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失的拼圖碎片 　　我倒認為這條路沒什麼特別，看上去平凡無奇，不修邊幅，你看看也可以，那就走吧，可我不擔保我不繞路。不過我想，對此你早已知曉。（《繞道》，2005年1月） 　　你嘴扁了，嘟嚷著我又再次離題。關於人生的意義，我無法多說。誰有權逾越上帝的目光？我們的思考要是只能引起偷笑，何不多加躲避？你知道我沒有辦法回答你的問題，但答案已隱藏在離題之中。（《離題》，2001年10月）

1,335愛的鼓勵 1訂閱站台

　　中國有些學校一直也打著民主的口號，其實質內容就只是意見制，讓學生提出意見，學校改進。有點像以前的上京告御狀，路途遙遠且不知狀紙會否真的被皇帝看到，看到又不知會否得到重視，意見是否被那裡掉失了也不可知。而且皇帝是否包庇，是否公正也不可知。

　　我學校剛開學時，在各宿舍底樓有幾張赫赫的大紙寫著：很多女生提議在宿舍大樓放一張大鏡子，方便整理儀容。第二天，真的有大鏡子豎了出來。學生們便開始討論著這學校的好，說這學校聽建議，領導十分聽民意。

　　領導聽民意，本是應該的，這樣小小的讓步給他們如此大的感動，我以為很是可悲。他們有一種想法，認為我們進來就要完全按照這個校規做事，即使多無理也是要服從的，畢竟是我選舉考這個學校的。如果校方為了學生改變了一些，就是很偉大了，很通融，很體貼了。我一直對這種想法不以為然。

　　學校應該是學生學習的地方而不是校長管理的地方，換句話說，學校之所以為學校，是因為其不是企業，更何況現在企業都以激勵為本，盡量滿足員工的要求來提高他們的滿意度，進而使創造力更強大。事實上，現在很多學校像教堂，只有「你要做什麼」，沒有「為什麼我不可以做」。這裡一是服從，一是離開（「要是你對我不滿，離開好了，誰希罕？」），有些好似條約的要求學生簽字，彷彿是契約，其實我們是不能改變任何條約的，因為不是簽字答應，就是拒絕離開──這和強權還有什麼分別？（不要想去告御狀了！太理想主義）像文革時期，你不是馬克思主義就是修正主義，就是資本主義的走狗，於是人們的不滿就被恐嚇和要脅壓了下去。

　　現在的學生和中國古代的人民十分相似，被動地日盼夜盼一位清官出現。他能勇於面對強權，他能代表學生說出他們的聲音。只可惜，肯負責任的清官和勇於面對高官的領導實在太少了，和怕負責怕批評的官員比起來只是鳳毛麟角。這正是我們可悲的地方，永遠地期待著英雄，正是因為我們身邊的人太小人，為了學校或高層一些聲譽之類的虛名勸服我們就範，還是要我們體諒他們，「畢竟我們負不起這個責任啊，你們就幫幫忙好嗎？」

　　阿多諾把反抗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的消失歸結為他們失去了自己的階級意識，而且公會更趨向服從中產階級的利益來使工人妥協，多於手執工人的利益面對上層人員。現在的學校也是如此。所謂代表學生的學生好像學生為本，向學校要求這個那個，但學校一表現出難做的時候，學生會又只好叫學生忍忍，反正會習慣的。學校可以對任何事都表示難做，或者用更有效率的方法，即使「為學生好」。這樣，他們高而下的狀態加上所謂「為學生好」的體貼精神也就讓學生全都失去了原來的生活，變成了全校一樣的規律。其實把我們改容成一個樣子也是對學生好，畢竟沒有學生因為自己難看而難過，不去好好認真讀書了。這就是所謂的民主嗎？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想學校便得更加適合我們的生活習慣，只能被動地盼望上天給我們一個好的校長，一個重視學生的生活環境多於學校聲譽的領導人降臨。但是這位彌賽亞救世主什麼時候來到，不知道。我們只好盼著，像猶大人一樣伸著脖子等待著，有可能當我們畢業了，離開了，這位救世主都沒有降臨。天主教基督教說耶穌就是救世主，但猶太教絕不承認。為什麼？如果救世主已經降臨了，那還有誰來拯救我們？所以只好在夜裡的床上，騙著自己彌賽亞明天就會到來──這少少的希望延續著這些無望的生命。

　　不管怎樣，這裡還是有人活得好好的，十分喜歡熱愛學校，樂意服從任何規定的，像泥巴一樣，被人們怎樣倒摸，就出現什麼樣子，而且都是快樂的。像我上面談到的，他們看到一點意見受到接受了，就感動得很，但是有多少意見石沉大海，他們是永遠想不到的。以小人的心，他們會覺得並沒有人感到不滿，有感到不滿的都是壞學生，都是麻煩的，不聽話的。有些神父用這樣證明有神存在：一些信徒因為某些外因，而趕不及坐船，最後船沉了，可見他們有神保佑而得平安。我要問，有多少個信徒在所有的沉船中死去呢？他所說的只是極少數，由此並不能得出有上神保佑的結論。同樣地，只有一張張揚的鏡子放了出來，絕不能證明學校是什麼民主的或是聽從民意的，而且使用這樣的誇張來證明，反而有點像是用來騙人的廣告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