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想引用一篇在澳門日報上的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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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抵不了錢
西方報業在追求利潤的過程中形成多元報道的風格，讓各種利益在意見市場互相競爭制衡。傳統儒家知識分子本質上重義輕利，自命清高，把錢財叫做“銅臭”，不了解也輕視市場力量。但到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後期，多數報人和學界認識到市場的意義，重視報紙管理和廣?經營，他們不反對報紙商業化，但反對報紙庸俗化和媚俗傾向。
用谷德納的話來緕述，他們是“文化機構”的成員，以追求社會公益為目標，不是所謂“意識工業”(Consciousness Industry)的代理人，孜孜爭逐個人和市場利益，以致受到權力和錢財的腐化。儒家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老師，居高臨下，以提供專家學者的權威為榮；但西方媒介工作者自認是專業人士，不是知識分子，與受泷地位平等，他們在理念上和形式上盡量不摻雜意見於新聞報道裡，以吸引最大多數受泷的赠睞。
【《超越西方霸權——傳媒與“文化中國”的現代性》，作者李金銓，牛津大學出版社】
市場開放和經濟全球化，將中國的知識分子推到了一個傳統與現代、理想與市場的分水嶺。往左走，還是往右走？這個掙扎過程非常痛苦。當“市場”愈來愈被人接受，自命清高的知識份子處境也就愈來愈尷尬、愈來愈寒傖。
在華文報業市場上，香港已經被攻陷，臺灣在苦苦支萦，澳門前景未卜。
至於中國內地，嚴封的市場下是蠢蠢欲動的鼓譟，瀰漫覑開放前夕的忐忑和不安。其他的媒介，則已經完成了這個痛苦的身份轉換。最近的新聞報道說，中國電影業苦捱了十年，終於吐氣揚眉。贏得市場的同時，也意味覑中國的電影人成功地卸下了儒家知識份子的身份。
被內地知識分子大罵淺薄和“藝術水平不高”的《十面埋伏》，是去年內地的票房冠軍，在國外也大受讚揚。導演馮小剛談成功之道，他說，中國人最不缺的是思想，最缺的是娛樂。何止，中國的知識份子轉換了身份以後，不但可以娛樂國人，還可以娛樂外國人。但是，這語調怎麼也聽不出成功的喜悅？
也許，知識分子看世界的透視點下調了，從居高臨下降到同一平面，他們所展示的世界更接近普羅大泷，也更容易被接受。但是，在內心深處，這些最終選擇“投海”的知識份子，還是承受覑傳統思想的折磨。《可可西里》的導演陸川，是中國電影業的新生代，他說，希望他的電影可以影響中國人。
愛 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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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本篇文章，可能會認為作者的意思是支持電影娛樂化和商業化，並將兩者接連在一起之後，熱烈歡迎電影作者的商人化，高度認同了人們對電影娛樂的需求。文章的題目是＜清高，抵不過錢＞，其言下之意即：「當“市場”愈來愈被人接受，自命清高的知識份子處境也就愈來愈尷尬、愈來愈寒傖」，一個如何清高的人最終還是要看錢的臉面做人。 接著說論證市場觀念如何深入民心，不再從電影中尋求人文關懷的製作者如何「苦捱」了十年，才能得到這些以娛樂為主的市民的認可。
作者當然認為這是一個好現象，否則不會用「苦捱」這一詞語來描述中國電影業走向商業化的路中所付出的忍耐。他引用了馮小剛的文章之後，接著是一個反問：為什麼這種語調聽不出成功的喜悅？電影製作者擺脫了儒家知識分子的身份，終於可以名言正順地製作商業片和娛樂片，為什麼還是悶悶不樂？而他的答案已經埋在整篇文章之中了：「在內心深處，這些最終選擇“投海”的知識份子，還是承受覑傳統思想的折磨」。
