放了，我們便可以永遠別離這些可怕的生活了。當然，畢業的學生忘記了他們過往的痛苦，忘記了一切中國非人教育的可怕，忘記了還有好幾百萬日出而讀日落補課的學生。中國人把自己和別人的痛都忘了。
我經常把納粹的德國與中國的文革相比較，發覺出奇相似。同樣地，毛澤東的演講俱有出奇的魅力，讓人民聽了不自覺地相信這人便是真理；同樣地，文革壓制一切反對的聲音，無限誇張把知識份子的思想與叛國、出賣人民相聯繫，或者殺害，或者投其入牛棚，進行可怕的思想改造──所有知識份子需要知識過關，即是是否盲目相信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主義。在文革，我還看到了種族主義，只是中國的種族主義是紅五類黑八類，以父母職業為準，而不是以真正意義上的種族以準。還有，思想鬥爭被引入了社會甚至家庭，兒女鬥知識份子父母，將其毒打，罵其為資本主義走狗，並把他們交給政府部門，進行思想改造。這種思想改造與洗腦無疑，把一個個有良心的人折磨得反叛自己的觀點，唯唯諾諾地支持文革，支持兒女鬥父母，還要說鬥得好，我愛毛主席。更有不少慘無人道而又多采多姿的行為，去異化人的思想和良心，一時不堪記。
這些殘忍和冷漠，我認為是奠基於人們對自己所作所為絕對的信心。正如納粹下的德國人認為猶大是該死一樣，文革時的紅衛兵同樣以為他們所作所為是對的，並相信他們運用任何手段以達到目的也是正確的，無論是人道的還是非人道的。因為他們不把這些所謂敵人當人看，於是折磨人的手段層出不窮又可怕至極。在他們做出於心難安的事時，在前方迷糊的真理好像又給予他們理由，然而，這只是良心之門被掩上前的少少光。有些人更過分，他們並沒有什麼革命熱情，例如紅五類學生（通常都是沒有文化，成績差的一些），平時看不慣某些成績好的同學，便引毛澤東的聖言欺負同學；而社會中，各種小人如雨後春荀紛紛湧現，同樣引用毛語，刻薄對待仇人或者他們討厭的知識份子。在這樣的社會中，一切無道理可言，只有陰謀和冷漠。
文革中還有一個奇突的畫面。在這抄家成風，於所以涉及資本主義的人殘忍對待的時代下，我發現，最積極的人中不少是女性，而且她們所作所為有時還讓男性忍受不了。女性公認天生比較有同情心，在文革時，她們卻成為積極於殘忍行為的人，為什麼？高高在上的江青那付堅強的様子，在毛澤東無暇時，站出來帶領革命，那種一反過去女子軟弱無用的形象，使一種女性解放的思想蔓延開去。說是女性解放，毋寧說是「男能幹，女也能幹，而且幹得更好；但月人能生孩子，男人不能」，於是，這種江青為自己掌權而準備的觀點，被不少無知少女所引用。為了證自己真的能幹，在抄家及搜索所謂資本主義風氣時，女性加強了敏度感和積極性。舉個例子，著名的翻譯家傳雷，正是被幾個女性帶頭的紅衛兵搜家及鞭打，到了後來，還是男性在提出離開，那幾個帶頭的女子好像還有點依依不捨。
女性位置好像被提升了，但這只是一個諷刺──正因為她們認為男人處處比較強，她們才要拼命地學習男人，並要追過男人。然而，這被證明可能的。因為男人總是在體力上有優勢，而女仔卻在注意力上有優勢。這裡女性解放的意識，其實只是一種簡單的男女相等的觀點。同期，在美國女性解放運動初期，一様出現了這種男女相等的觀點，並普遍受到女性青睞。如果不是先天地有男人勝於女人的意識，她們必不會如此逼切要證明自己抵上男人。一些文革照片中，女性和男性穿著同様的衣服，剪相同的發型，同様地上山下鄉勞動──這也許是個證明。在文革中，母性被扭曲成殘酷，少女對情感的需要被改造對別人認同的需要，於是出現了積極的女紅衛兵。
馬克思說，歷史通常會重覆兩次，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鬧劇。納粹式異化的獨裁統治，經歷了斯大林，到了文革，同一樣的壓制，同一樣的為了所謂埋想和神聖而對生命冷漠，怎麼重覆出現了三次？經過鬧劇之後，文革是算是什麼？運用魯迅先生的一句說話，「中國沒有悲劇，中國只有慘劇」。慘哉慘矣，其慘之極，其慘之久，怎樣也算不清楚。從祥林嫂，中國人一路走，經歷了義和團，袁世凱，汪精衛，蔣介石，毛澤東，慘慘淡淡地走到現在，我們並沒有找出一切無知與邪惡的原因，反而在進化成阿米巴變成蟲，適應任何異化的環境。
在奧斯維辛之後，寫詩便是野蠻，而文革之後，矇矓詩和唯美詩諷刺地如火如荼地出現了，甚至成了人民心靈慰藉的物品。新一代人品嚐著前一代人的痛，並引以為美，浪漫地呷著，無視當時中國人的無知以及殘忍──這些詩成了人們的麻醉劑，好叫他們忘記他們所作的殘忍或所忍受的殘酷。我想，現在是醒醒的時候，需要把自己好好看清楚了。德爾斐神殿外的那句神言，從古希臘留到現在，定非偶然的。
文革之後，認識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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