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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溪與登岸
我決心從台灣作起，成為一個帶給他人希望的人
離開環保署時，許多人問我：為什麼？我總是沈默以對。
其實，我非常喜歡環保署的工作，因為挑戰性十足。無論是強制拆除二仁溪非法熔煉業，或是執行高屏溪養豬戶遷離，或是限塑政策，每一個政策背後都有無數困難需要克服，但是政策貫徹之後，環境改善的指標總是讓我感到滿足與驕傲。環保工作的高度專業與理性，更讓我有如魚得水般的輕鬆自在。
可惜政治往往不需要理性與專業。一次在立法院裏，一位立委質疑焚化爐興建的必要性，激動中，他突然拍著桌子怒指我：你到底愛不愛台灣？當時我那種受到重擊的感覺，幾乎有如當年收到大學聯考成績單，意外落榜的感覺一樣：辛苦努力的成績竟然得不到認可，人家要的只是最簡單的二選一，而我針對焚化爐所準備的數據資料都不是正確的答案。
類似的經驗不止一次。在限塑政策啟動初期，一度速食市場上紙餐具缺貨，在一次質詢時，我正準備說明我們的因應對策，一位反對限塑的立委卻將一堆大陸製紙餐具丟擲到我面前，譏嘲說：你郝龍斌就是愛用中國貨啦。我憤怒之餘，當場以怒吼回應，事後卻只感到心痛，痛的是限塑政策的論辯何以竟成為政治立場的表述？
坪林公投之後，我提出公投法必須針對環境議題明訂限制條款，以免民眾濫用公投，造成環境災難，卻有人指我有「弦外之音」。我於是明白，兩年半來，我試圖以環保專業平衡政治兩極，在意識形態之外另覓新路的努力，終於走到了盡頭。
離開環保署之後，一位在巴西亞馬遜大學教學的朋友，邀請我前往觀察當地生態環境。一月底，我隨著他，從亞馬遜河下游接近出海口的瑪瑙斯，坐船溯河而上。
沿途中，我們常捨大船，改搭小舟，循支流深入叢林。亞馬遜河不愧為世界第一大河川，主流河面有如海洋般寬廣，但一進入支流卻是另一番景象，兩旁濃密的熱帶原始雨林，從四方環抱我們的小船，二、三十人合抱的參天巨木比比皆是。
有時我們捨舟登岸，或步行溯溪，總能見到稀奇古怪的花木與珍禽異獸——樹身長滿刺針的奇木、巴掌大的蜘蛛、拖著白羽毛尾巴的昆蟲、五彩繽紛的鸚鵡、身長數公尺面目猙獰鱷魚……一晚，我們乘小舟去觀察一處鱷魚窩，只見大鱷魚團團圍繞小舟，黑暗中數十隻紅光閃閃的眼睛，炯炯瞪視著我們，讓人不禁毛骨悚然。
十天旅程中，一如預期，我見識到地球上最珍貴的原始生態環境，但是讓我心動的卻不是珍奇的動植物，而是沿岸的居民。
其實說「居民」或許不符實際，因為亞馬遜河的原住民有如游牧民族，一艘七尺長、兩尺寬的獨木舟，承載著一家人和全部家當，沿河覓食或捕魚求售；夜間擇一處靠岸，紮起帳棚，甚至僅在兩樹間掛上幾張吊床，就是他們棲息的方式。在這裏，我們在台灣大力推動的環保措施似乎有些多餘，因為物資嚴重匱乏，因此任何東西都能利用，都是寶貝，可說是完全零廢棄。
一天傍晚，我們登岸探訪一戶原住民，爸爸、媽媽、一個三、四歲的小孩，加上一個剛出生的嬰兒。我的朋友與原住民爸爸以當地語言交談時，我注意到一旁的小孩好奇地瞪著我，於是過去蹲下來，以肢體語言逗他玩。
我見他一個勁盯著我手中的手電筒，就拿給他玩；他又指指我上衣口袋的原子筆，我也掏出來給他；他很開心，轉身跑向他的小吊床，東翻西找，拿出一副食人魚的牙齒，笑嘻嘻遞給我；再想一想，又回頭奔進樹林，出來時拖著一大串野生香蕉，天哪，一根香蕉就有一尺長，但他堅持要送給我，我只好扛回船上。
那一天，我將身上所有東西全部送給了這個小孩，包括穿在身上的運動衫和短褲。沒有跟去的太太見我全身上下只剩一條泳褲回到大船上，笑我「神經」。直到今天，我仍然記得小男孩笑著拖住我的腿，不讓我回船上的神情；我相信，他需要的不只是我的東西，而是一個朋友的友善和尊重。
