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酷月看起來很好騙，出國前不少朋友都忠告：小心外國人，不要隨便相信陌生人（所以只能相信認識的人？），又有人諄諄教導：要主動交朋友，不要等待人（所以出門就是廣結善緣？），而我在英國唯一之前認識的同胞卻告訴我：任何一點小事對我們來說都是麻煩，欠的人情你們還不起的。（所以我們是假朋友之名，到處請貸人情的人？）
顯然如果一個人很「聽話」，最後的結果就是：無所適從。緊要關頭我只能按照自己的直覺行事，而我的直覺告訴我，在愛丁堡所經歷的台灣同胞，都有種少根筋的德性，那德性的深層含意應該就是：請勿打擾。我唯一無法澄清的是，我已經打擾了她們？或者只是潛在的麻煩而已？
他們都說，留學就是為了拿學位，拿學位就是為了將來有份有錢又有閒的工作，交朋友就是爲了人情可以投資可以回本。
要怪也只能怪我自己，像是個不值得投資的傢伙。但另一方面，明白了他們「交朋友」的原則後，對做不成他們的「朋友」，也不覺得怎麼遺憾就是。
也許我不該以偏概全，但是一連遇到幾個人都這副德性。
一個研究藝術節的博士候選人把房子租給我之後，從此逃之夭夭，逃逸得如此徹底，以至於我無法親手將房租交給他，還透過第三者。另一個留學生問我如果我去外地三天，行李箱該怎麼辦？言下之意，那一口登機箱是某一種形式的「麻煩」，說不定我是恐怖份子，所以我的行李箱72小時之內，分分秒秒都可能爆炸。也可能我的行李箱體積剛好佔據他家小狗放風的空間，會害他的狗得憂鬱症。總之，他們不歡迎任何「額外」的麻煩。
最不幸和我同公寓的台灣人，她一定希望擁有哈利波特的隱形斗縫--或者是讓我擁有）--可以將她在愛丁堡的行蹤通通覆蓋起來，活得像一團謎霧。她每天神出鬼沒從屋裡消失，夜深人靜後又魔術般地變回屋裡，但是偶爾不小心還是會碰到我，我很識相乖巧地地說：「很忙喔！」，自己替人把理由找好，我浪漫地假設她有個不可告人的秘密戀情，可我沒跟任何人說。
我覺得有趣的是：一個人到外國去，到底怎麼做才算是不「麻煩」人家呢？向一個同胞請教：「怎樣跟英國的郵局或銀行打交道？」，跟自己走到街上問一個路過的外國人：「請問郵局在哪裡？」，難道後者的行為就比較獨立？因為我們「麻煩」的是外國人？這之間的差別是否只在我用的是國語或英語？是否一個在英國只跟英國人往往的台灣人，比跟台灣人往來的台灣人優越？
看他們把「麻煩」看得如此嚴重，好像他們在英國建立的小生活如此脆弱，輕易就能被一個糾纏不休（在他們自己的假想中）的同胞給摧毀了似的。也許他們心中都有一本不堪回首的心酸史，使得他們無法看見同胞人生地不熟的無知。或許在很小很封閉的環境中讀書，可憐的心靈等待著被救助，不巧還有以「救世主」的熱切眼神期待著他們的同胞，這對他們很可能是殘酷的啊….。
我被迫更換我看待同胞的角度，其實這是我本來並不想了解的部分：海中掠食者虎鯨，很厭惡其他的同類，游入自己的海域，對他們來說「分享」也就等於是「剝削」自己。
可是當人人都是掠食者，人人都想多拿一點兒好處，人人都想佔便宜，人人都想得到世界最好的那一部份，請問誰來擔任付出者？人之所以為人，不就是多這麼一點兒心竅嗎？功利主義者邊沁不也是英國人嗎？
即便如此，我還是犯了錯誤，沒有杜絶自己麻煩別人的可能。因為對自助旅行者，有兩種難以拒絕的誘惑：一是省錢的提議，二是主動的善意。當有人提議我可以借young person card買火車票，當寓友提議將相機借給我（當時我的記憶卡無法存取）時我竟沒能拒絕，而當記憶卡埋在她沉睡三個禮拜的電腦裡時，我只好請她有一天寄還給我（實在不得已啊，拖到在我即將離開愛丁堡的前夕才說出）。
當我將我在倫敦的落腳、台灣地址和e-mail通通寫在一個信封上給她，大約十分鐘以後她把那信封扔還給我。
「這信封太小了，裝不下一張光碟片。」她像找到破綻的老師，洋洋得意。
一個信封袋也是人情。第二天上午九點一到，我立刻跑到附近郵局買一只信封和郵票。郵局的女職員起先給我一個瓦楞紙硬盒，要好幾英磅，我折騰了她一陣子，最後她換拿出一個內填有紙泡的信封袋，只要四十便士，感謝上帝。
我問郵局女職員寄到台灣要多少錢的郵票？女士堅持，一定要過秤了才能計算郵票錢。--可是我那光碟片尚未存在，它還包圍在一種麻煩的氣氛裡，等待一個不確定的善意….。
女士固執地搖頭，彷彿說：一板一眼，就是所謂的專業。
我只好將四十便士的信封袋連同2英磅的銅板，一起放進一定會打開看見的大同電鍋裡面，因為我兩個小時之後就要離開愛丁堡了。而這種踐別的時光，怕麻煩的人自然全部逃之夭夭。
其實我上火車時，已經有心理準備，那兩百塊錢台幣等於丟進泰梧士河。我覺得不祥的是那一張尚待寄還的young person card。它後來果然給我惹來口舌是非之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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