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BO最近常提醒我：我已經40了。
兩個月前的早上，HBO在演《七個畢業生》。這部1985年的片子，講的是社會新鮮人的故事。主題曲《聖艾摩之火》，曾經紅遍半邊天。主角羅伯洛、黛咪摩爾、安德魯麥卡錫是當年的青春偶像。
如今，黛咪摩爾45歲了，不再是青春玉女，忙著照顧家裡的小弟弟。而羅伯洛在現在年輕人心中，可能已經變成了我這一代人的勞伯狄尼洛。「聖艾摩之火」指的是水手在暴風雨的夜空中看到的光芒，可以指點航行的方向。40歲的人，已經從水手變成火光。
一個月前在上海的旅館，又看到HBO演「40處男」。主角40歲還沒有失身，最後愛上了有個青春期女兒的媽媽。嗯……這種案例雖然很少，但這種心情卻非常普遍。我們在行為上雖然身經百戰，但心態上都是40處男。
一個禮拜前在紐約，我經過約翰藍儂在西72街的故居。1980年，藍儂在家門口被自己的歌迷槍殺，死時40歲。
我從72街散步到53街，走進「現代藝術博物館」。來這裡，當然要到五樓看梵谷的「今夜星光燦爛」。梵谷結束自己生命那一年，37歲。
回台灣的飛機上，看到CNN訪問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巴拉克‧歐巴馬。他今年45歲，很多人把他跟甘迺迪相比。甘迺迪當選美國總統那年，只有43歲。
突然間，圍繞在我身旁和心中的，都是40歲的人。
我當然可以厚著臉皮，繼續賴在30歲末期。畢竟回國後去診所看病，藥袋裡的處方單，寫著我的年齡是39歲3個月。健保局是慈善的，算年齡的方法很科學。但我想唬誰？論中國人的虛歲，我已經41。
40歲，是什麼感覺？老實說，跟30歲沒什麼差別。我們會覺得自己老的唯一原因，是身旁的人老了。孩子慢慢長大，父母身體不好。我們這才驚覺：已經40歲。
過年時，參加高中同學會。來了十個同學，卻有三十個人。大部分時間不是同學之間敘舊，而是照顧妻小的需求。「不要跑」、「慢一點」、「這個不?#92;碰」、「那個放下來」。管教聲亂劍齊飛，大家在小孩背後步步相隨。很少機會坐下，一坐下就低頭看時間。好不容易找到空檔，先啃一口白飯，再打聽哪裡有好的幼稚園，好的醫院。
打聽醫院，當然是為了父母。40歲，要照顧上下兩代。有時候父母，變得比小孩更像小孩。很多同學把父母接到家裡來住，卻沒有時間親自照顧他們。於是操著鄉音的爸媽被操著菲律賓音的小女孩推到公園，爸媽看著樹上的蜘蛛，菲傭看著手機螢幕。
子女雖然「不孝」，但開完會後還是會溜出來陪爸媽看病。坐在醫院擁擠的塑膠椅上，不時低頭看手上的黑莓機。牆上紅色的數位號碼緩慢前進，有時還突然倒退二十號。那一刻，我們後悔自己沒有學醫。
我們學了文法商，但到了40歲似乎都變成商人。學文的同學現在和文的唯一接觸是看《壹周刊》，但看的還是社會財經那一本。當年我們談風花雪月，如今只談金銀銅鐵。每個人都知道「勤美樸真」，誰還記得當初的校訓「勤樸誠勇」？
我們墮落了嗎？也沒有。大家還是清清白白地賺錢，壓抑了大部份的邪念。庸俗了嗎？不盡然。孩子還是通通送才藝班，琴棋書畫學不完。我們只是慢慢從書本中，走到現實裡。雖然在隨波逐流，但還是用力地播水和換氣。
同學會只來十個人，因為一大票去大陸了。「現在大家在上海吃飯，比在台灣頻繁。」感嘆的這位同學全家搬到上海，孩子上當地的雙語學校。他繼續說：「現在上班天，坐港龍從上海飛香港，飛機空得很。為什麼？因為大家不飛了，通通住在上海了！」此話一出，另一位同學立刻用「愛台灣」回堵。搬到上海的這位站起來，吃了一塊鳳梨酥。
我們是欠台灣最多的一群。我們念公立高中、公立大學、受國家的栽培、享盡榮華富貴。然而一旦要開始盡義務時，大家都跑光了。第一波跑到了美國，在那裡過著舒服生活。第二波跑到了上海，在那裡開創未來。
