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如果可以，猶太委員不願意任何一個人死，但選擇是由納粹決定，他們通過控制資源和規則決定了選擇，使理性的人作出一個有利於納粹的決定。理性的選擇就是交出一百個人來換取一千個人。資源和規則被壟斷的情況下，理性成為左右為難的東西，一方面它可以真的為人帶來一些好處，但另一方面它也一步步引導著他們走向滅亡。
大屠殺通常被想像成失去人性的行為，否則沒有人可能做到如此喪心病狂的事：屠殺六百萬猶太人。過往出現在人類世界中的罪惡都是緣起於秩序渙散，然而，這次納粹的大屠殺卻源自完美無缺、無可指責且未受挑戰的秩序和組織。普通人以為那些不理性行為是由於缺乏文化的野蠻行為，但我們看到，恰恰是因為文化的進步，官僚制度以及道德的技術化使人們更容易做野蠻的事了。這不斷令人深思，在一個組織良好的官僚制度中，在一個規則和命令都沒有受到挑戰的邏輯怪圈裡，有什麼方法可以使道德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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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學初探
米拉格姆在１９７４出版了他的一項研究，轟動了世界。他請了很多人參與了一項實驗，志願者將去一個實驗室，裡面有身穿研究服的工作人員叫他們強行把受害者的手放在所謂實施電擊的鍍版上，結果發現，只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堅持到最後。當命令改成扳動控制桿代替抓住受者害的手時，堅持到底的百分比上升至四十。如果把受害者藏在一堵牆之後，「笑到最後」的被試者百分比激升至百分之六十二點五，要是連聲音也隔絕的話，百分比進一步達到百分之六十五。米拉格姆的實驗富有說服力人說明，在受害者與加害者之間插入任何阻隔或力量，將有效地使加害者的道德泯滅。
一個加受者在看不到受害者的情況下，很可能告訴自己的所作所為並沒有導致任何痛苦：加害者避免直接地看到了受害者的痛苦，於是可以通過種種方法來使自己良心安落，快樂生活。在牆的這一邊，加害者與科學研究者在一起，由於答應了進行實驗，加害者的道德責任轉變成技術責任，也即是完成任務的責任。同時，由於科學代表著一種崇高的真理，能夠使人忽略所作所為的後果，有效地遮蔽了加害者的道德力量。在牆的另一邊，受害者被孤立，沒有人在這裡幫助他，挑戰科學家的權威，或者打破實驗室的籠罩。身體的接近以及一直以來的合作使加害者站在了科學的一方，他們產生了一種群體情感，令加害者自己覺得與受害者並無直接關係，至於受害者，則由於被客體化而變成了任人宰割或實驗的大自然，失去了道德的訴求。
進入了這種代理狀態，就意味著進入了一個邏輯怪圈，如果不承認自己是有罪自己的行為是有問題，就沒有辦法跳出這個高築的籬笆。當受害者被要求加大到一定電壓時，問題就出現了，如果他覺得一百伏電壓會對受害者做成創傷，為什麼在九十五伏時不拒絕合作呢？加害者為了證明自己從一開始就是對的，會聽從研究員的命令，不絕地加大電壓，最終使受害者痛不欲生。很多人都一廂情願地以為自己是對的，於是大部分成了大屠殺的一員，別說仗義勇為，要求他們不加盟納粹也不太可能。
誠然，米拉格姆的實驗有一個重大前提，那是存在唯一的命令和唯一的命令者。當他改變實驗的這項前提，引入幾個科學家時，且意見分歧時，被試者絕大多數拒絕服從，即便是最冷漠的人也無法堅持到最後。多種聲音，且對實驗的不同理解，使行動徹底癱瘓。「這樣修正後的意義很明確：違背自己更好的判斷和自己良心的聲音來行事的傾向，不僅是權威性命令的功勞，而且也是暴露在專一、明確和壟斷的權威之源面前的結果。」
