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死的工作 希望低潮 隨著 生活 擺渡而過 相愛的兩個人，必須能夠徹底卸妝，坦然面對彼此的真實自然，才能過正常生活。 吳若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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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志玲現象」裡，我們應該可清楚看到這「星光權力」的轉移－林志玲超越了蕭薔，而「林志玲族」則淘汰台灣的「四十歲世代」。

在四十歲以上的台灣社會，蕭薔曾是萬人迷的超級巨星，在她崛起的九○年代裡，「美女」和「女強人」的兩種符號首度在她身上合而為一，蔚起社會風潮。蕭薔的事業事事都經過縝密的計算，這種社會形象和那個年代台灣ODM電子業發達的管理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相互呼應，也與女性首度大規模進駐服務業高階職位的職場趨勢，有著價值和倫理上的親近性。

但無可置疑地，蕭薔和四十歲世代的管理理性，都不再是當今新的全球化世代所嚮往的價值。和林志玲出身背景相仿的新世代，誕生在台灣首度富裕、解嚴、國際化的時代格局裡，他們有較佳的學歷、較好的英文技能、較多的國際化經驗，也有更多的自信與自我實踐的渴望，換個語言說：他們是台灣最具個人主義信仰的一個世代。

擁護林志玲＝新世代的勝利

新世代對「夢想」、「可能性」、「漂泊」、「偶然」人生觀的浪漫追求，與同一個社會裡四十歲「風險世代」內醞的「紀律」、「服從」、「計算」等嚴峻倫理共處，其實彼此間具有著高度內在緊張性（眾多企業家說年輕世代是「草莓族」，正反映此張力）。

林志玲平時的態度非常謙卑，但在專業當模特兒時，走路的架勢與神情展露了高度自信和霸氣，這是一種混合著生活信仰、身體維護、處世策略和美學感受的自信風格。台灣的全球化新世代或許難以像她一般美麗，但對這種「美學化人生風格」的嚮往，毋寧是有志一同的。而當四十歲以上世代更熱衷於藍綠終極政治主張的對決時，新世代就在林志玲身上找到了認同與反抗的施力點－成為「林志玲族」的一員，代表著堅定自我價值、確認自己並不孤獨，我們也可在林志玲和蕭薔的興衰更替裡，發現到此一族裔的「替代性的勝利」。

有了這種理解，我們就更可方便地來評估：林志玲還可以紅多久？而如果要能持續走紅，她和社會可能的新關係，互動會是什麼樣態？藍綠互爭的「情境」使林志玲走紅，看似時間的偶然，但卻是歷史的必然，因為已茁壯的新世代遲早要選定他們的代言人（正如製造業世代選擇了蕭薔）。但林志玲能否持續走紅的關鍵，則要回到社會與她對應的新階級關係來理解。

西方歷久不衰的時代美女

我們不妨先來看看英語世界中，四位女性明星走紅成「時代風範」的故事：賈桂琳甘迺迪（Jacqueline Bouvier Kennedy Onassis，1929-1994），一九六三年甘迺迪總統就遇刺身亡，這個悲劇事件卻造就賈桂琳成為美國的「國母」（national goddess），在時尚、文化和生活價值上變成一個全球風靡的偶像人物。她崛起的六○年代美國社會，是年輕人集體反叛的年代，賈桂琳高度現代性（隨時準備更新自我，要求明天的我一定要跟今天不一樣）的人格特質，呼應了當時求變求新的時代氣息。

瑪麗蓮夢露（Marilyn Monroe，1926-1962），因為拍攝「七年之癢」（The Seven Year Itch）走紅為性感女神。她是西方世界二次戰後第一位把女性從家庭的賢妻良母形象中解放出來的人——女人不再只是男人的性奴隸，工商社會裡性別角色的分工化，讓女性得以獲得扭轉「家庭勞工」地位的力量，女人有能力展現「身為女人」獨有的魅力，這是一種讓男人為之傾倒的慵懶女性特質，反映著數量大增的社會白領階級對性別和生涯的期望。黛安娜王妃（Diana Frances Spencer，1961-1997），在九○年代風靡世界，她象徵全世界的女人再也不必靠一個男人（即使位高權重如查理王子），就可以作為一個生命自主的人，她的魅力來自她獨立處理生命悲痛的能耐，比男人更強（她公開地選擇離婚，而王子夫婿卻只能偷偷地跟情婦幽會）。這個溫柔又強悍、翻轉權力結構的故事，感動了全世界「親密關係失靈」的男人和女人，她到波士尼亞（Bosnia）推動反地雷活動，也去非洲關懷營養不良的小孩，她更獨立帶領兩個小孩與皇室搏鬥，黛安娜代表的，正是社會新崛起的獨立有自信、美麗迷人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