對我來說，保護亞馬遜河生態環境固然重要，但是幫助當地人的需要更重要。
如果地球上保存了完美的生態環境，卻仍有許多苦難無助的人，富裕者與他們之間沒有善意的互動，沒有真誠的關心，那麼再完美的環境都不過是一個無情的世界。
離開環保署時，我曾對外表示，未來將從事公益活動，許多人因此以為我會專注於環保公益，更多人認定，公益只是說說，大選後我勢必回到政壇，這都是因為不了解我。
十多年前，我還在台大教書，一位朋友引領我參與紅十字會的「讓愛穿透障礙」計畫，負責為智障兒募款，用來訓練智障兒輔導人才，和改善教養院環境。
當時我走遍全省教養院，曾經見過許多將智障兒當動物一般豢養的教養院，也曾經設法協助智障機構遷入社區，卻遭到全社區居民的抗拒。但是我也見到一些全心付出者，如台南德蘭教養院，修女們因為財源不足，極力克己，自己連三餐都吃不飽，但是院內環境卻是一塵不染，院童衣衫整潔，活潑健康。他們告訴我，這些智障兒都是折翼的天使，唯有愛心能修補他們折斷的翅膀，讓他們起飛。
沒有錯，只要有足夠的關懷與幫助，智障兒也有希望。記得有一次我到麥當勞用餐，看到一位少年正在店內清理垃圾；我認出他，他正是接受「讓愛穿透障礙」計畫輔導的智障孩子。看到他竟然已經能夠自立，我心中有說不出的感動。
後來，我決定從政，但並沒有因此忘記當年的感動。在我競選立委時，有一位支持者有智障和自閉等多重障礙，卻是我最忠實的義工。因為他長得高頭大馬，我們便交付他扛大旗的責任。
有一次，我的競選總部臨時取消一場造勢活動，助理一一電話通知義工，但我還是不放心，因此驅車前往原訂的造勢場地，果然遠遠就看到他獨自一人站在路邊，向來往車輛賣力地揮動我的競選大旗。他看到我，興奮地跑過來，抱著我說「我還以為你不會來了」；我既感動也慶幸自己沒有讓他失望。
面對需要幫助的人，我總是盡可能不讓他們失望。記得在執行強制拆除二仁溪非法熔煉業的那一天，我帶著稽查人員一家家工廠巡視。就在進入一家小工廠時，工廠負責人，一位五十多歲的婦人忽然向我下跪，指著身旁坐輪椅的少年說，這是她的小兒子。她哭訴說，還有一個兒子正在服役，拆了工廠，她根本無法照顧小兒子。那一刻，我內心極為激動，從不拒絕弱勢者的天性，讓我當時差一點無法繼續執行拆除工作。
雖然工廠還是拆了，但我特別囑咐部屬，為這位婦人和她的小兒子專案安排工作。事後，兩人都在我們的安排下，進入台南市府清潔隊工作；她的大兒子退役後，也由我們協助覓得工作。直到我離職之前，還收到老婦人一封信，一方面表示感謝，一方面是希望能從臨時工改為正式員工，我也特別拜託台南市府協助達成她的願望。這也是我離開環保署之前最後交代的一件事。
二○○三年立委選舉時，許多朋友來勸我投入選舉，我卻決定接下紅十字會祕書長的職務，因為「有苦難的地方就有紅十字會，有紅十字會的地方就有希望」，我決心作一個帶給他人希望的人。
但是這樣的決定並不被許多人認同，他們問我：為什麼？甚至有激動的支持者責問我：中華民國將亡，你難道不愛這個國家了嗎？對此，我只能沈默以對。
從「愛不愛台灣」，到「愛不愛中華民國」，不同的政治立場卻同樣是只容二選一的問題。當政治只剩二選一，不再容許其他選擇，我只能暫時遠離政治。我無意逃避，只是寧可回到從政之前的初衷——「幫助需要幫助的人」。世界各地都有需要幫助的人，我決定從台灣做起。所以，今後請不要再問我愛不愛台灣，也不要問我愛不愛中華民國，因為言語終有窮盡之時，答案只在我心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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