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大學區尋找一家夜黯後的咖啡酒館演出，門口不起眼，黑色調，向下傾斜的甬道，彷彿暗示著一種秘密聚會所。
二樓卻一列地長窗明淨、雨棚悠揚，入夜燈光映著玻璃明亮輝煌。我抬頭仰那間西餐廳--多久了？我不再進去，那曾經溫暖我內心的角落。
另一個送我書的朋友，送我一本志文版的《希臘羅馬神話故事》，那時志文幾乎等於西方譯典的標籤，行文中還有朋友親筆的紅線圈點，是的，那原先是他的書。聽說我在找這書，他毫不遲疑地拿出來：「送你！人人都該有一本。」
我不可置信望著他，因為我三不五時聽他說柏拉圖怎樣怎樣、蘇格拉底怎樣怎樣、亞里斯多德怎樣怎樣，他怎麼可能把一本帶有「希臘」字眼的書送給我？
「沒關係，我已經買了英文版的了。」
我懂他那掩不住自傲的笑容裡的意思，他下一本希臘神話肯定會是希臘原文的。不管他是否百分之百讀得懂，他一定會買到它。我這朋友是這樣的：最值得的東西，當然應該追求。
有一天他大聲向眾人宣佈：哲學是所有學問之上的學問，做一個一等一的學者，應該做哲學家。
在宏願面前，我謙遜地笑笑，沒有假裝，哲學這東西我有點懂又不太懂，我的「哲學概論」低空飛過，修哲概讓我瞭解到人頭腦的限制，我以為我數學這麼好，文學也讀得通，哲學應該沒問題吧。但是，對不起，不通。拿到考卷的時候，我光讀問題，就讀了近十分鐘--搞不懂老師到底要問的是什麼？
同班的超人就讀得輕鬆，這不是用不用功的問題。
一般我們總說：學會什麼？認識什麼？但哲學從認識論--「認識是什麼？」開始討論。對哲學家來說，大概沒有理解「認識」的本質，所有的「認識」到的客體都屬虛妄吧？（瞧我又在漏洞百出地推理了。）
還有我們總是信口說人性應該這樣、應該那樣、哪樣哪樣簡直沒有人性……；哲學會從「到底有沒有人性存在？」開始思辯。
哲學讓我發現青菜蘿蔔各有所好。我好奇什麼是形而上學，我最要好的朋友偏喜歡倫理學，她對什麼是「至善」比較有興趣。
說到這兒我必須感謝當時我們的系主任，他承認我們所有到外系選修課的學分。很多理工科系並不承認文學院的學分，出發點也許善意—他們不希望學生偷懶，找輕鬆的學分混，但這其中隱含一種可怕的偏見：文史學科比較簡單易學。
這當然偏見，我的哲概經驗可以做反證。其實學得輕鬆或艱難都一樣是有理由的，但我們都習慣只在艱困處思索，輕鬆處視為當然。
哲學家說不定就是在人人都覺得輕鬆的地方，覺得艱難、發現有問題的那種人吧？
我的「預備哲學家」朋友，立志哲學以前，顯得比較困惑，在我眼中反而較有哲學家的意味。他和我同系，卻在文學院混熟。兩個理學院學生，經常在文學院撞見。第一次有被偷窺到的心虛，第二次有點兒重逢的喜悅，第三次就認定是同胞了。
每當預備哲學家朋友有什麼思想上的心得，就約我上西餐廳。趁好整以暇治一客牛排的時間：安放刀叉，舖好餐巾，送上一杯美麗顏色的餐前酒，然後沙拉，麵包和湯，然後主菜—-其間有很長的時間可以發表；最後還有飲料，無限延長談興；不斷補添的水，消除長談唯一的後遺症--口渴。
那時我們不可思議地對想法本身，感到興趣。人和人都互相凝視，掏心挖肺，叫別人認識自己，也可以用毫無工具性的眼睛去認識別人。
曾是個風起雲湧的時代，人人都探尋理想，急欲義無反顧跳上理想的列車，把腐敗墮落的給遠遠向後拋去。時代既如此激切，我的預備哲學家朋友，必然也感受到心內如鑼鼓喧天、五雷轟頂般撼動；他找到了新的夢想，熱烈撲上擁抱，現在想來是那麼自然而然成理的事。
坐在同樣的西餐廳裡，我卻暗自懷念，從前那一個謙遜的文科旁聽生。何曾幾時他一躍成為熱烈的哲學信徒，聽他熱烈宣揚他的「學上學」，意氣風發要做「人上人」，對他聲聲口口的「最」與「上上」，我感到有些懷疑。
而他是那麼相信通透哲學之後什麼道理都能通透，連和路上的摩托車擦撞都搬出哲學驗證的方法去吵架。
我問他：「也許那人嘴上辯不過，內心卻充滿屈辱和憤怒！那你還是沒有真正改變他什麼吧？」
「那是他太笨，不懂得服膺理性，在哲學上不予討論。」
預備哲學家還跑去向地質系教授辯論，說哲學比任何科學都基礎，也更高深。教授基於對「理性」的尊重，想必不會在思辯論的戰陣上輕易棄權，但鑽研科學一輩子的某教授，「感性」上難道不曾想要「不予討論」嗎？
「我這是在勉勔他耶。」我的預備哲學家朋友義正地說。
我比較服膺「感性」，所以聽從心底「不必討論」的聲音，那可能是我第一次對他沒有「言無不盡」。後來我離開學校，少有機會再上那西餐廳飽食精神和口腹上的雙重饗宴。我聽說預備哲學家，回去和他大辯哲學和科學哪「最」高明的教授那兒，幫他出野外，也沒來得及問他，是否找到什麼新根據了？畢竟在那年紀，想法做法一夕間大變特變，也不是太少見的事。
他去花蓮縱谷做地質調查那陣子天氣特別詭怪，秋颱來去又折返，折返又復回。我聽到他遇難的消息時，正泡在澡缸。一邊盡力掩飾水的回聲，一邊想起關於靈魂的說法。浴室內空氣突然顯得曠寂、冰冷，我不由得起雞皮疙瘩。
我沒有翹課去他的告別式上見他最後一面，我想我是個在世故上不及格的人。我也沒有再去那家樓上西餐廳，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那個角落是屬於他的。
已經多久了？我不再為意義或價值的問題所困擾。什麼行業最有前途？什麼工作最需要智慧？怎樣去活的人生最有意義？社會為什麼要改變？我都不再問這些問題。說不定有天，我會回去我們的西餐廳，而不害怕新的記憶淹蓋舊的。
如果我的預備哲學家朋友還活著，我想他一定會明白：「最」和「上上」沒有意義，我們大部分人將成為平凡的人，把平凡的一生獻給天地。凡庸才是真正的主流，只是歷史沒寫。
藝術家或哲學家我們都成為不了，我們成了我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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