「你愛台灣嗎？」同學追著問。
「當然愛。」上海的同學說。
「愛怎麼沒有行動表示？」
「我想40歲這一代，都受了兩種迷思。一種是小時候的愛國教育，那讓一些人跑到了美國。另一種是現在的愛台灣教育，那讓一些人跑到上海。愛在台灣，一向是政治的工具，不是真誠的關懷。」
「好虛偽的風涼話。」
我們看氣氛就要變僵，趕緊起來打圓場。有人講起林志玲，有人說他認識林志玲。在故意營造起來熱鬧中，我知道這兩個同學以後不會講話了。他們高中時曾是橄欖球隊最好的搭檔，一起衝過大半場，一起受過傷。
我知道他們倆個都愛台灣，我知道我們都是。但我們貢獻得不多，的確應該羞恥。我們曾被期?#92;成為社會的中堅，現在拼命匯錢到國外投資證券。我們曾被期?#92;成為國家的棟樑，現在在被拘提前逃離桃園機場。
為什麼會這樣？很簡單，因為我們其實沒有高中時自以為、和大家覺得的、那麼優秀。我們會讀書考試，也?#92;能泡泡馬子，但20年後，當每天的生活變成在幼稚園、醫院、辦公大樓、候機室之間奔波，我們也捉襟見肘了。慢慢的，我們不知道怎樣去愛國，只好把愛的範圍縮小到自己的家。我們自私，但也無私。因為伺候的順位，永遠是子女、父母、老闆、配偶，然後自己。
是啊，我們還是保存了一點點好學生的本性，它顯現在永遠把孩子?#92;在第一。誰不喜歡買Gucci？但為了幫孩子買鋼琴，我可以穿達新牌雨衣。誰不想周末晚上去威秀看電影，但為了陪孩子，我可以在家看迪士尼。孩子搞定了，再照顧父母。父母睡著了，再回公司加班。於是很多夫妻三個月沒有性生活，為什麼？因為他們根本沒有時間和力氣過自己的生活。
你問40歲的人最近怎麼樣，標準答案是「累」。20歲，你因為玩而累。30歲，你因為工作而累。40歲，你因為家庭而累。為家庭而累，是三者中唯一在自己身上看不到立即成果的。喔，不對，在自己身上會有成果。那個成果叫肝腫瘤。更可怕的，是憂鬱症。
我已經有好幾位同學，因為憂鬱症而自殺。他們都是我們那一屆最有才氣的。他們走了，留下我們這些比較平凡的，繼續跟人生奮鬥。孔子三十而立、四十不惑。我們已經四十，感覺像困在熱鍋。
同學會結束後，大家各奔東西。
「你要去哪裡？」我問同學。
「幫老婆買生日禮物。」同學說。
「喔，你老婆過幾天生日？」
「我老婆上個月生日！」
我們都笑了出來。孩子吵得要吃麥當勞，硬把他拉走，他頻頻回頭說「我們再約吃午飯」。我揮揮手，點點頭，但當然知道，他沒有時間跟我吃午飯。看著他的背影，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我們都會OK。我們走到這一步了，應該就可以再走下去。像螞蟻上樹的粉絲，灰頭土臉，但軟而不斷。像麻辣火鍋的湯頭，久煮不爛，越陳越香。我們會忘掉你的生日，但會補上禮物。我們會遲到，但我們遲早會到。今夜星光燦爛，聖艾摩之火在燒，40處男在街角得到第一個親吻，但願他知道未來的性愛只會越來越少。孩子在哭，爸媽在叫，我們不年輕，也不老，會繼續在迷惑之中，搖啊搖。
我的生日禮物 ‧王文華
爸爸在 2000 年的 12 月 17 日過世，兩年後的今天，我依然收到他送我的禮物。
1998 年 10 月，爸爸的左耳下突然腫了起來，起先覺得是牙周病，後來以為是耳鼻喉的問題，最後才懷疑是淋巴瘤。在此之前，爸爸一向是家中最健康的，煙酒不沾、早睡早起、175 公分、70 公斤。
由於淋巴散佈全身的特性，淋巴瘤通常是不開刀、而用化學治療的。但爸爸為了根治，堅持開刀。七小時後被推出來，上半身都是血。由於麻藥未退，他在渾沌中微微眨著眼睛，根本認不出我們。醫生把切下來的淋巴結放在塑膠袋裏，舉得高高地跟我解釋。曾經健康的爸爸的一塊肉被割掉了，曾經健康的爸爸的一部分被放在裝三明治的塑膠袋裏。
