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禪宗的真正開創者是惠能，但是當時已有達摩及後繼者的傳說。由於前人對達摩的記載紛紜不一，因此今天我們無法知道他究是誰、究竟在什麼時候來到中國。有人說他是波斯的和尚，在公元四八○年來到中國，也有人說他是屬於南印度的婆羅門族，在公元五二七年來到中國，死於五三六年。在本書中，我們無須去為這種說法辯證，不過後一種說法在惠能當時已經流行，而且確認達摩見過梁武帝。究竟這種傳說含有多少史實，雖不可知，但卻為唐代的禪師們所公認，把它當作活的傳統。
依據這個傳統，達摩於公元五二七年到了中國南方，便受梁武帝之邀到首都南京，這位信佛虔誠的皇帝便問：「自我登位以來，建了不少廟，印了不少經，供養了不少和尚，是否有很大的功德」？
達摩回答說：「沒有」。
梁武帝奇怪的問：「為什麼沒有呢」？
達摩回答說：「因為你所做的只是一點世俗的小果報而已，談不上真功德」？
梁武帝又問：「那麼什麼才是真功德呢」？
達摩回答說：「真功德是最圓融純淨的智慧，它的本體是空寂的，你不可能用世俗的方法去得到它」。
梁武帝又問：「那麼，什麼才是聖智呢」？
達摩回頭說：「廓然無聖。」
梁武帝不禁詫異的問：「既然無聖，那麼，你是誰？」
達摩回答說：「不認識。」
達摩發現梁武帝和他沒有緣份，便渡過長江，到了河南的嵩山，住在少林寺中，據說他整天的面壁而坐，有人便稱他為壁觀婆羅門。
關於「壁觀」兩字，有人就字面上解釋，也有人就精神上解釋，例如鈴木大拙認為，「壁」的意思是精神集中，屏息諸緣。他把壁觀解作金剛經中所謂的覺觀，這是指一種開悟的境界。以筆者的看法，這個「壁」字，是指我們突然面臨著一片懸崖絕壁、無法以普通方法攀援而過。這使我想起了顏回向孔子問學，到最後耗盡了心智，好像突然面臨著絕壁時，不禁嘆著說：「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在這裡，我們無須去辯證「壁觀」究竟應從字面上來解，或精神上來看，也許兩者都兼而有之。最值得注意的是，達摩並不反對讀經，而且還熱心的以那部充滿了玄味，極為煩瑣的楞伽經教人。事實上，他是印度人，脫不了印度教的傳統、所以他之被認為婆羅門教徒、也是不無原因的。
達摩留下的唯一著作是一篇關於入道二法門的散文，即使這篇文字和後代禪師的風格大有不同，但值得重視的是，它至少可以作為後代禪宗發展的背景。
入道的法門很多，達摩把它們歸納為二途，就是「埋入」和「行入」。所謂埋入就是由教理以入道，相信有生之物都具有共同的真性，只是被外物所障敝，未能發揮出來罷了，因此我們捨偽歸真，專心於壁觀，達到物我雙忘，凡聖等一的境界，這樣才能寂然無為，與道相合。
所謂行入有四種，就是：
１．報怨行：求道時如果遭遇困苦，應想到這是前世造的孽，現在雖然已不作惡，但卻仍須承受以前的報應。能夠體念到這一層，便不會怨天尤人，而能逢苦不憂，化怨憤以入道。
２．隨緣行：我們應知道世界本無我，一切苦樂都是外緣，榮辱福禍，都是前世的孽，現在雖有，但是緣盡了又歸於無，因此得之不喜，失之不憂，一切都隨緣而行。
３．無所求行：世人常常執迷不悟，貪求無厭。而修道的人卻不然，他們能夠處心於無為，順天安命。深知生活在這個世界中，苦海無邊，正像熱鍋上的螞蟻，無處可安。真是所謂「有求皆苦，無求乃樂。」
４．稱法行：佛法就是純粹的至理。這個至理光明純潔，不受污染，不分彼此。正如經中所謂：「法無眾生，離眾生垢故；法無有我，離我垢故」，有智慧的人懂得這個道理，便應該一切循道而行。
以上所在宗教的文學，無異是一顆光芒四射的珠寶。它顯示了作者在佛教和印度教的作家中，是位傑出的人才。他的「二入」，和基督教中所謂的「冥想之路」，和「實踐之路」甚為相似。這個生死和孽的觀念在佛教和印度教中，都是屬於信仰的範圍。但在那篇文字裡，這兩個關念也都沒有脫離理性的思考。達摩「行入」的重要，並不是在於它是實踐的，或是入世的，而是在於它把理和法看成一體，合為一條方法，這種把抽象和具體打成一片的精胛，也許是中國思想帶給達摩的。
