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提早到了火車站，我搭的列車還有兩個小時才出發，好在有鐵路局及都市計畫局的貼心設計，台北車站地下街大的足以餵飽所有旅人等候的不耐。
英國人是世界上第一個把火車埋在地底下的民族，從此眾多先進國家爭相動自己腳下的腦筋；法國人是世界上第一個把街頭攤販請到室內的民族，而將其發揚光大的卻不在歐洲，今天的日本成了最成功的百貨國家，甚至把百貨搬到月台邊，地鐵商店街就此誕生。台北也有個地下街，不學英國也不屬於法國更非世界上任何地方的翻版，很多人認為他與日本地鐵商店街系出同門，的確，當初確實將日本地下街規格引進台北，然而台灣火車站的經濟模式卻賦予台北地下街在地化的性格，都市計畫官員們也許不想承認，但我看來卻是如此。
台北車站地下街，可以說是台灣商業流派的進化品種。
與其說台灣是世界上最擅於做生意的民族，不如說台灣人總是不讓賺錢的機會從手中溜走，而賺錢的機會從哪來？這又是台灣人一個了不起的本領了。似乎哪裡都有商機，哪裡都能賺錢。台灣的「夜市」是世界最有名的，就是一個從無到有創造規模經濟的最佳實例。沒有人會不同意「人潮就是錢潮」這句話，全世界的生意人總是接著問「人潮在哪裡？」而台灣商人會在說這句話前說「我來創造人潮吧！」然而車站或許不是一個開創人潮的合理範例，車站吸引人潮已是先天條件毋須費心創造，但是台灣的車站經濟確把這個道理發揮極致，這要從台灣鐵路與城市的歷史說起。
台北車站不同於北京東火車站或倫敦國王十字車站，兩者建築的目的不過是將龐大人潮從壅擠市區趕到空曠的郊區逐一疏散，火車站興建之初對於北京與倫敦不過是大都會裡的一個新奇事物罷了，然而車站對台北這個城卻有不同的情愫，台北車站徹底打破了台北的城市性格，原本不過幾十平方里的小城廓因為這個車站有了不同的視野格局，當年在北城門外的台北車站取代了台北城，台北城幾乎下嫁給這座機能性的建築，在往後的百年台北車站代表了台北。
台北車站與台南車站、新竹車站、員林車站並無二異，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中國與日本政府先後興建了縱貫鐵路與花東鐵路，從此確立了台灣的都市面孔，火車站穩居於都市中軸線，人口聚集從車站擴散延伸，鄉村成小鎮，小鎮變都市的故事在這個島上的每一處上演，由海外移向島內的移民社會結構開始有了變化，車站的便利成了最大的誘因，大批移民由海港城鎮移入內陸鐵路交通據點。
台灣的車站經濟於焉誕生。挑著扁擔，推著台車叫賣的小販身影出現在全台灣各大車站，車站是城市的出入口，就像一道窄門吞吶人來人往。而積極進取的台灣人總是不放掉任何機會。
人口結構於二十世紀中葉又有了新的變化，經濟起飛讓台北成了台灣的人口聚集地，台北的都會化也注定了台北車站的與眾不同，它是許多在奮鬥中求生存的台灣人的夢想城堡。請容許我想像當時的景象。
「台北車站到了，請準備下車。」車掌小姐廣播。許多初次來台北謀事的羅漢腳探出頭，他們第一次看到這麼多樓房如跑馬燈在車窗放映，西門町平交道上塞滿了大小車，數不完的商店招牌如難以計數的竄升機會。台北車站是一棟白色建築，永遠塞不下異鄉遊子的鄉愁與徬徨，為生存而來的人們永遠不知道明日身在何處。扁擔與台車在這轉型為店面與攤蓬，就地成了台北最大的綜合市集，前站的忠孝西路總是塞滿計程車與公車，會用響不完的喇叭聲迎接所有台北客，後站鄭州路有一碗五塊錢的牛肉麵以及一晚五十元的便宜旅社供你歇腳，只是你不會想永遠待在這。
我的年紀無緣看到這些景象，純粹還原父執輩嘴裡的記憶。我記憶裡的台北車站形象與今天沒多少差異，就是一棟覆蓋紅色瓦礫的古堡罷了，沒有牛肉麵攤只有百貨公司，沒有便宜旅社只有五星級酒店，捷運完工後聰明的市府官員們一次增建了三條大街：台北地下街、站前地下街、中山地下街，讓不再是車站唯一出口的忠孝西路與鄭州路得以紓緩，人潮移入地底竄動，這裡多了不少服飾店、精品店，便利商店則繼續稱霸車站的每個角落，麵包店、書店、唱片行、遊藝場則是老面孔，要不是地下街禁止使用瓦斯，我相信牛肉麵攤會很有興趣加入新的商業戰局。
大理石與天花點綴的地下街高尚許多，然而它卻不是百貨公司也不是Shopping mall，只是同個經濟遊戲易地競逐，一旦扁擔與台車被趕到了地底下，就是屬於台灣車站經濟的遊戲規則。也許捷運局的官員不想承認，然而就算將東洋規格的管子埋在車站底下，裝的永遠是台灣醬油不會是日本醋。
但那又如何呢？醬油可是比醋餵飽更多的人。
台北車站地下街無所不賣，出一張發票就能買你的未來事。
名為「台北新世界購物中心」的新型地下街，有一個來自日本的新奇玩意，坪數不大產品卻千變萬化，你可以數數看這裡到底有幾間店呢？
鄭州路
攤販被趕到地下去
汽車被趕到天上去
當台北車站不再像個火車站時
地下街復辟了一切屬於台灣人的車站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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