在米拉格姆的實驗中，我們看到社會的設計乃是導致邪惡的重大原因：專一明確且壟斷的權威，崇拜科學加上官僚制度使道德技術化，受害者與加害者的距離掃清了邪惡行為的障礙。此幾項原因皆迴異於人的品質問題，而是社會問題，在一個社會設計中，在一個上下有序且不無人挑戰的社會中，普通人很容易會服從，並且透過種種理由讓自己良心好過。
在齊姆巴多的實驗中，我們可以深刻地明白到，縱害殘酷並非單單源自參與者的邪惡，而是源自邪惡的社會安排。鮑曼在書中如此介紹了齊姆巴多的實驗：「自願者被隨時分成犯人與看守。兩邊都發了代表其身份的象徵性裝飾。比如，犯人戴著很緊的帽子表示光頭，還要穿著使他們看上去滑稽可笑的長袍。他們的看守則身披制服，眼戴墨鏡，讓他們的眼睛不為犯人所見。兩邊都不允許稱呼對方的姓名；嚴格的非人格性成為規則。並且開列了很長的總是羞辱犯人和剝痽他們個人尊嚴的細小規則。這就是實驗的起始點。而接下來的發生的事情則大大超過了設計者想像力的範圍。看守們（任意挑選的大學生年齡段的男子，且經過仔細地甄別以防止任何反常的現象）的積極性無休無止。......在看守身上被認可的優越性表現在犯人身上就是服從，這種服從又誘使看守得寸進尺地使用他們的權力，而這在犯人那邊則當然又折射出更為嚴重的自卑......看守強迫犯人一再地唱淫穢歌曲，在不允許倒掉的便桶里解手，光著手打掃篶所；這些事情他們做得越多，就越使他們確信犯人非人的特徵，而在創造與施加更駭人聽聞的野蠻手段的時候就越發少地感到有所約束。」
斯文端莊的美國男孩就一下子變成了魔鬼，幾乎只存在於古拉格或奧斯維辛中的殘酷魔鬼，因害怕對被試者造成身心上的創傷，此項實驗在實行一半時被終止。此項實驗讓齊姆巴多他們大為震驚，美國男孩一下子從文化人退化成野蠻人不是因為文化不夠，而是因為社會被設計成兩半，一半對另一半有絕對的權力，此一半運用權力或改變規則便可使另一半完全非人化。人的尊嚴越是被剝奪，殘酷越是通行。邪惡的社會設是邪惡的通行證，鮑曼認為，不道德必然是社會性的產物，必然是權力極端分化等社會性的結果，在生存還是道德的二難下，很多人心安理得地選擇了前者。
身處危機四伏的社會中，除了要設計一個權力均衡且相互尊重的社會之餘，令人最為寒心的是那些自我安慰的話語。把所有問題歸為社會問題，這恰恰又使某些人有理由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辯護，用理性或技術化道德的語言來開脫自己的不是之處；讓良心安落的話語正是牆這邊的人對牆那邊的受害者施加的冷漠，也是因為這種冷漠，鋪成了通向古拉格或奧斯維辛的道路。現代社會中，道德被技術化，我認為，反抗現代性冷漠的其中一個出路也許是重召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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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哲學
現代性崇尚科科學思維，認為理性是唯一合理的東西，理性使控制成為可能，也使文化出現，使西方文化獲得優於野蠻人。但最後它走到了自己的反面，在奧斯維辛中將文化中野蠻的一面完全展露出來；並不是文化人的人品有問題，而是西方最為自豪的園丁觀加上官僚制度導致了殘酷得以出現。文化並不是抹去人野蠻的一面，人多多少少都潛伏著一個艾希曼，很容易在與受害者距離增加的情況下做出為常人所不忍的事。在園丁觀、理性思維和科學家萬能這些觀念尚存的社會中，唯一可以對抗的方法不是放縱情慾（這反而是是在另一個方面默認為了納粹屠殺的合法性），而是超越現代性中理性／感性的對立，尋找一種克服距離的道德。