但儘這篇文字頗為深刻，卻不是後代禪宗的特色，因為在該文中，沒有頓悟，棒喝，公案，和那些幽默的言詞，及美麗的構想。
如達摩和後代的禪宗之間有任何關係的話，那可能是他運用反問法（即逆喻法）來開導學生。
例如二祖慧可有一次問達摩：「我的心不安，請師父替我安心」？達摩反問說：「請把心拿來，我替你安」。過了好一會，慧可回答說：「我已尋了很久，可是找不出心來」。達摩回答說：「好，我已把你的心安好了」。
這是中國禪的第一次傳燈，達摩便成了中國禪宗的第一祖。他所運用的方法，是反問法的典型例子，也是整個禪宗傳統的一大特色。達摩，像後代的所有禪師一樣，並不否定心的存在，但慧可拼命的要去尋，去安的心，並不是心，而是一種幻影。真心是常安的，是思想的主體。一當我們想到它，或要把握它時，便不是主體，而是客體，當然也就不再是真心了。達摩告訴慧可：他的心已安，只是指示他的真心是常安的，力無須再去安了。達摩要慧可心來，只是要他自己發現他所謂的心是虛幻的。這樣一來，由於祖師這種出人意料的話，喚起了學生的直觀，使他體悟到自己的真心。
在公五三六年某一天，他感學自己應該離去了，於是便名集學生，要他們發表悟境。有一名叫道副的學生說：「依我的看法，我們應該不執著文字，也不捨棄文字，要把文字當作是一種求道的工具來運用」。 達摩聽了後說：「你只得到我的皮」。有一位尼姑說：「依我所了解的，就像慶喜看到了阿 佛國，一見便不再見。」達摩回答：「你只得到我的肉。」另一位名叫道育的學生說：「地、水、火、風等四大本來是空的，眼、耳、鼻、舌、身等五蘊也非實有，依我所見，整個世界沒有一法存在。」達摩回答說：「你只得到我的骨。」最後，慧可行了一個禮，仍然站在那裡不動。達摩便對慧可說：「你已得到我的髓。」
於是，慧可便成為禪宗的二祖。這一幕傳法的故事，可說是替老子的：「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作了一個動人的註腳。
現在，我們已無法確知達摩的這些傳說，究竟有多少是中國人編造的，有多少是來自印度的，不過可以斷言的是，兩者兼而有之。不容否認的，後代禪師是受到達摩精神的鼓舞，同樣的，達摩在中國期間，也受到中國思想的影響。譬如前面那段他對學生修道進度的品評，令人想起了孟子書中的一段話：「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
在慧可得到衣缽後，某次，有位年過四十的居士來對他說：
「弟子患了很重的風濕病，請師父替我懺罪。」
慧可回答說：「把你的罪拿來，我替你懺。」
那位居士想了一會說：「我找了半天，卻找不到罪。」
於是慧可便說：「好，我已替你懺完了罪。」
這位居士聽了後，大悟，便出家做和尚，改名為僧璨，就是禪宗的三祖。
僧璨有一篇非常著名的散文叫做信心銘，是用道家的智慧來解釋佛理，其中最精彩的幾段是：
「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
「莫逐有緣，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
「止動歸止，止更彌動，惟帶兩邊，寧知一種」。
「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原是一空」。
不過僧璨的教的教人方法仍然未脫前人的窩臼。
有一天，一位年青和尚向他禮拜說：
「請師父慈悲，教我解脫法門。」
僧璨反問：「是誰縛了你」？
那位和尚回答：「沒有人縛了我」。
僧璨便說：「那麼，你為什麼還要求解脫法門呢」？
這位和尚言下大悟，他就是禪宗的四祖道信。
由道信，傳五祖弘忍，再傳六祖惠能，便展開了生酒蓬勃的中國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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