進入商海的知識份子，尚在背負著傳統的思想，他們還反叛得不夠徹底，他們還有人文知識分子的良心，而這是不應該的。清高抵不過錢啊，良心比不過錢，還是乖乖地接受市場的邏輯吧，別搞什麼良心搞什麼生命的意義啦，弄點笑料弄點宏大場面讓觀眾過過癮豈不更好？聯繫到文章的開頭，此文作者倒是想把電影知識份子的商業化推廣到其他地方，為知識份子在投海一關中寫下通行證，從此商業和人文彼此連接，大家不妨都來投海做個商人。社會允許這種轉業。不用悶悶不樂，什麼良心什麼人文關係，就讓它去吧，既來之則安之。到市場就要講噱頭，而不是人文關懷，我們要看市場做事，而不是看良心做事，懂嗎？這可是好事，你們「成功地卸下了儒家知識份子的身份」！
本文最中心的一句是「被內地知識分子大瘗淺薄和“藝術水平不高”的《十面埋伏》，是去年內地的票房冠軍，在國外也大受讚揚」，當此句上下倒轉之後，意思會完全相反：「去年內地的票房冠軍，在國外也大受讚揚的《十面埋伏》，被內地知識分子大罵淺薄和“藝術水平不高”」。愛瑪的語句安排背後的意思是，藝術水平不高的電影怎麼會在國外大受讚揚？這種矛盾的原因是出於內地知識分子的問題；而我句子倒轉之後，其意思則是把矛盾的原因歸結是國外批評者水準太差。愛瑪很有計劃地把國外的讚揚放在絕對的標準的，似乎是國外的商業邏輯更勝國內一籌，這與市上的西方中心主義惜惺惺相惜，極易引起人們的信服。－－這些都是修辭的力量。
每一句話每一個次說服每一次表達都是一句修辭，修辭學研究言語的運用，受述者對特定的修辭的反應。劉亞猛這本＜追求象徵的力量＞闡述了這個道理，而且追問，雄辯與事實有什麼分別？雄辯和事實在敘述上有什麼分別？是什麼使人們認為一定的修辭是事實，另一些是雄辯？他這本書談論的比這些更多，但我對雄辯和事實的區分這項論述最感興趣。人們認為事實就是最簡樸最直接的描寫手法，但這種直接和直白也是修辭的一種吧？一個熟悉修辭學的人當然懂得運這種修辭手法修繕自己的說話，如愛瑪那樣，把言語的次序安排好，就容易使人信服他所談論的一切，使人不再對知識份子有什麼要求，推而廣之，使人不再對人類和自己有任何要求。修辭可以為人們的真善美服務，也可以為納粹服務，當時有位著名的電影藝術者就塑造了一場極為煽動和讚美的電影，增加了納粹在精神上的渲染力量。
透過鮑曼的思想和milgram的研究，我知道了，獨白式的敘事會導致排斥和紛爭，而多元的敘事和多角度的討論開啟了人們的良心，但同時也為獨裁唱著讚歌。鮑曼在＜現在性與矛盾性＞中極力討論這個問題，建議用協同性代替冷漠的寬容或寬容的冷漠，我也認為這個問題亟待思考和追問。
我不能否認，我的任何一句話都是奠基於我的視角，正如望遠鏡中的景色由他的架子決定一樣。最近讀的一本有關修辭和敘事的書中說：「由於我們就個世界的敘事本身強化或修正了我們的意態信念和我們對這個世界的闡釋，因此，我們在關於這些敘事的持續的談判中下了一個非常大的賭注。」所以在政治上和社會上，弱勢群體需要更多的修辭力量，需要更多的文化資本，而這恰恰被中層階級所占據－－布爾迪厄準確地指出了這個問題。
站在海邊，看著靜穆高貴的海慢慢拍打著軟沙，與此同時，背後的風景就付之闕如了，更別論會想到海洋兇極飢渴的殘暴一面。每說出一句話就隱匿了一幅背景，每確立一個關係就拒絕了其他可能，每澄清一個感覺就埋沒了其微妙的一面，正如使用人工語言會抹煞日常語言中的味道（如雙關語等）。維特根斯坦說人類的智慧是有限制的，只有劃了範圍才能確定術語的含義，才有「客觀」的科學，然而我們無法脫離限制談知識，正如車子無法在沒有摩擦的冰上行駛一樣。
為了讓微妙的和不可言說的情感和體驗有自己的位置，我選擇不斷離題，不斷繞道。這裡再沒有主題，每一個都是主題；這裡再沒有捷徑，每一個都是捷徑。展開所有的話題，展開所有的道路，或用言語，或用微妙。我最近迷上了離題和繞道：沒有一個政治家可以利用離題的人和思想，沒有一尊神可以接受一個繞道不回正途的人，而這些人最終也不會變成雕像。
正途也是繞道，繞道也是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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