輝煌燦爛的中華古代文明蘊育了豐富的育人用人智慧。 戰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韓非(約公元前280~公元前233年)，作為法家學派的集大成者，在那個群雄爭霸的時代，從獨特的視角就如何選拔人才、使用人才、考核人才等用人問題闡述了自己獨到而深刻的見解，形成了與儒、墨等家有別的法家用人思想。
韓非用人思想的第一個特色是強調德才兼備，但更突出因任授官，不拘一格選拔人才。 在選官用人方面，儒家重門第，講等級，而韓非則主張打破儒家的門第觀念和等級制度，提出“因任而授官”,“程能而授事”，提倡不拘一格選拔人才。 韓非認為，“授官”或“授事”，應與一個人的才能、賢德相適應，強調任用“賢能之士”。 所以，他說：“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不羞其卑賤也，以其能為可以明法，便國利民，從而舉之。”(《韓非子·說疑》 )在衡量德與才方面，儒家通常把“德”置於“才”之前，但韓非子似乎更強調一個人的行政才能，把一個人的“能”放在“賢”之前。 他說：“故無術以用人，任智，則君欺；任修，則君事亂，此無術之患也。”(《韓非子·八說》)韓非認為，若單憑才智去提拔人，一旦他用才智為自己謀利，君主就要被欺騙；而若只以品德去提拔人，萬一這人不機智甚至很愚蠢，政事就一定會被搞得混亂不堪。 所以，他提出選拔官員必須兼顧德與才，多用智、修兼備之士。 從任能選賢出發，韓非還反對“私門之請”，即反對走後門、拉關係，這與儒家也是不同的。 韓非說：“明主者，推功而爵祿，稱能而官事，所舉者必有賢，所用者必有能，賢能之士進,則私門之請止矣。”(《韓非子·人主》)當然，不拘一格地選拔人才也不是韓非的獨創，儒家、墨家以及作為法家先驅的管仲也有類似的觀點。 如墨子說：“上舉不避貧賤，不避疏遠……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予以事，斷予之令……以德就列，以官服事，舉公義，闢私怨。”(《墨子·尚賢上》)但韓非與他們的不同主要表現在“德”與“才”的孰先孰後。 在韓非看來，道德本身是無形的，對它的評價更多地來自眾人之口，因而對眾人的“毀譽”一向持不信任的態度，所以，他提醒手中握有用人大權的統治者對“才”要特別重視。 主張“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賞”(《韓非子·八姦》)。
韓非用人思想的第二個特點是主張以法擇人，量功授官。 在群雄爭霸的戰國時期，大大小小的諸侯們雖然求才心切，但對何謂“才”卻沒有一個明確的標準，因此常常僅憑某些說客的虛言浮辭就賜予其高官厚祿。 韓非對這一用人方式明確表示反對，認為在用人問題上不能搞“以譽進能”、“以黨舉官”，而是要以法擇人，量功授官。 他說：“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當然，不聽“毀譽”並不是堵絕言路、不讓臣子推薦人，而只不過是不以臣下所說的那一套為用人的唯一依據罷了。 推薦人可以，但推薦了以後是否授予官職，還得以實際的才能和所取得的功勞而定，也就是在“臣相進”以後，還要“論之於任，試之於事，課之於功”。 可見，韓非是不全信“伯樂”的，一定要騎著“伯樂”推薦的“千里馬”遛遛才放心。 這樣，“伯樂”不敢講假話，“劣馬”也不敢濫竽充數了。 韓非還認為，君主左右的近臣地位特殊，對官員的任命往往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所以很多想做官的人總想千方百計地去賄賂買通他們。 如果君主聽信左右近臣之言，就難免會使群臣無心於本職工作，而只顧搜刮民財去賄賂他們以求獲得升遷。 這實際上是一種“賣官”、“買官”的腐敗現象。 他認為這種風氣一旦形成，就會招來亡國之禍。 所以，韓非雖然也贊同群臣向君主推薦人才，但他同時又指出，對君主左右的近臣要另眼看待，而君主們對左右近臣的推薦尤其要審慎處之，且不可偏聽偏信。 “以法擇人，量功授官”雖是韓非用人思想的一個顯著特點，但賞功罰過在墨家看來也是無疑義的，如《墨子·尚賢上》就主張“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 那麼，兩者有沒有差別呢？ 若有，兩者的差別又表現在哪裡呢？ 筆者以為兩者之間是有不同的，舉賢應以能力為依據，這是墨子的主張，但墨子對這一命題的說法過於籠統，欠缺細化，對於如何檢驗、評判和考核所謂的賢能之士，並且使檢驗、考核和評判的方法具有可操作性，墨子沒有提出任何具體的主張；而恰恰在這一方面韓非言之甚詳。 韓非認為，選官用人，應以為國家建功立業為出發點，以法律為準繩，以功過論賞罰，在此基礎上還要建立一套具體的考核辦法，即所謂“循名責實”。 “人主使人，必以度量準之，以刑名參之，以事遇於法則行，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韓非子·難二》)
韓非用人思想的第三個特點是主張專職專任，定位管理。 韓非認為，每個官員各有自己的崗位、各有自己的職責，因此他強調“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韓非子·難一》)。 這從政治上來看，既可避免群臣發生搶權爭功、互相傾軋之事，又能使他們做好本職工作而不互相推諉；從業務上來看，一個人的精力有限，管的事太多，容易造成不勝任的缺陷，現在既不兼官，又不兼事，可使官員集中精力去鑽研一門業務，做好本職工作，那樣工作績效就會明顯提高，整個官僚機構也就能發揮出最大的效率。 韓非說:“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而莫懷餘力於心，莫負兼官之責於君。故內無伏怨之亂，外無馬服之患。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韓非子·用人》)由於官吏各居其位，各負其責，這樣在管理上就會形成“莫爭”、“莫訟”的和諧局面，達到“治之至”的理想境界。 韓非的這種定位管理思想，實踐證明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治國用人之道。 如果推行“一職多官”的運行機制，不僅容易造成機構臃腫，滋生官僚作風，而且在同一管理層次上，官越多，辦事效率也就越低，官場扯皮的事也就越多。 有名有利的事，大家爭著幹；無利可圖、既難辦又有風險的事，就互相推諉，誰也不願沾邊。 因此，韓非提倡“一職一官”，反對“一人兼官”、“一官兼事”的用人思想，在今天仍有它的現實意義。
韓非用人思想的第四個特點是他主張“襲節而進”，逐級提升。 韓非主張從經過基層鍛煉的人中選拔賢能之士，這與孔、孟等儒家的用人思想也是各異其趣的。 《韓非子·八經》說:“官襲節而進,以至大任,智也。”《韓非子·顯學》又說：“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韓非的這一用人思想實際上是對當時貴族世襲制的一種挑戰，同時又反映出諸侯爭霸、群雄並起的時代特點。 注重從基層選拔官吏，提醒統治者在擢升官員時講究襲節而進、逐級晉升，這就給非貴族出身的社會中下層的智能之士敞開了一展身手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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