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講究效率的納粹大屠殺需要一個有關的組織為其服務，這個組織不單單唯命是從，而且以完成任務為豪。透過這個組織，納粹避免了猶太人的反抗，也避免了工作人員的反抗。這是一個怎樣的組織？「權威就是正確」的官僚體系正是這樣一種體系，所有人以服從為豪，而且，他們的良心讉責也因官僚制度的特殊結構而抵消了。
二戰之後，納粹的殘酷被展現在人們的面前，頓時，人們被巨大無邊的恐懼所震懾了。黑白照片上的死人堆，那些屍體因為沒有人處理而產生惡臭，路過的人都不禁捂著鼻子。六百萬，一個個活生生的人，足足有六百萬猶太人被殺，真不敢想像那些屠殺者都是些什麼人，竟然可以親手殺死如此多人。一張張不同的臉，一個個不同的身驅，是怎樣的心態才可以忍心殘殺如此多無辜的可憐人？因為常識無法理解，人們普遍把那些納粹分子比作變態分子，心理不平衡又或者是因為極度的仇恨才可以如此殘忍。他們是變態的，是不正常的，出現的機率非常低，作為正常的文化人不需要再害怕，一切都過去的，一切都是偶然，所以不再需要去思考是什麼原因導致這種驚天泣地的邪惡。用一句變態就可以推開一切反思的責任，好像自己是清白的，是無罪的，比那些猶太人更無辜，如果有少少良心的不安就本能地用各種理由去掩蓋。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邪惡？一種觀念認為那是文化程度不夠的人心中的野蠻暴發出來導致的，但納粹的整個機構中，有這種狂熱和殘暴傾向的人只占少數，通過種種紀錄，我們知道他們並不熱衷於血，而且對猶太人的仇恨並不深。據統計，納綷上台前的德國存在的反猶主義並不比其他國的嚴重，而且另一個統計說明了大部份納粹體制中的工作人員都是心理正常的。
現代管理理論的誕生為納粹做了不少好事。分工和專業化，先進的技術和合理的安排為大屠殺奠下了厚實的根基。屠殺計劃被分為很多部分，協調運輸的，研製新型運輸工具的，建造集中房屋的，處理文件的，管理下屬的，調配毒藥的，所有都被合理地安排，每一個人各佔其中一個部分。坐在辦公室裡處理文件的人，眼前的工作是如何安排人手和金錢，他們很少意識到這是屠殺工作的一部份；建造房屋的人眼前的目標是如何把房子做得又牢固又便宜，至於這些房子的用處，他們一概很少理會。
屠殺是由很多技術性的考慮所組成。「當這些手段受工具理性的單一標準支配並因此與目的道德評價相脫節時，使用暴力就是最有效和合算的」，而這種脫節是所有官僚體系所擅長的。勞動分工使成果和貢獻者相分隔開來，建築者覺得自己的貢獻是創造了價廉物美的產品，辦工室工作者覺得自己的貢獻是有效率地完成手上的任務，科學家覺得自己的貢獻是促使了科學發展，他們只是接受上級的命令，並為了自己小小區域中的貢獻而自豪。官僚體系的這種特點使整個項目的後果不為項目中的貢獻所意識，那些公務員很難想像自己的工作會導致怎樣的後果，正如我不可能知道有沒有人在我的鍵盤上裝了機械，以致我每敲一個字就會殺死一個無辜的人。但這是讓自己免除責任的理由嗎？
工作人員和受害者的距離被拉得很遠。因為這種距離，使他們手頭上的工作成為極度抽象的。處理三千個人，這個任務會被抽象成「處理三千個東西」，再被抽象成「處理三千個」，連東西這個物件也被抽象掉，成為視域之外的不知名。具體的一個個人變成了理想的數字，通過這些數字，人們可以最有效率地處理，而且處理的效率也可以被自己看到，如果做得好，甚至可以為自己在短短的兩天內「處理三千個」而感到驕傲。一切工作內容都失去了具體內容，距受害者越遠，屠殺的具體感越不可捉摸－－理性拒絕感性的想像，效率是方程式而不是人們如何被殺害。