手術後進行化學治療，爸爸總是一個人，從忠孝東路坐車到台大醫院，一付去逛公園的輕鬆模樣。打完了針，還若無事然地走到重慶南路吃三商巧福的牛肉麵。我勸他牛肉吃多了不好，他笑說吃肉長肉，我被割掉的那塊得趕快補回來。化療的針打進去兩周後，白血球降到最低，所有的副作用，包括疲倦、嘔吐等全面進攻，他仍然每周去驗血，像打高爾夫球一樣勤奮。
但這些並沒有得到回報，腫瘤復發，化療失敗，放射線治療開始。父親仍神采奕奕，相信放射線是他的秘密武器。一次他做完治療後，跑到明曜百貨 shopping。回家後我問他買了什麼，他高興地拿出來炫耀，好像剛剛買了一個 Gucci 皮包。「因為現在脖子要照放射線，所以我特別去買了一件夾克，這樣以後穿衣服就不會碰到傷口。」傍晚七點，我們坐在客廳，我能聽到鄰居在看娛樂新聞，爸爸自信地說：「算命的曾經告訴我，我在七十歲之後還有一關要過，但一定過的去。過去之後，八十九十，就一帆風順了。」他閉上眼、欣慰地微笑。
1999 年 4 月，爸爸生病半年之後，他中風了。
我們在急診室待了一個禮拜，與五十張鄰床只用綠色布簾相隔，我可以清楚地聽到別人急救和急救失敗的聲音。「前七天是關鍵期！跟他講話，你們要一直跟他講話。」我跟他講話，他聽得見卻不能回答。我換著尿布、清著尿袋、盯著儀器、徹夜獨白。「你記不記得小學時有一年中秋節你帶我去寶慶路的遠東百貨公司，我們一直逛到九點他們打烊才離開……」我開始和爸爸說話，才發現我從來沒有和他說過話。
爸爸回來了，我不知道他怎麼做到的，但他這小子，真的就回來了。帶著麻痺的半身，我們住進復健病房，腫瘤的治療不得不暫停。任何復健過的人和家人都知道，那是一個漫長、挫折、完全失去尊嚴的過程。你學著站，學著拿球，學著你三歲就會做的事，而就算如此，你還做不到。但他不在乎看起來可笑，穿著訂做的支架和皮鞋，每天在醫院長廊的窗前試著抬腳。
癌症或中風其中之一，就可以把有些人擊垮。但爸爸跟兩者纏鬥，卻始終意興風發。他甚至有興緻去探索秘方，命令我到中壢中正路上一名中醫處求藥，「我聽說他的藥吃個三次中風就會好！」復健、化療、求秘方，甚至這樣他還嫌不夠忙，常常幫我向女復健老師要電話，「她是台大畢業的，我告訴她，你也是台大的，這樣你們一定很配。」
我還沒有機會跟復健師介紹自己，腫瘤又復發了。醫師不建議我們再做化療或電療，怕引起再次中風。「那你們就放棄囉？」我質問。醫師說：「不是這麼講，不是這麼講......」
我知道我的質問的無理，但我只是希望有人能解釋這一年的邏輯。從小到大，我相信：只要我做好事，就會有回報。只要我夠努力，就可以得到我想要的東西。結果呢？那麼好的一個人、那麼努力地工作了一生、那麼健康地生活、那麼認真地治療、我們到最好的醫院、請最好的醫生、全家人給他最好的照顧，他自己這麼痛苦，結果是什麼？結果都是 bullshit！
「還有最後一種方法，叫免疫療法。還在試驗階段，也是打針，健保不給付，一針一萬七。」
免疫療法失敗後，爸爸和我們都每況愈下。2000 年 5 月，他再次中風，開始用呼吸器和咽喉管呼吸，也因此無法再講話。他瘦成 165 公分、50 公斤。床越來越大，他越來越往下塌。我們開始用文字交談，他左手不穩、字跡遼草，我們看不懂他的字，久了之後，他也不寫了。中風患者長期臥床，四小時要拍背抽痰一次。夜裏他硬生生地被我們叫醒，側身拍背。他的光頭靠在我的大腿上，口水沾濕了我的褲子。拍完後大家回去睡覺，他通常再也睡不著。夜裏呼吸器運轉不順突然嗶嗶大叫，我們坐起來，黑暗中最響亮的是他孤單的眼睛。
一直到最後，當他臥床半年，身上插滿鼻胃管、咽喉管、心電圖、氧氣罩時，爸爸還是要活下去的。他躺在床上，斜看著病房緊閉的窗和窗上的冷氣機，眼睛會快速地一眨一眨，好像要變魔術，把那緊閉的窗打開。就算當走廊上醫生已經小聲地跟我們討論緊急時需不需要急救，而我們已經簽了不要的同意書時，他自己還是要活下去的。當我握著他的手，替他按摩時，他會不斷地點著我的手掌，像在打秘碼似地說：「只要過了這一關，八十九十，就一帆風順了。」
