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每一個時代都有詩亡之憂﹔時至今日﹐這隱憂不再來自宗教﹑哲學﹐甚至也不是政治的壓力﹐而是來自所謂“開放社會”的通俗文化。這種文化決定於商業取向﹑民主性格﹑媒體傳播﹐具有“向下看齊”的趨勢。漸漸地﹐文學已經“民主化”成為一種“訊息”﹐而非藝術。甚至有心人已經在討論“文學是否死亡”﹕隱憂﹐已成了顯憂了。
……我從來就不認為文學要大眾化﹐另一方面﹐也不認為現代詩人一定要抱住為繆思殉教的精神﹑嚴選甚至嚴拒其讀者。我的立場中庸得似乎矛盾﹕既不相信民主﹐也不自命貴族。我的立場是“小眾化”﹐從未改變。
如果連小眾化都做不到﹐那現代詩的困境就不能完全怪罪社會﹐而要自我反省﹐找出本身有甚麼缺陷。
【余光中﹕﹤繆思未亡﹥﹐刊於其論文集《藍墨水的下游》﹐九歌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澳門曾經一度有“詩城”的美譽﹐今時今日﹐這個稱號不知是否仍然叫得響﹖有那麼一段日子﹐當我仍然是一個無知的中學生時﹐有另外一班被稱為“新生代詩人”的年輕人不時在報刊上發表詩作。有那麼一段日子﹐我每個星期都等待覑在“鏡海”看到年輕詩人的新作﹐好讓我讚嘆﹕原來文字可以融入這麼多創意﹗那時候﹐我是會把報刊上寫得優秀的詩歌剪下來好好保存的。
也許﹐當年我以為非常不得了的“新生代詩人崛起”﹐不過是一宗小眾之間互相認同的團結事件﹐而澳門的文化大概不會取決於“商業取向﹑民主性格”等“向下看齊” 的趨勢吧﹗當年的年輕詩人都很上進﹐都沒有把詩歌帶入通俗化和大眾化。可惜﹐現在我很難再在報刊上讀到太多足以擊節讚賞的好詩了。雖然依舊每個星期三都追看“鏡海”﹐雖然會特別留意幾位寫得好的朋友﹐但當年一大班年輕現代詩人湧現的氣勢已不復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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