「機構的任務將下令者與官僚體系所做的工作隔開，而下令者本人就是其中一員。這種拉開距離的心理作用深刻而又意義深遠。發出指令將炸彈裝載到飛機上是一回事，而在一個生產炸彈的工廠裡負責鋼鐵的定期供應又是另一回事。在第一種情況中，下令者對炸彈即將帶來的災難沒有直接生動的印象。而在第二種情況中，只要供應管理者願意，他可以根本不去考慮這些炸彈的用處。」鮑曼這段話深刻地揭露出命令者與執行者互相分離的問題。技術的特點就是多結局，其產生的最終後果是遙不可及的，我要問，納粹化工廠的管理者應否負上一個猶太人被殺的責任？那麼一個在集中營防止猶太人逃掉的士兵呢，他要負上這個責任嗎？如果這個士兵要負上責任，為什麼化工廠裡的管理者需要？士兵的技術是其洞察力，防止猶太人逃走；管理者的技術是其管理能力，使生產最有效率。士兵的洞察力可以用來防止罪惡，管理者的管理能力可以用來生產大量救急藥物，於是他們很有理由說，責任在於批示命令的人，是那些命令者，而自己是無辜的，自己的辛勤被用在邪惡上是沒有辦法的，所以又一次巧妙地回避了良心的譴責。技術中性說是典型的現代社會的精神勝利法，命令者上面又有命令者，最終的命令者希特勒可以抱怨說他們沒有義務要幫自己的做邪惡的事，所以沒有人有責任。整個納粹是邪惡，但這種邪惡不是任何一個人制造的。
在官僚體制下，道德退隱到意識之後，而可以透過數字化而準確測量的效率被提到眼前。一旦與遙不可及的後果相分離，大多數功能專門化的行為不是在道德考驗上掉以輕心，就是對道德漠不關心。當行為不再受道德的憂慮和困惑所阻礙的話，便可以在清晰的數字上對作為做出判斷了。
官僚機構行為導致了的其一個後果：「即使行動者無留著對這個目標相對的功能自主權，甚至這個目標與執行者自己的道德哲學並不一致，他的技能、專業知識、創造力和奉獻精神，再加上促使他們充分利用這些才能的個人動機，還是可以被完全動起來並服務於整個官僚機構的目標。」當一個人克服了道德的阻礙時，還會受到同伴和組織的稱讚，認為他克服了人們懦弱的一面，給予他讚賞和支持。每個工作者的身上都表現出一種工人的本能，全副心思都放在做好手頭上的事情上，行為之外再沒有目標，而行為本身就成為目標，與此類似，經濟增長成了最終目標，自由反而是經濟增成的一個手段而不是目標。工人的心態就是努力做好自己的事，道德的概念被偷換成技術，技術成為道德內容，現今的人唯一受到的良心讉就是沒有做一個好的、有效率的和勤勞的工人或學生。除此之外，那管它洪水滔天。
官僚機構導致的另一個後果是對象的非人化。專家們考慮的是投入的錢，和結果中產出的錢，而被處理的人成了輸入和輸出之間的黑箱。人被抽象為貨物，甚至是東西，由於對象不再被認為是人，因此道德失去了作用，工作人員可以帶著道德冷漠的態度地處理那些「貨物」－－「今天是兩千，明天三千，怎麼搞的，一天比一天多，想累死我啊？！」
官僚制度不單單是中性的技術。當處理某些事情時它運作得很有效率，當處理另一種事情時它就來不了勁。它有自身的邏輯，一旦開啟便無法強制阻止，「它按部就班地衡量最佳值，不會區分一個目標同另一個目標之間的差別，也不會區分人和非人目標之間的差別。重要的是效率和降低它們執行過程的成本」，不斷地改善自己的能力和技術，還有範圍，命令不斷地變得嚴格，要求一直變高，於是一發不可收拾。
管理學和效率，或者分工，都是現代社會的文化一部分，都被認為是進步，是文化的勝利，使得人們活得更幸福。當文化創造了遙控，當加害者和受害被絕對地隔開了，加害者可以比任何變態虐待狂更加殘忍。加害者不再管後果是什麼，他眼前是按鈕，命令是在特地的地方按下那紅色按鈕－－就是這麼簡單，人透過技術和官僚制度可以變得比魔鬼更恐怖更殘忍。我不禁想到，現今的教育制度下的學生，與顧著把自己工作做好的納粹成員有什麼分別？如果我在納綷時期下工作，我會否發現這些事？每次想到這裡，我心裡的劇痛源源不絕－－到底無知和心安理得會使我害多少人？！
我拒絕任何安憮自己良心的理由。我拒絕任何使我心安理得的借口。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