我想，如果在猶太社區中的猶太人或其委員沒有根據理性去從前提下選擇的話，他們可以反抗，雖然不一定能拯救同伴（理性思考），但這是道德的。反抗也許是死，對於一個正常人來說，這是不理性的。但服從納粹的規定使猶太人內部分裂是理性的嗎？一個理性的人唯一考慮的是在一個前提下，如何抉擇可使效用最高。但道德並不如此，他並不考慮效用和利益，他只是做。
康德著名的絕對命令類似於上述那種道德的概念，但由於他強調了理性以及社會的改造，因此需要改善。絕對命令是道德的命令，人們服從道德並不是為了什麼利益，因為道德的是絕對的，如果追求道德是為了什麼東西的話，例如權力，那麼不追求權力的人就可以拒絕追求權力。絕對命令是一種命令，是一種必須接受的權力，因此是控制的卻不是解放的，甚至有可能造成一種園丁觀。列維勒斯提出的道德可能是試圖運用猶太人的傳統來解決康德的道德問題。
列維勒斯說他人是一付面孔，就是樣子嘛，當看到他人的面孔痛苦或難過時，我們會產生一種責任，似乎是想幫他們解決問題。面孔是屬於別人的，他十分脆弱，只要狠下心來誰都可以在牆後加以傷害，但面對著這付無力的面孔時，面對著這種沒有權力的面孔時，人尚感到有責任。這就是道德，是一種透過人類學的意義上來探索的道德－－兩個人面對面的相遇先於一切社會構造，當社會學家否定前社會的道德時，鮑曼透過列維納斯看到了前社會的道德，看到「與他人相處」時所產生的行動情境、行動者處境等等的環境中，一個人的行為被刺激去某個特定的方法。即「與他人相處」的道德。
克服距離的道德即是接近的道德。列維納斯說接近就是責任，責任就是接近，當一個人接近他人時，他為他人負上了責任－－這種責任是無條件的。責任並不依賴於對他人的了解，更不依賴於對他人有所圖謀的意圖，因為道德是先於知識和意圖。道德不是互惠，互惠是他人的事，一個道德的人不會想到別人的報答，所以列維納斯說主體之間的關係是不平等的：在別人答允互惠之前，我已經為他們負上了責任，我會因道德而替他人死，但不會為互惠而負上別人的責任。互惠沒有意味著接近，互惠是理性的，考慮到付出和回報的是屬於經濟理性，在互惠的條款結束之後，就沒有必要付出。接近意味著責任，要克服距離的社會生產，透過想像和同情等等非理性的範疇可以使相隔非常遠的兩人頓時接近起來。
整本《現代性與大屠殺》主要地思考了社會的發展如何使人能夠做出以前人們無法做到的如此大規摸的大屠殺，邪惡的社會設計又如何使一個原先端莊的人變得狂暴。要是如此，道德很有可能會違反社會準則。道德或行為準則經常改變，但道德是先於社會的；在與他們相處的情況下已經出現了，但社會卻會利會或扭曲道德，例如將其技術化等等。在特定的社會下，要解決道德問題，很多情況下要否定社會流行的觀念。這是為什麼鮑曼引用麥克唐納的話說，我們應該慎防服從法律的人多於反叛的人。服從的人當然會服從正當的社會規範，但同樣也會服從不當的，如果社會真的如上所述所樣導致冷漠的蔓延和殘酷的解壓，那麼這些服從的人很可能又重複當時納粹工作人員做過的事。
如果服從是沒有錯的，那麼艾希曼或納粹分子為什麼會在戰後被判刑呢？如果他們勝利了，他們會否被判刑？勝者為王本來是諷刺那些不仁不義的君主，在現在卻成為不仁不義的理由，這難道不又是語詞中性化－－也即是說道德失落的現代性嗎？尋找一路通路道德的路－－在中國的語言境中－－等於尋找一條做人的路並隨時留意著社會上在正距離化什麼人，而在接近人類的此時，我卻感到無比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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