爸爸過世後的這兩年，我學到三件事情。第一件叫「perspective」，或是「視野」，意思是看事情的角度，就是把事情放在整個人生中來衡量，因而判斷出它的輕重緩急。好比說小學時，我們把老師的話當聖旨，相信的程度超過相信父母。大學後，誰還會在乎老師怎麼說？因為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樣了，事情真正的重要性就清楚了。在忠孝東路四段，你覺得每一個紅燈都很煩、每一次街頭分手都是世界末日，但從飛機上看，你肝腸寸斷的事情小得像鳥屎，少了你一個人世界並沒有什麼損失。我的視野是爸爸給我的。我把自己過去、現在，和未來所有的挫折加起來，恐怕都比不上他在醫院的一天。如果他在腫瘤和中風的雙重煎熬下還要活下去，我碰到人生任何事情有什麼埋怨的權利？後來我常問自己：我年輕、健康、有野心、有名氣，但我真得像我爸爸那麼想活下去嗎？我把自己弄得很忙，表面上看起來很風光，但我真的在活著嗎？我比他幸運這麼多，但當有一天我的人生也開始兵敗如山倒時，過去的幸運是讓我軟弱，還是讓我想復活？
有了視野，我學到的第二件事是：搞清楚人生的優先順序。30 歲之前，我的人生只有自己。上大學後我從不在家，看到家人的頻率低於學校門口的校警。我成功地說服了我的良知，告訴爸媽也告訴自己：我不在家時是在追求自己的理想，實踐理想的目的是讓爸媽以我為傲。於是我畢業、當兵、留學、工作，去美國 7 年，回來時媽媽多了白髮，爸爸已經要進手術房。當我真正要認識爸爸時，他已經分身乏術。子欲養而親不待，我離家為了追求創意的人生，沒想到自己的人生卻掉進這個最俗不可奈的陷阱。
每個人，在每個人生階段，都可以忙一百件事情，而因為在忙那些事情而從自己真正的人生中缺席。他可以告訴朋友：「我爸爸過世前那幾年我沒有陪他，因為我在忙這個忙那個。」我相信每個人的講法都會合邏輯，大家聽完後不會有人罵你這個忘恩負義的東西。但人生最難的不是怎麼跟社會交待，而是怎麼面對自己。我永遠有時間去留學、住紐約、寫小說、「探索自己的心靈」，但認識父母，只剩下這幾年。爸爸走後，不用去醫院了，我有全部的時間來寫作，卻一個字都寫不出來。我的人生變成一碗剩飯，份量雖多我卻一點都沒有食慾。失去了可以分享成功的對象，再大的成功都只是隔靴騷癢。
我學到的第三件事是：承認自己的脆弱：爸爸什麼都沒做，只是一天晚上坐在陽台乘涼，然後摸到耳下的腫塊，碰！兩年內他老了二十歲。無時無刻，壞事發生在好人身上，你要如何從其中詮釋出正面的意義？每一次空難都有兩百名罹難者，你要怎麼跟他們的家人說「這雖然是一個悲劇，但我們從其中學到了……」？悲劇中所能勉強歸納出來的唯一意義，就是人是如此脆弱，所以我們都應該「小看」自己。不管你多漂亮多成功，不管你多平凡多失落，都不用因此而膨脹自我。在無法理解的災難面前，我們一戳就破。
爸爸在 2000 年的 12 月 17 日過世，這一天剛好是我的生日。他撐到那一天，為了給我祝福。爸爸雖然不在了，但兩年來，以及以後的每一年，他都會給我三樣生日禮物。這三樣禮物的代價，是化療、電療、中風、急診、呼吸器、強心針、電腦斷層、核磁共振。他離開，我活過來，真正體會到：誕生，原來是一件這樣美麗的事。
◎刊載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2002 / 12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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